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那边很快来了通知。
家里如果无力承担后续费用,可以选择申请助学金,但助学金的审批流程很长,而且只能覆盖学费的一部分。
生活费、住宿费、舞鞋、练功服。
这些都要自己解决。
林教授私下找过她,说自己可以资助她到毕业。沈昭宁低着头,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一句:“老师,谢谢您。但我爸教过我,不能欠别人的。”
林教授无奈的说道:“你这孩子……”
“我不是跟您客气,”沈昭宁抬起头,眼睛清亮,没有一丝自怨自艾的泪光,“我是觉得,欠别人的东西,早晚要还。我还不起。”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想起了父亲。
沈树平一辈子都在还房贷、还药费、还女儿从六岁起从未间断过的舞蹈课费用。
他骑破了好几辆自行车,车筐里永远装着从菜市场顺路买的特价菜。
他从没抱怨过一句,只是在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习惯性地把大头转进沈昭宁的学费卡里。
“您爸教得对,”林教授沉默片刻,“但他有没有教过你,人可以接受帮助?”
沈昭宁垂下眼眸,声音轻颤:“……没教过。”
林教授毫不犹豫的开口道:“那我来教。”
沈昭宁被这句话击中,眼泪差一点就掉了。但她忍住了。
林教授最终说服她接受了一份来自校友基金会的小额资助。
不多,够她支撑最基本的生活,但不够她在北京继续待下去。
北舞每年的学费和生活成本,对一个没有任何后盾的十九岁女孩来说,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下学期开学前,沈昭宁递交了休学申请。
她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东西装进一只行李箱。
练功服、足尖鞋、几本芭蕾理论书占了大半空间,剩下几件衣服和那罐六必居的酱菜,塞在角落。
罐子是父亲上次给她带的。他说:“宁宁,学校的饭不好吃,你拌点酱。”
她当时嫌重,不想带。
父亲把罐子硬塞进行李箱的侧袋,说:“带着,万一想家了呢。”她没当回事。现在这罐酱菜是她所有行李里最重的东西。
室友们都在,但没有人说话。
可能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鼓励?还是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寒假结束?沈昭宁替她们选了第三个。
她笑了一下,说:“行了,别整得跟我一去不回似的,将来你们在电视上看见我,别不认识。”
“得了吧,”室友小周红着眼眶推了她一把,“谁不认识你啊沈昭宁,就你最嘚瑟。”
大家笑了,笑完更安静了。
沈昭宁拖着行李箱走出宿舍楼。北京的冬天还没过去,风刮在脸上依旧理直气壮。
她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灰扑扑的教学楼,楼顶上“北京舞蹈学院”几个字被路灯照得发白。
她十九岁。
她不会再回来了。
那天晚上,沈昭宁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一宿。
旅馆不贵,八十块钱一晚,暖气不太足,被子有股淡淡的漂白粉味。
她裹着被子坐在床上,把父亲的遗物一件一件拿出来看。
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快要透明了。
一个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钱包,皮革开裂,里面夹着她六岁第一次穿上芭蕾舞裙的照片。
还有一张存折。
她打开,最后一笔存入是三个月前,备注写着“宁宁学费”。金额是两万三千块。
她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攒下这笔钱的。
她看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直到眼眶里的泪水蓄满了,一滴一滴砸在存折封面上。她没有擦,也没有哭出声。
“爸,”她对着空荡荡的房间,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对不起。”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对不起什么。
可能是对不起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可能是对不起让他操心了这么多年,也可能是对不起,接下来的路,她要违背他的意愿了。
沈树平生前最大的愿望,是看女儿成为首席舞者。
但沈昭宁现在连明天的饭钱都要精打细算。
摆在她面前的选择不多,要么打工还债等机会,要么离开北京去一个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地方。
她选了后者。
至于为什么是香港。
是因为二姨说那边有个远房表姐在酒楼当领班,可以给她介绍一份工。
虽然只是服务员,但包吃住,一个月能攒下不少钱。
“等你攒够了,再回来继续跳。”二姨在电话里说。
沈昭宁说好。
她知道这话是安慰。但她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出发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雪花纷纷扬扬落在候机大厅的玻璃穹顶上,远远看去像白色的羽毛。
沈昭宁穿了一件旧羽绒服,行李箱在托运带上被卷进黑暗里。
她手里只拎着一只布袋子,里面装着那双已经磨得快要不成样子的足尖鞋。
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把鞋拿出来看了一会儿。“这是?”
沈昭宁盯着它,开口道:“跳舞的鞋。”
“芭蕾?”
“嗯。”
对方点了点头,把鞋放回去。沈昭宁接过布袋,抱在怀里。她没有回头。
三小时后,飞机在南海上空盘旋,开始下降。她透过舷窗往下看。
海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岛屿,灰绿色的山体被海水包围,像谁不小心打翻的一盘碎棋子。
再近一些,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高楼从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山腰,玻璃幕墙反射着亚热带冬季依旧刺眼的阳光。
赤鱲角机场的跑道几乎是填海填出来的。飞机着陆的一瞬间,她感觉自己悬在半空的心脏也跟着砸了一下。
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湿热的气流扑了沈昭宁满脸。
二月的香港,温度在二十度上下,空气里带着一股咸湿的海味。
她从北京出发时裹着羽绒服,下机时热得几乎喘不过气。
她把羽绒服脱下来抱在怀里,袖子拖在地上,但她顾不上。
周围的人步履匆匆,粤语播报声在头顶循环播放,她一个音节都听不懂。
她跟着人流走到入境处,把港澳通行证递进窗口。
工作人员翻了翻,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问:“来港目的?”
沈昭宁淡声道:“工作。”
“什么工作?”
“……亲戚介绍的。”她有些局促的看着工作人员。
对方没再追问,啪地盖了章,把通行证扔回槽里。沈昭宁拿起来,拖着行李箱走进到达大厅。
大厅里全是人。
举着名牌接机的、拖着行李赶路的、拥抱告别的。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航班信息,粤语、英语、普通话三种语言交替播放。
玻璃幕墙外面是灰蓝色的天空,棕榈树的叶子在热风里懒洋洋地晃动。
沈昭宁站在人群中间,被撞了好几下肩膀。她没有动。
她在这一刻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从今往后,她只有自己了。
北京的雪留在了身后。这座没有雪的城市,成了她新的战场。
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她知道,她不能倒下。
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那笔不够用的存款。
还有一种活法脊背挺直地活。
她拖着行李箱,走进港岛湿热的风里。
足尖鞋在布袋里,安安静静地陪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