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彩票店开在城南老区的巷口,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麻将馆中间,
像一块被人嚼过的口香糖,黏在这条街上,哪儿也去不了。我每天早上八点开门,
晚上十点关门,全年无休,除去过年那七天。三百六十五天里,
我有三百天坐在那台老旧的彩票机后面,手指头在键盘上敲出一串串数字,
打印纸嘶嘶地吐出来,卷成一截截白色的尾巴,
递给那些眼神里永远闪烁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光的人。我叫沈荔,三十二岁,离异,
带一个六岁的女儿。这家彩票店是我用离婚时分到的钱盘下来的,不大,二十来平米,
隔成两半,前面卖彩票,后面摆一张上下铺,我和女儿睡。
墙壁上贴满了往期开奖号码的走势图,红红蓝蓝的线条像某种神秘的密码,
仿佛有人真能从中破译出命运的规律。我从不买彩票。倒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清醒,
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买彩票的样子——那种表情,那种把全部希望押在一张纸上的表情,
太像曾经的我自己。我曾经也把全部希望押在一个人身上,结果他跑了,
跟一个卖保险的女人,临走前说:“沈荔,你太沉了,跟你在一起我喘不上气。
”他说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体重。我那时候一百零二斤,现在也才一百零五。
所以当那个高富帅走进我的彩票店、说他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玩笑。那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天黑白球开奖,是一周里最忙的日子。下午四点多,店里没什么人,
我正趴在柜台上用手机看女儿幼儿园家长群的消息——老师又在催学费,三千八,
下周一之前交。我的银行卡里还有四千二,交了学费就剩四百,够我们娘俩吃半个月的,
但水电费单子也来了,九百多。我正在心里做一道永远做不平的算术题,门被推开了。
门上挂的那串廉价风铃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我抬起头。进来的这个人,怎么说呢,
就像一碗白粥里突然被人倒进了一整瓶鱼子酱。
不是说他跟这地方格格不入——那简直是客气的说法——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条街上。
这条街上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被生活反复摩擦过的钝感,眼神发灰,走路微微佝偻,
像是每个人头顶上都顶着一袋看不见的水泥。而他,像刚从一个什么杂志的扉页上走下来的。
一米八几的个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领口竖起来,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脸很白,
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那种从没被生活欺负过的白。眉骨高,鼻梁直,下颌线锋利得能裁纸。
眼睛是很深的黑色,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带着一种奇怪的、几乎称得上是坦荡的空洞。
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满墙的走势图,又看了一眼我,说:“你好,请问你们这里招人吗?
”他的声音很低,很平,像是从一口很深的井里传上来的回音。我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招人,”他重复了一遍,“我看到门口贴的招聘启事。
”招聘启事确实有。上个月打印的,A4纸,黑体字,写着“诚聘销售员一名,女性,
45岁以下,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贴了快一个月了,没人来问过。
这条街上的年轻人要么去送外卖,要么去跑网约车,
没人愿意坐在一个二十平米的彩票店里守着一台机器过一天。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
“你?”我上下打量他,目光里大概带着某种不太礼貌的审视。“你知道这是彩票店吧?
”“知道。”“你知道彩票店一个月工资多少吗?”“不知道。”“两千五,不包吃住。
”他想了想,说:“可以。”我差点笑出声来。“你穿的那件大衣都不止两千五。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大衣,好像才意识到自己穿着什么似的。“这不是我的,”他说,
“是我哥的。”“不管是谁的,”我把手机放下,坐直了身子,“你不是来打工的吧?
你是来拍什么短视频的?还是什么真人秀?‘富豪体验底层生活’那种?
