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勇厂里要调动、全家搬去城里的消息,在家里已经热热闹闹传了好几天。从早到晚,
屋里说的、聊的、盘算的,全是进城以后的好日子。烧煤不用上山,吃粮有国家供应,
出门是柏油路,住的是砖瓦房,再也不用在黄土地里刨食,再也不用看天吃饭。
几乎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即将跳龙门的兴奋里,喜气洋洋,满眼都是盼头。唯独邹颖,
像是整个家里最后一个被通知、也最不被当回事的外人。大姐早就凭推荐上了大学,
户口早已迁出,有国家供养,自然不用跟着一起折腾;二姐邹兰稳稳攥着接班名额,
铁饭碗端得结实,只等手续一办,就是堂堂正正的工人,
吃商品粮、领固定工资、领粮票布票,一辈子不用沾泥土;底下的妹妹和弟弟年纪还小,
是爹娘心尖上疼着宠着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要带在身边,舍不得丢下半步。一家六口人,
掰着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刚满十八岁的邹颖,
成了那个最多余、最带不走、最可以被随手丢下、最可以毫不犹豫牺牲掉的人。没有身份,
没有工作,没有依靠,没有价值。留着,是累赘;带着,是麻烦;安排,是多余;不管,
是理所当然。这些话,没人明着说出口,可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闲聊、每一次不经意的忽略,
都在明明白白告诉她:你不在我们的未来里。那天晚上,屋里只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
灯光微弱,照得人影忽明忽暗。一家人围坐在桌边,热火朝天地商量搬家的事情,
你一言我一语,满屋子都是奔向好日子的喜气。母亲坐在炕边,叠着攒了好几年的衣裳,
语气里全是向往:“到了城里就好了,烧煤不用上山砍柴,吃粮有供应票,
再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弟妹年纪小,不懂什么调动、户口、工作,
只知道城里有糖吃、有新鞋穿、有热闹看,叽叽喳喳围在娘身边,问个不停。
娘笑着一口答应:“有,都有,到了城里都给你们安排。”二姐邹兰坐在屋里最亮的地方,
腰杆笔直,脸上藏不住的得意。她现在是家里的功臣,是将来的工人,是全家进城的依仗,
连说话都多了几分底气。父亲邹大勇坐在正中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红光满面,
只觉得一辈子熬出了头,老了还能带全家进城,在村里人面前彻底抬头,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屋子人,喜气洋洋,各有各的盼头,各有各的去处。只有邹颖,
一个人缩在最角落、最阴凉、离灯光最远的地方。她手脚冰凉,一颗心像是泡在冰水里,
冻得发麻发疼,连呼吸都带着冷意。她在等。安静地等,卑微地等,忐忑地等。
等有人忽然看向她,等有人忽然想起她,等有人轻声问一句: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跟着走?
你想不想复读?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怕不怕?只要一句。只要一句关心,她就可以说服自己,
家人不是真的要抛弃她。可没有人问。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
把她放进这场关于未来的规划里。仿佛她根本不存在。
仿佛她只是一件摆放在角落里、无关紧要的旧家具。不知过了多久,
父亲邹大勇像是聊完了所有正事,安排好了所有人的去处,才漫不经心瞥到角落里的她。
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轻飘飘扔给她几句话,
轻飘飘得像一阵风:“你十八了,成年了,能自己顾自己了。这次调动名额有限,
带不了那么多人,你就留在这边,先自己过。”轻得不值一提。可落在邹颖耳朵里,
却像千斤巨石,狠狠砸在她心上,砸得她眼前一黑,几乎喘不上气。名额有限。
带不了那么多人。你成年了。你自己过。每一句,都在明明白白告诉她:你被丢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