- 抖音小说《尿毒症：爱就在我身边》主角杨俊透析全文小说免费阅读
口述：林晚我叫林晚。写下这些字的时候，窗外的栀子花开了，我活到了第二十五个春天。
医生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我知道，这个奇迹是两个人用命换来的——一个已经不在了，
一个正睡在我旁边，他缺了一个肾，呼吸很沉，像一辆跑累了的老货车，
在梦里还偶尔哼一声，像是在确认我还在。一、妈妈我五岁那年，
第一次听见“尿毒症”这个词。不是医生告诉我的，是我偷听到的。
那天晚上爸妈以为我睡着了，我妈在客厅里压着嗓子说话，
声音抖得像冬天的枯叶：“两个肾都不行了，她才五岁。”我爸没说话。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要不……就保守治疗吧。
”我妈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保守治疗就是等死！她才五岁，她还没上小学，还没见过大海，
还没穿过婚纱，你让她等死？”我爸没有再说话。后来他就不见了——不是一下子消失的，
是一点一点从我们的生活里退出去的。先从饭桌上，再从电话里，再从我的家长会签到本上，
最后连心里那点位置都没了。我妈辞了工作，带我跑遍了全省的医院。
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各家医院的肾源排期、专家门诊时间、偏方、病友推荐的中医。
那本笔记本被她翻得起了毛边，里面夹着各地的火车票、挂号条、缴费单，厚厚一沓，
像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生命。她每天打三份工——凌晨四点去超市理货，
上午去一户老人家做保洁，晚上去医院做陪护。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凌晨三点到家，
鞋都不脱就倒在沙发上。我当时才七岁，但已经会自己热饭了。我端着碗蹲在她旁边，
看她眼下的乌青像两块淤血，小声说：“妈，你休息会儿吧。”她闭着眼睛，嘴唇动了动，
说：“宝，妈妈不累。”那声音小得像是从梦里飘出来的。我后来才明白，她不是不累，
是不敢累。她怕一停下来，那个叫“希望”的东西就会从指缝里溜走。
后来她不知道从哪里联系上了黑市。那年我九岁，她带着三十五万现金——卖房子剩下的，
加上借的、攒的，捆成一沓一沓的，
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塞在背包里——背着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发着高烧，
迷迷糊糊地靠在她背上，听见她的心跳很快，像擂鼓。车窗外面的灯光一盏一盏往后退，
像流水，像眼泪，像抓不住的任何东西。
下车的时候她的肩膀被背包带勒出了两道紫红色的血印，深得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她没吭声，
把我往上托了托，说：“宝，到了。”那是个很旧的小医院，走廊上站着抽烟的男人，
地上有烟头和不明成分的水渍。没有无影灯，没有正规手术室，墙角堆着几个破纸箱，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霉味混在一起的气息。我妈站在走廊里跟人谈价钱，
声音很急但很稳：“五十万我都有，一分不少，你保我女儿平安。”那个男人笑了一下，
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说“放心”。我妈后来告诉我，签同意书的时候她手抖得握不住笔，
纸上写的什么她根本没看。但她不敢让我看见。她在我面前永远是一堵墙，风吹不动，
雨打**。可那堵墙也是肉做的，也会疼，也会倒。手术成功了。
我身体里装进了一个陌生人的肾。它小小的，温热的，像一个被塞进肚子里的救命稻草。
我从麻醉中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妈的脸——她趴在我床边睡着了，
一只手还紧紧握着我的手，掌心有厚厚的茧，硌得我手疼。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
落在她的白发上。她才三十七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妈继续打工还债，脸色越来越差，咳嗽的时候纸巾上全是血。我跟她说去医院，
她说“没事，就是累了”。她从来不买新衣服，一条裤子穿到膝盖发白，
鞋底磨穿了垫两层纸壳继续穿。但我的抗排异药一顿都没断过。那药一个月好几千，
她每次都把药盒拆开，
把里面的说明书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抽屉里——她说以后要攒起来给我看，
证明她这辈子没白忙。我没等到看那些说明书。我十一岁生日那天，她破天荒地早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个小蛋糕，上面只有一朵奶油花，被塑料袋闷得歪歪扭扭的，奶油化了一点，
像在流眼泪。她点了一根蜡烛，让我许愿。我闭着眼睛说：“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睁开眼的时候她哭了，连忙用袖子擦眼睛，袖子已经擦过太多次了，湿漉漉的。
她说：“傻孩子，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那年冬天，她倒在了超市的货架旁边。肝癌晚期。
医生说她的肝功能差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长期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肝早就撑不住了。
她在医院只住了十天就要回家，不是不想治，是没钱了。她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
指甲盖都是灰的，说：“宝，回家吧，妈妈想睡自己的床。”回家后的第三天夜里，