”我指了指天花板的角落,“我可没装摄像头。”他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
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很修长的手指,
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微微蜷缩了一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但又松开了。
“我需要一份工作,”他说,“我什么都能干。”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就像一只金丝雀说“我什么虫子都吃”一样,听起来合理,但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谬。
我想拒绝他。一个正常的彩票店老板,
在看到一个明显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男人来应聘月薪两千五的工作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拒绝。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不正常。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它的逻辑,
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城南老区的彩票店里,这件事没有任何逻辑。
但我没有拒绝。原因很简单,也很可耻:他长得太好看了。
我不是那种会被男人的脸冲昏头脑的女人——我三十二了,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
我的脑子早就被生活打磨成了一台只会计算柴米油盐的计算器。但我也是个人,
一个正常的、单身的、三十二岁的女人。当一个长得像电影明星的男人站在你面前,
用一种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问你“你们这里招人吗”的时候,
你的大脑会在零点几秒内完成一次快速的利弊权衡,然后告诉你:先别急着拒绝,看看再说。
“身份证带了吗?”我问。他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钱包——黑色的,看不出牌子,
但皮质很好——抽出一张身份证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姓名:陆时晏。性别:男。
出生年月:1997年3月。籍贯:——我盯着籍贯那一栏看了三秒钟。上京。
但让我愣住的不是上京,而是他身份证上的地址。那个地址所在的区域,我知道,
因为前夫曾经有一次喝多了酒,指着手机上的房价地图跟我说:“你看这儿,
一平米够咱们买一套的。”“你是上京人?”我问。“嗯。”“跑来城南彩票店打工?
”“嗯。”“你大学毕业了吗?”“毕了。”“什么学校?”他没回答,
只是把身份证从我手里抽回去,放回钱包里。“需要我明天来上班吗?”我张了张嘴,
想说“我们需要谈谈”,但话到嘴边变成了:“明天早上八点。”“好。”他点了点头,
转身推门走了。风铃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他走路的姿态很好看,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大但很稳,像一个人在很空旷的地方走,
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我低头看了看手机,家长群里又多了几条消息。老师在催学费,
说下周一之前务必交齐,不然会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扣在柜台上。
外面开始下雨了,十一月的雨,不大,但冷,打在彩票店的玻璃门上,顺着往下淌,
像谁在哭。二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八分,陆时晏出现在彩票店门口。
他换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有昨天那件羊绒大衣那么扎眼,但依然干净得不像话。
羽绒服是那种很蓬松的、看起来很暖和的款式,拉链拉到最上面,刚好抵住下巴。
他站在门口,微微低着头,等我来开门。我骑着电动车从巷子那头过来,
后座上坐着女儿沈小禾。小禾六岁,扎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棉袄,
是我在拼多多上花八十九块钱买的,袖子有点长,她得挽起来才能露出手指头。
我把车停在店门口,小禾先从后座上跳下来,仰着头看陆时晏。“妈妈,这个叔叔好高啊。
”她说。陆时晏低头看她,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嘴角好像动了一下,不确定是不是在笑。
“你等一下,”我对他说,然后开门、关警报、开灯、开彩票机,一气呵成。
这套动作我做了一千多遍了,闭着眼睛都能完成。小禾熟门熟路地跑到后面的小隔间里,
把书包放在下铺,然后跑出来,踮着脚趴在柜台上,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彩笔,
