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不怕死人,我怕活人安宁第一次见到死人,是在她六岁那年。那天下午,
爷爷躺在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一把蒲扇,扇子搭在肚子上,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安宁蹲在旁边看蚂蚁搬家,看了一会儿,回头叫爷爷。爷爷没应。她又叫了一声。还是没应。
她站起来,走到爷爷面前。爷爷的眼睛闭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
她伸手摸了摸爷爷的脸,冰凉。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爷爷,看了很久。
后来大人来了,有人哭,有人喊,有人打电话。她妈把她抱到一边,捂着她的眼睛,
说“别看别看”。但安宁已经看见了。她看见爷爷的眉毛上有一根白色的长毛,
看见爷爷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看见爷爷的嘴角那个笑——那个笑她后来再也没有在任何一个人脸上见过。那不是痛苦,
不是恐惧,不是不舍。那是一种很安静的、很彻底的放松。
像是一个人终于把背了很久的包袱放下了。安宁大学毕业后,找了半年工作,
投了一百多份简历,收到三个面试邀请,最后一个都没过。
她学的专业是“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全国只有几所学校开这个专业,
她当年是调剂过去的。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妈在电话里哭了半个小时。
“你怎么能去学这个?你以后怎么找对象?怎么嫁人?”安宁说:“妈,这是个正经专业,
毕业包分配。”她妈不信。她爸也不信。但学费已经交了,通知书已经拿了,不去也得去。
四年下来,安宁学了一身本事:遗体防腐、化妆整容、葬礼策划、心理咨询,
每门课都是优秀。但毕业的时候,“包分配”三个字变成了“推荐就业”。
推荐的结果是:殡仪馆招人,自己去面试。她去了三家殡仪馆。第一家说她“太年轻,
怕干不长”。第二家说她“长得太好看,家属会分心”。第三家什么都没说,
让她回去等通知,等了三个月,没等到。最后是她的大学老师推荐她去了城南的一家殡仪馆。
馆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慢吞吞的,像一台老式录音机在放慢速。“安宁?
”他看着她的简历,“这名字好。做我们这行,就需要安宁。”“馆长,我什么时候能上班?
”“明天。”“这么快?不用面试吗?”周馆长看了她一眼。“你能来这儿面试,
就已经说明你不怕了。不怕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学。”安宁入职那天,是一个星期一。
城南殡仪馆在城市的最南边,紧挨着一座小山丘。门口是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
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地落。
殡仪馆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楼顶上竖着“城南殡仪馆”五个字,
字体是那种很规矩的楷书,不张扬,也不寒酸。小楼后面是火化间,火化间旁边是告别厅,
告别厅旁边是骨灰寄存楼。整个殡仪馆占地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
花坛里种着四季桂,这个季节正开着花,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甜香。
安宁被分配到了遗体整容组。组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何,大家都叫她何姐。
何姐在这里干了十五年,手稳得像外科医生,话少得像哑巴。“第一天,你先看。
”何姐把她领进整容室,“看我怎么做的。看一天。如果看完了你还想干,明天上手。
”整容室在一楼的最里面,门是磨砂玻璃的,推开之后是一个大约二十平米的房间。
房间里有两张不锈钢操作台,台面上铺着白色的垫子。墙边是一排柜子,
柜子里摆着各种化妆品——粉底、腮红、口红、眉笔,跟普通化妆品的区别是,
这些东西都是专门为遗体设计的,油脂含量更高,附着力更强。操作台上躺着一个人。
是一个老爷爷,看起来七十多岁,脸上有老年斑,头发全白了。他的眼睛闭着,
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说什么没说完的话。何姐戴上手套,走到操作台前。“先清洁。
用温水和毛巾,轻轻擦。动作要轻,像在擦一个熟透的桃子。”她一边说一边做。
毛巾在水里拧干,从额头开始,沿着眉骨、眼窝、鼻梁、脸颊、下巴,一点一点地擦。