她起床上厕所，摔倒在走廊上。我听见声音跑过去，她躺在地上，嘴角有血，但还在对我笑。
那个笑容我记了十几年——不是开心，不是释然，
是一种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只把甜留给你的笑。“宝，”她说，
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妈妈可能看不到你长大了。”我抱着她拼命哭，
眼泪滴在她的脸上、头发上、衣领上。她的手指慢慢摸上我的脸，粗糙的指腹划过我的颧骨，
像在抚摸一件很容易碎的东西。她说：“别哭，妈妈给你换了个肾，你要好好珍惜。
以后要好好吃饭，好好吃药，好好活着。”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妈走的那天，
天空灰得像没洗过的旧床单。我跪在灵堂前没有哭。不是不难过，
是我觉得眼泪应该留到以后，留到每一个没有她的明天。那些明天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我知道没有人会在前面等我了。二、沈越后来的日子，
靠着低保和妈妈的抚恤金，我读完了小学，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
我把每一天都当成偷来的——因为那个肾本来就不是我的，是我妈用命换的。
我每个月去医院抽血复查，每天吞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手臂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
像一幅被乱涂乱画的画。高中的时候，我认识了沈越。他坐在我后排，高高瘦瘦的，
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像挂在天边的两只小船。
他会在我痛经的时候悄悄把热水袋塞进我书包，会在下雨天把伞让给我自己淋回去，
会在考试前把笔记复印一份给我，字迹工工整整的，比我的作业还干净。他跟我表白那天，
晚自习停电了。整栋教学楼陷入黑暗，有人尖叫，有人大笑，有人在黑暗中偷偷接吻。
教室里的蜡烛是班长点的，一共三根，昏黄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很温柔，像老电影里的镜头。
他说：“林晚，你总是一个人，我想陪你。”我多想告诉他：你不能陪我，
我的身体里有一个别人的肾，我每天都要吃药来骗过自己的免疫系统，我可能活不长，
我不能生孩子，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可我没说。我太想被爱了。
那种渴望像干渴了一万年的土地，哪怕一滴雨都会让它长出疯草，
哪怕那草最后会烂根、会枯萎，我也想要那一场雨。我们在一起三年。三年里他对我很好，
好到我觉得自己可以假装正常。他带我去吃烧烤，
虽然第二天我的指标就会变差；带我去河边放风筝，风大的时候他会从后面抱住我，
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在我复查的时候在诊室外等着，我一出来就问“怎么样”。
我说“没事”，他就信了。他什么都信。他信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一副普通的身体，
会和他一起普通地老去。高二那年夏天，他表姐生了一个小孩。他把孩子的照片发给我，
肉嘟嘟的一团，闭着眼睛，拳头攥得紧紧的。他配了一行字：“好可爱，我们以后也生一个。
”就这一句话，我把命搭上了。我查了资料。器官移植患者怀孕风险极高，
怀孕会让肾脏不堪重负，可能导致肾衰竭；抗排异药物可能对胎儿有致畸作用。
但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停药一段时间也能成功，生完孩子再恢复服药，孩子健康，
大人也还好。我自动忽略了那些失败的案例，只看到了成功的。人就是这样，
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我太想要一个和沈越的孩子了。
一个眼睛像他、笑起来弯弯的孩子，
一个健康的、不需要吃药、不需要透析、不需要欠任何人命的孩子。
一个能证明我不是残缺的女人、不是那个只能靠别人施舍才能活下去的废物的孩子。
我开始偷偷减药。一天两次改成一天一次，然后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
我把省下来的药藏在一个维生素瓶子里，塞在书桌抽屉最里面。每次看到那个瓶子，
心里都有个声音说：再坚持一下，等怀上宝宝就好了。那个声音太小了，盖不住另一个声音。
另一个声音是我妈的，她在说：“宝，你要好好吃药。”我把那个声音关掉了。两个月后，
我怀孕了。验孕棒上两条线，我又哭又笑，蹲在厕所地上浑身发抖。
我给沈越发消息：“越越，我想见你。”他很快回了：“好。”那天我们在操场的台阶上，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把验孕棒递给他。他先是一愣，然后猛地抱住我，
抱得那么紧，像是要把我揉进骨头里。他笑得像个傻子，眼睛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他说：“真的吗？我们有宝宝了？”我点头，把脸埋进他胸口，心里说：妈，我要当妈妈了。
可我忘了，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我开始发烧，低烧高烧交替着来，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
腿肿得裤子都穿不进去，小便又少又浑浊，像洗过毛笔的水。我不敢去医院，
我怕医生让我恢复吃药，怕我的孩子保不住。我每天都在心里跟那个小小的生命说话：你乖，
妈妈没事，妈妈撑得住。怀孕第九周，我去了沈越家。开门的是他妈妈，脸色很不自然，
像吞了一只苍蝇。我走进去，沈越的房间门半开着，床上坐着一个女孩——我的闺蜜，
许小禾。她穿着沈越的T恤，头发湿漉漉的，刚洗完澡的样子。沈越站在旁边，