开始在废彩票纸上画画。我转身面对陆时晏,双手叉腰。“先说好,试用期三天,
三天之内我觉得你不合适,你走人,没工资。三天之后正式录用,月薪两千五,
每月15号发工资,压半个月。工作内容是打彩票、兑奖、维护机器、打扫卫生。
有不懂的问我。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他说。“会打字吗?”“会。”“过来,
我教你用机器。”他走到柜台后面,站在我旁边。他比我高了将近二十公分,
我得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身上有一股很淡的味道,不是香水,更像是洗衣液的味道,
干净得不像是从城南的出租屋里能散发出来的。
我教他怎么在机器上打黑白球、大彩灯、快乐6。他学得很快,基本上我说一遍他就能记住,
操作一遍就能上手。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节奏很均匀,不快不慢,像是弹钢琴。
“你以前弹过钢琴?”我随口问了一句。他的手顿了一下。“小时候学过。”“难怪。
”他继续打彩票,没有接话。上午九点以后,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客人。
都是老面孔——老周、大刘、胖姐、瘸子张。这些人每天固定时间来,买固定的号码,
花固定的钱,像上了发条的钟。老周第一个进来,六十多岁,退休工人,每天买一注黑白球,
自选号,守了八年了,从来没中过超过两百块的奖。他一进门就看到了陆时晏,愣住了。
“哟,沈荔,你请了个小伙子?”“嗯,新来的,叫小陆。”老周上下打量陆时晏,
眼神里带着一种老派男人特有的审视。“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啊,哪儿人?”“上京的。
”陆时晏说。“上京人跑城南来卖彩票?”老周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
“你这是体验生活呢?”陆时晏没说话,只是把老周报的那串数字打进机器里,
彩票嘶嘶地吐出来,他递过去。“两块钱。”老周掏出一枚脏兮兮的硬币放在柜台上,
接过彩票,又看了陆时晏一眼,摇了摇头,走了。接下来是大刘。大刘四十出头,开货车的,
每次来都买一百块的刮刮卡,蹲在店门口一张一张地刮,刮完了算算中了多少,
通常中个二三十,偶尔中个五十,最高中过两百。他刮了一上午,净亏七十,
骂骂咧咧地走了。然后是胖姐和瘸子张。胖姐买大彩灯,瘸子张买快乐6。
每个人进来都对陆时晏多看两眼,有人好奇,有人警惕,有人暧昧地冲我挤眼睛。
胖姐走的时候凑到我耳边说:“沈荔,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漂亮小伙?你该不会是……嗯?
”她挑了挑眉毛,那个“嗯”字的尾音拐了三个弯。“他是我员工,”我说,“仅此而已。
”“啧,你说是就是吧。”胖姐扭着**走了。中午的时候,店里没什么人。
我到后面的小隔间里给小禾热了饭——从家里带来的,米饭、炒青菜、几片火腿肠。
小禾吃得不多,挑了几片火腿肠吃了,米饭扒了两口就说饱了。“再吃两口。”我说。
“不想吃了。”“你不吃饭怎么长个子?”“我不想长个子。”我叹了口气,把饭盒收起来。
小禾最近越来越不爱吃饭,瘦得像根豆芽菜。上次开家长会,老师私下跟我说,
小禾在班上是最矮的几个孩子之一。我知道原因——不是她不想长,是我给她吃的营养不够。
幼儿园的伙食费每个月三百,我交不起,所以小禾中午也在店里吃我做的饭。
跟那些家里有鱼有肉有牛奶的孩子比,她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回到柜台前,
陆时晏正站在门口,看着街对面的一棵梧桐树。树叶快掉光了,
只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挂在枝头,在风里打着哆嗦。“你不吃饭?”我问。“不饿。
”“你住哪儿?”“前面那条街,拐角,有个招待所。”“招待所?”我有点意外,
“你住招待所?”“嗯,三十块一晚。”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我知道是什么样的。
没有独立卫生间,走廊里永远是泡面味和霉味的混合体,床单洗得发硬,
枕头上有人形的黄渍。一个穿羊绒大衣的男人,住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我忍了忍,没忍住。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转过头来看我。阳光从门口斜进来,照在他半张脸上,
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睛下面投出一片扇形的阴影。“我就是来打工的,”他说,
“没有别的目的。”“你一个上京人,大学毕业,长得——反正你这样的,
去哪儿找不到一份比卖彩票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但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更低。“我需要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这句话说完,他就转回头去,继续看那棵梧桐树。我没有再问。但我心里隐隐觉得,
这个人身上背着什么东西。不是行李,是某种更重、更沉、更说不出口的东西。
