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远把辞职信打印出来的时候,打印机卡了一下纸。他把卡住的那张抽出来,
揉成团丢进纸篓,重新打了一张。A4纸吐出来的瞬间,他闻到一股淡淡的臭氧味,
像雷雨前的空气。这张纸他排了三版版式,调了两次字号,最后用了最标准的宋体小四,
行间距一点五倍。标题写了“辞职申请”四个字,正文只有一行: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现有职务,请予批准。落款,日期。干净得像一份体检报告。他把纸对折,
装进信封,走到部门总监办公室门口,敲了三下。“进来。”总监老周正在看手机,
桌上摊着一份没吃完的三明治,生菜叶子蔫在保鲜膜上。方远把信封放在桌上,
老周瞥了一眼,没有立刻拿起来,而是先把手机关了屏,扣在桌上,然后才拿起信封,
抽出那张纸,扫了一眼,又放回去。“找好下家了?”“没有。”“想好了?”“想好了。
”老周靠回椅背,椅子发出一声吱呀。他今年四十六岁,在这家公司干了十二年,
从基层做到总监,肚腩三层,发际线退到了头顶。他看了看方远,叹了口气,
那种叹气不是惋惜,更像是一种过来人的疲惫。“你在我手下三年,活儿干得不错,
不是客套话。你要走,我拦不住,但你听我一句劝,”老周把信封推回来,
“下家找好了再走。现在外面行情不好,你不是不知道。”方远把信封又推了回去。“周哥,
谢谢。但我真的想好了。”老周盯着他看了两秒,把信封收进了抽屉。“行吧。一个月交接,
你把手头的项目文档整理一下,下周开始跟小王做知识转移。”他顿了顿,
“晚上部门吃个饭,我请客。”方远点头,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
声音很大,在跟客户解释为什么需求做不了。“张总您听我说,这个功能不是不能做,
是技术上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方远从那人身边经过的时候,那人看了他一眼,眼神涣散,
嘴唇干裂,像是已经打了很久的电话。方远跟他点了点头,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的工位在开放式办公区的角落,靠窗,窗外是北三环的车流。桌上摆着一盆绿萝,
是入职那天行政发的,养了三年,藤蔓已经垂到了桌面上。一个马克杯,
杯壁上印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是大学同学送的,他一直没换过。一个显示器,
键盘,鼠标,一本翻到一半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书签是一张登机牌,
去年飞成都出差留下的,目的地那一栏已经模糊了。他坐下来,开始整理文档。
D盘里有个文件夹叫“工作”,里面有三十七个子文件夹,
命名规则从最早的“项目_初稿”到后来的“项目_v12_final_真的最终版”,
混乱得像个精神病人的病历。他把这些文件夹一个一个点开,
把有用的文件拖进一个新的文件夹,命名为“交接”。这个过程比他想得要漫长,
因为每一个文件都像一个路标,指向某一段他已经忘记了的时间。2019年3月,
他刚入职,做的第一个需求是优化注册页面的验证码样式。那个时候他充满了干劲,
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周末也来公司,不是因为有做不完的事,
而是因为他觉得坐在工位上就是一种态度。他会在周五的晚上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戴着耳机写代码,窗外是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他觉得那些灯里有一盏是他的。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是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在这里扎根,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窗口,
会在深夜里亮着灯,会有一个人在等他回家。后来那盏灯一直没有亮起来。
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他发现,即使买了房,即使落了户,即使在这座城市待了十年,
他依然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比如在电梯里听到旁边的人说北京话,
比如在出租车上跟司机聊到老家,比如过年回来发现公司楼下的煎饼果子摊换了一个老板。
那种感觉像一粒沙子硌在鞋里,不至于走不了路,但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他整理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大学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是十年前在宿舍拍的合影。六个人挤在镜头前,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叼着烟,有的做着鬼脸,
眼神里全是一种愚蠢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光。照片下面有人回复:“靠,那时候真年轻。
”另一个人说:“谁还记得大二那个冬天,我们半夜翻墙出去吃火锅,
方远翻的时候裤子被铁丝挂破了,第二天穿着破裤子去上课,被全班笑了一个星期。
”方远看着那张照片,试图认出每一个人。他自己站在最左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
头发很长,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他旁边是李牧之,现在在杭州做公务员,已经秃了。
然后是赵磊,在老家开了个餐馆,去年离了婚。然后是周正,听说去了非洲做工程,
很久没有消息了。再然后是陈嘉豪,最后一个名字他想了很久才想起来,叫孙浩。
他已经跟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断了联系。不是刻意疏远,而是生活像一条河流,
把每个人冲到了不同的方向,有些支流汇入了更大的河流,有些支流干涸在了半路上。
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下班前,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喜悦,好像接到儿子的电话是一件需要感恩的事情。“妈,
我跟你说个事。”“什么事?”母亲的声音立刻紧张起来。“我把工作辞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这三秒钟里,方远能听到母亲的心跳,虽然他明明听不到。
“为什么呀?”母亲的声音还算平静,但那种平静是刻意维持的,
像一只手在水面上压住一个快要浮起来的球。“想休息一阵子,太累了。
”“那……你找好下家了吗?”“没有,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不着急工作。”“不着急?