像做错事被当场抓住的小孩，脸色煞白。他说：“小晚，你听我解释……”许小禾低着头，
不敢看我。她的头发还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我妈给我买的床单上。我没说话。
我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不是愤怒，是一种比愤怒更冷的东西——那是绝望。
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我，是我忽然明白，我为了这个男人停了药，
毁了自己和妈妈用命换来的肾，而他在我怀孕的时候上了我闺蜜的床。我转身想走，腿一软，
倒在了地上。倒下去的时候头磕在门框上，很疼，但那疼和我心里的疼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恍惚中我听到沈越在喊我，许小禾在尖叫，有人在打120。我闭着眼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我好蠢。醒来的时候在医院。
赵医生——跟了我十几年的主治医生——拿着化验单，手在抖。她的眼眶是红的，嘴唇在抖，
像有一肚子的话不知道该从哪里骂起。最后她说了一句：“林晚，你的肌酐一千三。
你妈妈当年给你换的那个肾，已经废了。”我看着天花板，没哭。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
嗡嗡地响，和我小时候透析室里的那盏一模一样。我想起我妈咳血的样子，想起她说“宝，
你要好好珍惜”，想起她背着我赶火车时肩膀上的血印，
想起她在黑市走廊里跟人说“你保我女儿平安”，
想起她倒在地上的时候嘴角还有血、但还在对我笑。妈，我对不起你。
我用你一条命换来的肾，去换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三、杨俊沈愈发过消息，
许小禾发过消息，我一个都没回。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全删了，
把那些照片、纸条、电影票根全部装进一个纸箱里，用胶带封了三层，塞到床底下。
我重新回到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透析的日子。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
血液从身体里抽出来，洗干净了再送回去。血泵嗡嗡地转，像一台永远不会停的搅拌机，
把我的时间一点一点搅碎。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等死而已。
老房子的窗台上我妈种的栀子花早就枯了，干硬的土里连根草都没有。我没有再种新的，
觉得种了也是白种，反正我等不到它开了。直到我遇见杨俊。那天下雨，我从透析中心出来，
浑身软得像一团棉花，扶着墙慢慢往外走。雨不大，但很密，像针一样扎在脸上，
扎在我扎满针眼的手臂上。我低着头走到医院急诊门口，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他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全身都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像一只淋了雨的流浪狗。
他站在灯牌下反复看一张纸，看得很认真，雨水顺着纸角往下淌，他也不擦。他的眼神很散，
像好几天没睡觉，眼底下一片青黑，嘴唇干裂得起皮。他看到我走过来，抬起头。
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的那种红，是熬夜熬的。他张了张嘴，
声音沙哑得像是嗓子里灌了砂子：“请问……肾内科在哪里？我爸爸叫杨德厚，肾衰竭，
别的医院转过来的。”我带他找到了赵医生。他在里面谈了二十分钟，
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鼻尖也是红的。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他，因为我走不动了，
得缓一会儿。他走过来坐到我旁边，隔了一个座位的距离。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他才开口：“赵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了。我爸年纪太大，
身体也不好，不能换肾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太轻了，“会好的”太假了，
“节哀”太早了。我比谁都懂这种心情——站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医生说“不行了”，
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把你脚下的地抽走了，你往下掉，但永远掉不到底。我只是坐在那里，
陪他听了一会儿雨声。后来他站起来，我才发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保温袋。
他说给他爸熬了汤，想带给他喝。我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半，探视时间早就过了。
他站在那里，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了事、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小孩。我说：“你爸住几床？
我明天帮你带给他。”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光，像是诧异，
又像是感激。“你为什么要帮我？”“不为什么，”我说，“我闲着也是闲着。”第二天，