下午黑白球开奖,店里忙了一阵。陆时晏已经能独立操作机器了,打票的速度比我还要快。
他跟客人说话很简短,永远是最少的字数——“号码?”“几注?”“两块钱。
”——但语气不冷,只是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有个女客人,三十来岁,
烫着**浪卷,进来买彩票的时候盯着陆时晏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问:“帅哥,
加个微信呗?”陆时晏把彩票递给她,说:“一共四块钱。”女客人没接彩票,
继续笑盈盈地看着他:“加个微信嘛,以后我天天来买。”陆时晏把彩票放在柜台上,
说:“不加。”那个“不”字说得很轻,但很坚决,像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女客人的笑容僵了一下,拿起彩票,嘟嘟囔囔地走了。我在旁边看着,觉得有点好笑,
又有点好奇。这个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不像是在拒绝,
更像是一种本能的防御——好像他习惯了被人注视,也习惯了跟人保持距离。晚上十点,
关门。我让小禾先到后面的床上睡觉,然后开始盘点当天的营业额。陆时晏站在柜台旁边,
没有要走的意思。“今天的营业额是四千三,”我说,“比平时多了大概五百。
可能是因为你来了,女客人多了。”他没说话。“你明天还来?”“来。”“那你回去吧,
路上小心。”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风铃响了。我锁上门,关掉灯,走到后面的小隔间里。
小禾已经睡着了,蜷缩在下铺,怀里抱着一个掉了胳膊的布娃娃。我在上铺躺下来,
听着外面的雨声和麻将馆里隐隐约约的洗牌声,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陆时晏。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时晏,时辰的时,言笑晏晏的晏。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起的,带着一种从容和雅致。
跟这条街上的名字不一样——这条街上的男人叫刘伟、王强、张建国,
女人叫李静、王芳、陈艳。一个叫陆时晏的人,不应该出现在这条街上。但他在。
而且他说明天还来。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床头,
像一道干涸的河流。我盯着那道裂缝,想:也许他只是暂时的,
也许三天试用期没过他就走了,也许他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之后就消失了。
也许这一切什么都不算。
但我心里有一块很小很小的、被我用水泥和砖头严严实实封起来的地方,
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很轻,像一根羽毛落在一堵墙上。三陆时晏留下来了。
三天试用期过后,他没有走,我也没提让他走的事。他成了彩票店里一个固定的存在,
像那台彩票机,像门上的风铃,像墙上那些褪了色的走势图。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八分,
他准时出现在店门口。我骑电动车带着小禾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那里了,
有时候低着头看手机,有时候仰着头看天,姿态永远是那么安静,
像一棵被人移栽到错误地方的树。他开始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改变着这家彩票店。
首先是卫生。这家店从我接手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陆时晏每天早到的那两分钟,
会把门口的地扫一遍,把玻璃门擦一遍。
店里他用抹布把柜台、机器、甚至那些走势图的塑料封皮都擦了一遍。
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拖把,修好了,每天晚上关门之前把地拖一遍。
有一天我发现在柜台的一角放着一瓶洗手液,旁边还有一盒抽纸。我问他:“这哪来的?
”“买的。”他说。“店里不报销。”“我知道。”还有一次,
一个老顾客买彩票的时候递给他一根烟,他拒绝了。老顾客说:“小伙子不抽烟?好习惯。
”他说:“店里不能抽烟,外面抽。”老顾客愣了一下,讪讪地把烟收起来了。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店里不能抽烟”,但没人听。陆时晏没说几次,
但大家慢慢地都不在店里抽了。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站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店里,你不好意思弄脏它。
小禾也很喜欢他。或者说,小禾很喜欢跟他玩。陆时晏不怎么跟小禾说话,
但他会在小禾趴在柜台上画画的时候,默默地把彩笔按照颜色排列好。小禾画完了,
把笔扔得到处都是,他会一支一支地捡起来,放回笔筒里。
小禾有时候会把自己画的画举给他看:“叔叔,你看我画的!”他会低头看几秒钟,
然后说:“嗯。”只有一个字,但小禾就很高兴,扭过头来冲我笑:“妈妈,叔叔说好看!