你都三十一了,还不着急?”母亲的声音终于浮了起来,“你爸在你这个年纪,
都已经当了五年厂长了。你倒好,工作说辞就辞,下家都不找,你这叫什么事?
”方远闭上了眼睛。他已经预演过这段对话,在脑子里排练了无数遍,就像准备一场演讲。
但真正面对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胸口发闷,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不上不下。“妈,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能安排。”“我没说你是小孩子,我就是担心你。
你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没房没车没对象,现在连工作都没了,你让妈怎么不担心?
”“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有存款。”“存款能撑多久?坐吃山空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一休息就什么都不想干,到时候连门都不出……”方远没有说话。
他听着母亲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地说着,声音像一条河,从他耳边流过,带不走任何泥沙。
他想起小时候,每次考试没考好,母亲也是这样,坐在他旁边,一遍一遍地说,你要用功,
你要努力,你不能像你爸那样。他那时候不知道“像你爸那样”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
父亲在他三岁那年下岗了,之后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份正经工作。母亲一个人撑了二十年,
撑到了他大学毕业,撑到了他找到工作,撑到了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但他知道母亲从来没有松过那口气。她的手里一直攥着那根绳子,攥得指节发白,不敢松开,
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觉得他一松手就会掉下去的人。“妈,”他打断了她,
“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一个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向你保证,
到时候我一定重新找工作,行不行?”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母亲叹了口气,
那种叹气声很轻,但方远听得一清二楚,像一个气球慢慢漏气的声音。“那你回来住几天吧,
”母亲说,“我给你做红烧肉。”“好。”二方远是坐高铁回去的。北京到老家,
高铁四个半小时。他本来想买绿皮火车的硬卧,想体验一下慢的感觉,但查了一下时间,
要十七个小时,最后还是买了高铁。他觉得自己连慢下来这件事都做得不够彻底,
像一个人说要戒烟,结果从一天一包减到了一天半包,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巨大改变,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车厢里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背包放在腿上。
背包里装着一本书,一个充电宝,一件换洗的T恤,还有一包没拆封的红塔山。
他已经戒烟三个月了,这包烟是辞职那天买的,放在包里,没有打开,像一种仪式性的存在,
提醒他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列车启动了,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楼房变成了稀疏的村庄,
从灰色的水泥变成了绿色的田野。方远把耳机戴上,随机播放了一首歌,
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他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从大学听到现在,
每听一次都觉得不一样。大学的时候听,觉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是一种憧憬,是对未来壮阔人生的想象。现在听,觉得那是一种总结,
是对已经逝去的所有可能的哀悼。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邻座是一个年轻女孩,
大概二十出头,一直在打电话,声音不大,但方远的耳机隔音不好,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
“妈,我找到工作了……对,在朝阳区……工资还行,六千,
转正后能到八千……我知道不高,但我刚毕业嘛,慢慢来……嗯,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放心……”方远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女孩的侧脸很稚嫩,皮肤白皙,
鼻梁上有一小片雀斑,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但眼睛里没有笑意。
她挂了电话之后,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
像一栋被抽走了承重墙的房子。方远想跟她说点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告诉她工资低是正常的,慢慢会涨的?
他自己刚辞了工作,连下家都没有。告诉她北京是一座孤独的城市,要做好心理准备?