我把汤带给了杨德厚老人。他很瘦，比我爸老多了，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但笑起来很和善，
牙齿掉了几颗，剩下的也是黄的。我把汤倒在碗里，他喝了第一口就愣了一下，说：“好喝。
”第二口的时候眼眶红了，说：“我儿子从来没熬过汤。”我在病房里帮他**浮肿的腿，
一边按一边跟他聊天。他跟我说他以前是个木匠，手艺好得很，
整个县城的人家都请他去打家具。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供杨俊读大学，
儿子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杨俊是下午来的。
他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他爸削苹果，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扎满针眼的手臂上。
他站在病房门口看了几秒，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感激、意外、不好意思，
还有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他在走廊上拦住我，说：“你真的来了。谢谢。”“不用谢。
”我把苹果递给他，“你爸血糖有点高，苹果一天最多一个。”从那以后，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身边。不是刻意的，就是“刚好”在透析室外等我，
“刚好”带了一杯热豆浆，“刚好”多了一条毯子。那毯子是灰色的，
超市货架上最普通的那种，但很软。我从来不用别人送的东西，但那一条我留下了。
有一次他来早了，透析还没结束。我从透析室的门上那块小玻璃往外看，看到他站在走廊上，
从门缝往里看。我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两臂连着管子，血液在透明的管子里缓缓流淌，
经过那台嗡嗡响的血泵。他看到我了，但可能没认出我——我的脸被口罩遮住了一大半。
他就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厕所。后来护士告诉我，他在厕所里待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他以为没人看见。但他忘了，透析室的走廊上有监控。
四、那个冬天杨德厚老人是腊月二十三走的。小年。那天我在病房陪他，给他喂了几口粥，
他精神突然好了很多，跟我说了好一会儿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去河里游泳，差点淹死，
被一个路过的大叔一把揪上了岸。他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做了多少家具，
是养了一个孝顺的儿子。他说：“小姑娘，你是个好人。
我们家杨俊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媳妇，我就放心了。”我笑着说：“爷爷你别乱说。
”他笑着笑着就闭上了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把被子往上掖了掖。过了十几分钟，
监护仪突然开始报警，心率从七十掉到四十，然后是三十、二十、零。
那一声长长的“滴——”像一把刀子，把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切开了。我按了铃，
护士和医生冲进来。推车的声音、指令的声音、脚步声，乱成一锅粥。杨俊赶到的时候，
他爸已经走了。他跪在床边，握着他爸的手，没有哭出声。肩膀一耸一耸的，
喉咙里发出很低很低的声音，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雪地里呜咽。我蹲在他旁边，
不知道该说什么，把一只手放在他背上。他的身体在抖，抖得很厉害，像风中的树叶，
像冬天没有开暖气的房间，像那年我妈走的时候我的身体。后事是我帮他料理的。
选遗照、写讣告、联系殡仪馆。他拿着他爸的身份证，手抖得对不准复印机的扫描口。
我从他手里拿过身份证——很轻，一张卡片而已，但对他来说像有千斤重——帮他复印好，
又带他去办了死亡证明。他对我说：“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你以前也会帮我的，你帮我带过豆浆和毯子。”葬礼那天来了十几个人，
大部分是亲戚。杨俊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黑色大衣，袖口别着一朵白花。
他讲话的时候声音很稳，讲他爸当木匠的故事，讲他小时候坐在他爸的膝盖上看他刨木头，
刨花卷成一圈一圈的，像春天的藤蔓。他讲到最后一句“爸，你放心走吧，
我会好好的”的时候，声音终于碎了。我站在最后一排，没有上前。散场的时候，
他穿过人群走过来，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鼻尖红红的。他看着我，看了好几秒，
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林晚，让我照顾你吧。”我愣住了。
“你不用马上回答，”他说，声音还带着哭腔，“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事。但我想告诉你，
从你第一次带我找到赵医生，从你给我爸削那个苹果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的身体那么差，你还来照顾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老人。你经历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你还愿意对别人好。”“你听我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所有的勇气都吸进肺里，