”我心想:他说的是“嗯”,不是“好看”。但我没说。有一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
小禾在后面的小隔间里睡午觉。我坐在柜台后面算账,陆时晏站在门口,
像往常一样看着街对面。“沈姐,”他突然开口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叫我。
之前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有什么事就直接说,或者等我问他。“嗯?”“你一个人带孩子,
很辛苦吧。”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陈述。但他说出来的语气,像是在问。
我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习惯了。”“他呢?”我知道他问的是谁。小禾的爸爸。我的前夫。
“跑了,”我说,尽量让语气显得平淡,“三年前,跟一个卖保险的女人。那女人比我年轻,
比我会说话,比我会……算了,不说了。”“对不起,我不该问。”“没什么不该问的,
”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这条街上谁不知道?
沈荔的老公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彩票店和一个女儿。他们背后不知道怎么嚼舌根呢。
”他没有接话。我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但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微微塌了一点,不像平时那么挺。“你呢?”我问,
“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你家里人呢?”他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说:“我哥死了。”四个字。没有铺垫,没有后续,
像一块石头被人从很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太轻了,“节哀”太假了,“怎么回事”太冒犯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他背对着我,继续说:“三个月前。车祸。他开车,喝了酒,
撞上了高架桥的桥墩。当场死亡。”他的声音还是很平,但我听出来了——那种平不是平静,
是平原。一片被火烧过的平原,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灰烬和风。“我爸妈受不了,”他说,
“我妈住院了,我爸不说话。家里的公司……算了,不说这些。”“所以你一个人跑出来?
”“我需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房子,那个城市,那些人。所有人都认识我,
所有人都看着我,所有人都在说——‘陆家的大儿子死了,
小儿子……’”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转过来,看着我。逆光中他的眼睛很亮,
不是那种有光芒的亮,是那种被水浸过的亮。“我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说,
“安安静静地待一段时间。”我点了点头。“那你找到了。”我说。那天晚上关店之后,
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小禾回家。小禾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的背上。
“妈妈,”她说,“陆叔叔是不是不开心?”“你怎么知道?”“他从来不笑。”我想了想,
好像确实没见过陆时晏笑。他来店里快两个星期了,我一次都没见他笑过。
“可能他还没找到开心的理由吧。”我说。“那我明天画一幅画送给他,”小禾说,
“画一个笑脸,他就会笑了。”我鼻子酸了一下,没说话,骑着车穿过城南黑漆漆的巷子,
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像一串省略号。四十二月了,城南的冬天像一把钝刀子,
不锋利,但一直在割。彩票店的生意比上个月好了不少。不是因为我经营有道,
而是因为陆时晏。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块磁铁,
吸引着这条街上所有的女性生物——从十六岁的少女到六十岁的大妈,无一例外。
女顾客的数量至少翻了一倍。她们买彩票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买了就走,现在是买了不走,
站在柜台前面跟陆时晏搭话。陆时晏应对的方式始终如一:用最少的字回答,
用最快的速度打票,然后把彩票递过去,用眼神示意“你可以走了”。但女人们不在乎。
一个好看的男人,就算他不理你,光是站在那里让你看,也值两块钱。我对此没有意见。
生意好了,营业额上去了,我的收入也多了。上个月的利润比之前多了将近三千块,
虽然不多,但够交小禾的学费了。但我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在提醒我:沈荔,
你也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我确实会多看他几眼。在他低头打票的时候,
在他擦玻璃门的时候,在他站在门口看梧桐树的时候。