也许她早就知道了,也许她比他知道得更清楚。车到济南的时候,上来一个中年男人,
拎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在过道里找了半天座位,最后坐在了方远对面。
男人把编织袋塞进座位底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煮鸡蛋和一根黄瓜。
他剥鸡蛋的时候很小心,把蛋壳剥得碎碎的,一点点地揭下来,像在拆一件精密的仪器。
“小伙子,去哪儿?”男人咬了一口鸡蛋,含糊不清地问。“终点站。”“回家?”“嗯。
”“在外头打工?”“嗯。”“在哪儿打工?”“北京。”男人点了点头,咀嚼了一会儿,
咽下去。“北京好,大城市,挣钱多。”方远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陌生的男人解释,北京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好,
挣钱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而所谓的大城市,
不过是一个把所有人的孤独都放大了一万倍的地方。“我儿子也在外头打工,”男人说,
掰了一小块鸡蛋喂给方远,方远摆了摆手,他自己吃了。“在苏州,电子厂,
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寄回家四千。去年刚在镇上买了房,贷了三十万,慢慢还呗,
反正还年轻。”男人的语气里有一种朴素的满足感,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方远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比他富有得多。不是钱的问题,是这个男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他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一个可以量化的未来,一条笔直的、不打弯的路。
而方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或者说,他曾经知道,但走着走着就忘了。
火车在下午五点半到达了终点站。方远拎着背包下了车,站台上稀稀拉拉几个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和尘土味,熟悉得像一种本能。他出了站,打了一辆出租车,
说了家里的地址。司机是个老头,头发花白,车载收音机里放着一档健康讲座,
正在讲高血压的防治。方远看着窗外,街道两旁的店铺换了一批又一批,
有些招牌还是他上大学时候的样子,有些已经变成了他不认识的品牌。
这座城市在缓慢地变化着,像一个人的衰老,每天都看不出来,但隔几年再看,
已经判若两人。车停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方远付了钱,拎着背包上楼。
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他用手机照着亮,一级一级地爬上去。五楼,右手边,
防盗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上联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下联是“万事如意步步高”,
横批“吉星高照”。他按了门铃,里面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
围裙上沾着油渍,手里还拿着锅铲。“回来了?”母亲说,语气平淡得像他昨天才出过门。
“回来了。”他换了鞋,走进屋里。客厅的茶几上摆着水果,苹果、香蕉、橘子,
摆得整整齐齐,像一件工艺品。电视开着,放着一档相亲节目,男女嘉宾正在牵手,
背景音乐是那种甜腻的流行情歌。厨房里飘来红烧肉的香味,混着八角、桂皮和老抽的气息,
浓烈得像一记拥抱。“先去洗手,马上吃饭。”母亲说完就转身回了厨房。方远走进卫生间,
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出来,冰冷刺骨。他洗了手,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三十一岁,短发,眼袋很重,嘴角微微下垂,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领口有些松了。
他盯着镜子看了几秒,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一个长得跟他很像但神情完全不同的陌生人。
这个人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在这里?“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方远擦了手,走进餐厅。桌上已经摆好了四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
母亲端着一碗米饭走过来,把饭放在他面前,又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肥瘦相间,皮色红亮,
颤巍巍地堆在米饭上。“多吃点,瘦成这样了。”母亲说着,自己也坐了下来,
但没有动筷子,而是看着他吃。方远咬了一口红烧肉,肉质酥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他嚼着嚼着,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不是因为好吃,
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一口像样的饭了。在北京的那些年,
他吃的是外卖,是便利店的便当,是公司楼下三十块钱一份的套餐,
是深夜加班时泡的一碗面。那些食物填饱了他的胃,但没有喂饱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一直在饿,饿一种他不知道名字的东西。“好吃吗?”母亲问。“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母亲终于动起了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啃得很慢,
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母亲问了工作的事,方远说辞了,母亲没有追问原因,只是说“辞了就辞了,
在家多待几天”。父亲在客厅看电视,偶尔传来一阵笑声,不知道是相亲节目里的什么桥段。
一切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个普通的周末,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像方远从来没有在北京待过十年,
像他从来不曾经历过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漫长的会议、那些无用的争吵、那些无声的崩溃。
但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那些经历像一层透明的薄膜,覆盖在他身上,看不见,但摸得到,
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那种紧绷的、不透气的感觉。吃完饭,方远帮母亲收拾了碗筷。
母亲洗碗的时候,他站在旁边擦碗,两个人没有说话,但配合得很默契,
像一个合作了很多年的团队。这种默契让他想起苏晚——前女友苏晚,分手已经两年了。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一起做饭,一个人切菜,一个人炒菜,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
一个人在旁边打下手。那种感觉很好,好到他曾经以为那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后来苏晚说,
我们不合适。不是因为不爱了,是因为不合适。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
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方远没有挽留,因为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他们确实不合适,
就像一双鞋,好看,但磨脚,走得越远越疼。分手那天,苏晚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
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门。方远站在阳台上,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开走了,
尾灯在夜色中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北京的车流里。他哭了,但只哭了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他擦了眼泪,洗了脸,坐到电脑前,打开了一个需求文档,
开始写第三版的产品方案。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除此之外,
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三方远在家里待了五天。第一天睡了十二个小时,
第二天开始整理书架,第三天陪母亲去了菜市场,第四天在阳台上晒了一整天的太阳,
第五天他开始觉得无聊了。那种无聊不是没事可做的无聊,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像一潭死水,表面平静,底下什么都没有。他在阳台上坐了一个下午,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
有几个老人在下棋,有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有几个年轻人在遛狗。阳光很好,
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块海绵,吸满了水,却挤不出一滴来。
第六天早上,他跟母亲说想出去走走。母亲问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就随便走走。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只是说“带件外套,晚上凉”。他骑了父亲的电动车,
沿着县城的主干道一路往南。县城不大,从北到南骑电动车也就二十分钟。
他经过了高中母校,校门口的招牌换成了烫金的大字,比他上学的时候气派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