“我知道你的病。你的肾已经不行了，你可能要一直透析，可能……可能时间也不会太久。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在乎。我只想在你剩下的每一天里，陪着你。不是同情你，
不是报答你。是我喜欢看你坐在病床边给老人读报纸的样子，
喜欢你在面馆里给我画肾功能图的样子，
喜欢你连自己的命都抓不住、却拼命想抓住别人命的样子。”走廊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哭，
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推着平车小跑。我们站在那里，像两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
靠着彼此才能站直。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我只是往前走了一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他的肩膀很宽，骨架很大，但没什么肉，硌得我太阳穴疼。我感觉到他的手慢慢抬起来，
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后脑勺上。那天晚上，他搬进了我的老房子。
他把那条灰色的毯子铺在沙发上，说从今天起要睡这里。我给他拿了妈妈的枕头——干净的，
晒过太阳，上面还有淡淡的洗衣粉味道。他躺下去，不到三分钟就睡着了，呼吸很沉很匀。
我坐在旁边看了他很久，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
像在梦里也在想着什么心事。我想伸手去抚平那道皱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怕吵醒他。这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厨房里有声音。
我走过去，看到他穿着我妈以前的围裙，粉红色的，上面印着几朵褪色的花。围裙太小了，
勒在他身上像一个滑稽的肚兜。灶台上在熬粥，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旁边的碟子里切好了咸鸭蛋和腐乳，咸鸭蛋切得不齐，有一半流了黄，
腐乳是一整块放在碟子中间的，像个孤零零的小岛。他看到我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你得多吃蛋白质，但不能太多，赵医生说要控制量。我在网上查了，鸡蛋清最好。
”他还真的认真研究了。我坐在餐桌前，看着他忙忙碌碌的背影，
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在厨房里围着一口锅转来转去，
嘴里念叨着“宝，今天炖了排骨，多吃一点”。我想哭，但我忍住了。我说：“杨俊，
你煮的粥太稠了。”他说：“明天我放多点水。”第二天粥果然不稠了，但他又把盐放多了。
第三天，咸淡正好。他就是这样，什么都能学，什么都愿意学。五、疫情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像一杯温热的白开水，没有味道，但能解渴。他每周三次送我去透析，每次提前半小时到，
把透析室那张床铺好毯子，然后把我的拖鞋摆好，方向朝着床尾，方便我下床的时候直接穿。
透析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有时候拿着手机研究肾病护理的视频，有时候就发呆。
我做完透析出来，血压低得站不稳，他就把我整个人捞起来，让**着他，等那股眩晕过去。
他学会了我所有的药。
什么时间吃、饭前还是饭后、和什么药不能一起吃、漏吃了怎么办、吃多了怎么办，
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建了一个表格，每天打卡，一天都没漏过。
有一次我忘了吃晚上的药，刚躺下他就把我摇醒了，举着药片和水杯站在床边，
说：“还没吃药呢，你这个小笨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以为最苦的时候已经过了，
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了。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新闻里突然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
屏幕上的数字地图一点一点变红，像正在滴血的伤口。杨俊从厨房探出头来，说：“怎么了？
脸色这么白。”我说：“封城了。”他擦擦手走过来，看了一眼电视，沉默了几秒。
“你的透析怎么办？”我的心沉了下去。
每周三次的透析是维持我生命的唯一方式——停了透析，体内的毒素会迅速累积，
高钾血症、心力衰竭、尿毒症脑病，每一件都能要了我的命。
而透析中心是医院里除了发热门诊之外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病人聚集，免疫力低下，
一个感染就可能全盘皆输。第二天，赵医生的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疲惫极了，
像是好几天没合眼：“林晚，情况你也看到了，透析不能停，但风险你自己要清楚。
能来的话，尽量来，路上做好防护。”我们没有口罩。那个时候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药店的货架空了，网上也全部缺货，朋友圈里有人在卖N95，一只五十块钱，我们买不起。
杨俊翻遍了老房子，在角落里找到了我妈以前留下的几个一次性口罩，
还是2017年生产的，已经过期了。他把口罩对着灯照了照，说：“能用，比没有强。
”大年初三，第一次疫情透析。那天早上，杨俊骑着他那辆破电瓶车来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