我看他的方式跟那些女顾客不一样——她们是光明正大地看,我是偷偷地看。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迅速瞟一眼,然后收回目光,假装在看手机或者算账。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我三十二岁了,不应该再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因为一个男人的脸而心跳加速。而且这个男人是我的员工,比我小八岁,
穿着一件从拼多多上买的羽绒服(他后来换了一件,我注意到那件羊绒大衣再也没出现过),
住在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里。我告诉自己:沈荔,你只是太久没接触过男人了。
这不代表什么。但身体比脑子诚实。有一天早上我在镜子前面梳头,发现自己多用了两分钟,
还换了一根新的皮筋。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翻了个白眼。十二月七号,小禾的生日。
我没钱给她办生日会,也没钱买蛋糕。我在超市买了一个小的慕斯蛋糕,二十八块钱,
巴掌大,上面有一朵奶油花。回到家,我把蛋糕放在桌上,插了一根蜡烛——只有一根,
因为蛋糕太小了,插不下六根。小禾坐在桌子前面,看着蛋糕,眼睛亮亮的。“妈妈,
许什么愿呀?”“你自己想。”她闭上眼睛,两只小手握在一起,嘴唇动了动,
然后睁开眼睛,把蜡烛吹灭了。“许了什么?”“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我笑了一下,
把蛋糕切成两半——大的给她,小的给我。我们俩坐在那张摇晃的折叠桌前面,
一人一口地吃蛋糕。慕斯蛋糕不好吃,太甜了,腻得慌,但小禾吃得很开心,
嘴角沾满了奶油。“妈妈,”小禾突然说,“我想请陆叔叔吃蛋糕。”“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开心。生日的时候吃蛋糕就会开心。”我看着小禾,沉默了一会儿。“好,
明天给他带一块。”“可是蛋糕已经吃完了。”“妈妈明天再买一个。”“真的吗?
”“真的。”第二天我去超市买了一个同样的蛋糕,带到店里。下午人少的时候,
我把蛋糕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陆时晏看了一眼蛋糕,又看了我一眼。
“小禾让我带给你的,”我说,“昨天她生日,她说想请你吃蛋糕。”他愣了一下。
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那种表情——不是冷漠,不是平静,
而是某种被击中的、措手不及的柔软。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然后低下头,
看着那个巴掌大的蛋糕。“替我谢谢她。”他说。“你自己跟她说,她在后面画画呢。
”他拿着蛋糕走到后面的小隔间门口。小禾正趴在下铺画画,听到脚步声抬起头。“陆叔叔!
”她叫了一声。陆时晏蹲下来,跟她平视。“谢谢你请我吃蛋糕。”“你吃了吗?好吃吗?
”“还没吃。”“那你快吃!妈妈说吃蛋糕会让人开心,你吃了就会开心了。
”陆时晏低头看着手里的蛋糕,沉默了几秒。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小禾。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不是那种客气的、社交性的微笑,
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起来,
整张脸像是一扇紧闭了很久的窗户被人从里面推开了。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两秒,
然后就消失了,重新变回了那张平静的脸。但我看到了。我站在柜台后面,
透过小隔间的门缝看到了。我的心脏跳了一下。不是“怦”的一下,而是“咯噔”一下,
像一颗棋子被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上。完蛋了。我想。五十二月中的时候,
城南降温到零下五度。彩票店没有暖气,只有一个我去年买的暖风机,
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塑料味,聊胜于无。陆时晏还是在那个招待所住着。
我有一天路过的时候进去看了一眼——不是特意去的,是去隔壁的便利店买电池,
顺便瞟了一眼。招待所的玻璃门后面是一个窄窄的过道,地上铺着红色的化纤地毯,
踩上去黏糊糊的。前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嗑着瓜子,面前放着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
放着不知道哪个年代的电视剧。我不知道他住在几楼,也不知道他的房间有没有窗户。
但我能想象——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发黄的台灯,
墙壁上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脚印和污渍。一个住在三十块一晚的招待所里的人,
穿着从拼刀刀上买的羽绒服,在我的彩票店里打彩票,一个月挣两千五。
而他曾经住在一个一平米能买下我整个店的房子里。有一天晚上关店之后,我在门口锁门,
他站在旁边等我锁完。通常他会在关店之前就走,但那天他没走。“沈姐,”他说,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你为什么从来不买彩票?”我锁门的动作停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我来了快一个月了,从来没见你打过一张自己的票。
”我直起身来,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你看那些买彩票的人,”我朝空荡荡的店里努了努嘴,“老周、大刘、胖姐、瘸子张,
还有每天来的那些人。他们买的是什么?是彩票吗?不是。
他们买的是一个幻想——幻想自己有一天能中五百万,能还清所有的债,能买一套房子,
能过上好日子。但幻想终究是幻想,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忍受现在的生活。
因为它让你觉得,现在苦一点没关系,明天就会好起来的。但明天永远不会来。
”我说完这些话,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多了。这些想法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陆时晏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赞同,
更像是一种……共鸣。“但你靠这个赚钱,”他说,“你靠卖幻想养活自己和小禾。
”“是啊,”我苦笑了一下,“所以我是一个贩卖希望的人,但我自己不相信希望。
”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吗,”他说,“我哥出事之前一个月,他买了一张彩票。
”我愣了一下。“什么?”“他从来不买彩票。但那天他路过一个彩票店,进去买了一张,
机选的。他发照片给我看,说‘老弟,哥要是中了五百万,咱俩就去环游世界’。
”他顿了顿。“那张彩票后来我找到了,在他外套的口袋里。没中,一个号码都没中。
”夜风吹过来,冷得刺骨。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你很想他。”我说。
这不是疑问。他没有回答。他站在路灯下面,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彩票店紧闭的卷帘门上。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黑,很深,像两口枯井。“我每天都会梦到他,”他说,声音很轻,
轻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梦到他开车,我在副驾驶上。他开得很快,我说你慢点,
他说没事,哥的技术你放心。然后他就撞上了桥墩。每次都在撞上的那一刻醒过来。
”他转过头来看我。“所以我不觉得我在卖幻想,”他说,“我觉得我在卖一种可能性。
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一,但它存在。对于有些人来说,千万分之一就够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冷风从巷口灌进来,
吹得我的头发糊了一脸。“回去吧,”我说,“太冷了。”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沈姐,”他说,“谢谢你昨天的蛋糕。
”然后他走了,消失在巷子的黑暗里。我站在彩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的方向,
站了很久。冷风把我的脸吹得生疼,但我没动。我在想他说的话。可能性。
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许我从来不相信彩票,
但我相信一件事——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生命里的概率,比中五百万还要低。而他出现了。
六一月初,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下午,小禾在店里画画的时候突然流鼻血了。
不是一点点的渗,是哗哗地流,从两个鼻孔同时往外涌,瞬间染红了她的棉袄前襟。
我吓坏了。我用手捏住她的鼻子,让她仰头,但血止不住,顺着她的下巴滴在地上,
一滴一滴的,触目惊心。“小禾!小禾你看着我!”我蹲在她面前,声音都在发抖。
小禾倒是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鼻血淌过她的嘴唇,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皱起了眉头。“妈妈,咸的。”陆时晏从柜台后面冲过来,蹲在小禾另一边。
他看了一眼出血的情况,说:“不能仰头,仰头血会流到气管里。让她前倾。
”他用手捏住小禾鼻翼的两侧,用力压住。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
抽了几张递给我。“擦她嘴边的血。”我手忙脚乱地接过来,擦小禾的下巴和嘴唇。
陆时晏保持着按压的姿势,低着头看着小禾,声音出奇地平静。“小禾,别怕,没事的。
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小禾开始数:“一、二、三、四……”她数到三十七的时候,
血慢慢止住了。陆时晏又压了两分钟,然后松开手,用纸巾把鼻子周围擦干净。
“以前也这样过吗?”他问我。“有过一两次,但没这么严重。”“去医院检查过吗?
”“没有……我以为只是上火。”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不忍,有责怪,
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带她去检查一下吧,”他说,“反复流鼻血可能不是小事。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卡里只剩三千出头了,下个月还要交房租——店面的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