每一寸皮肤都不放过,连耳后和脖子都擦得干干净净。“清洁完了,**。让肌肉放松,
把僵硬的地方揉开。不然化妆的时候表情会很僵。”何姐的手指在老人的脸上轻轻按压,
从眉心到太阳穴,从颧骨到下颌。她的动作很慢,很温柔,像在抚摸一个熟睡的孩子。
“然后是上妆。先打底,再遮瑕,最后上色。颜色不能太浓,要自然。
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睡着了,而不是——”她没说“死了”这个词。安宁站在旁边,
安静地看着。她没有害怕,也没有恶心。她只是觉得很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是她心里的声音消失了。所有的焦虑、不安、迷茫,
在这一刻都被按下了暂停键。何姐给老人化完妆,退后一步,看了看整体效果。
她伸手调整了一下老人的嘴角,让他看起来像是在微笑。“好了。”她摘下手套,“你看,
他像不像睡着了?”安宁看着老人。白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老年斑被遮住了,
皮肤看起来红润了一些,嘴角那个弧度恰到好处。他确实像睡着了。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梦。
“何姐,”安宁说,“我想干。”何姐看了她一眼。“明天你来。第一个,你自己做。
”安宁第一个独立操作的逝者,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车祸。头骨碎裂,面部变形,
左半边脸几乎塌下去了。送来的时候,他的妻子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在问“爸爸呢爸爸呢”。安宁站在操作台前,
看着那张面目全非的脸,手在发抖。她学过理论。她知道怎么修复颅骨缺损,
怎么填充面部凹陷,怎么用化妆品遮盖伤痕。但理论是理论,真正面对的时候,
她的手不听使唤。何姐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安宁深吸了一口气。她想起了爷爷。
想起爷爷嘴角那个笑。想起那个笑给她的感觉——不是恐惧,是安心。她戴上手套,
开始工作。先清理创口。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里的碎玻璃和沙粒,一片一片地捡出来。
有些碎片嵌在骨头里,需要用镊子夹出来。她的手在抖,但她没有停。然后填充。
用专用的填充材料把塌陷的部位撑起来,恢复原来的轮廓。她照着男人身份证上的照片,
一点一点地重塑他的脸。最后上妆。粉底、遮瑕、腮红、口红。她把每一道伤痕都盖住,
把他的脸恢复成照片上的样子。整个过程花了四个小时。做完之后,她退后一步,
看着那张脸。跟照片上不完全一样。但她尽力了。何姐走过来,看了看。“不错。”她说,
“家属要看吗?”安宁点了点头。何姐去叫家属。男人的妻子走进来,
怀里还抱着那个小女孩。她走到操作台前,看了很久。“是他。”她说,声音在发抖,
“是他。”她把小女孩放下来,让她看。“叫爸爸。”小女孩看着那张脸,犹豫了一下,
然后笑了。“爸爸。”她说,“爸爸睡着了。”安宁站在旁边,眼泪掉了下来。
她以为自己不会哭。她见过爷爷的遗体,见过何姐化妆的全过程,学过四年的专业知识,
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那一刻,当她听见小女孩说“爸爸睡着了”的时候,
她哭了。不是悲伤。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碎了一下,
然后又拼好了。拼好之后,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那天晚上,安宁回到租住的小公寓,
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她给妈打了个电话。“妈,我今天上班了。”“怎么样?怕不怕?
”“不怕。”“那就好。”她妈犹豫了一下,“安安,你真的要做这个吗?
你一个女孩子——”“妈,我不怕死人。”“那怕什么?”安宁想了想。“我怕活人。
”她妈没听懂。但安宁自己懂了。死人不会骂你,不会骗你,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
死人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等你帮他整理好最后的样子,然后带着那个样子离开。
活人不一样。活人会伪装,会撒谎,会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转身走开。
她在大学里经历过一次。她最好的朋友,从大一到大三,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大四的时候,
安宁告诉她自己在殡仪馆实习,每天跟遗体打交道。那个朋友从此再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后来她在食堂遇见她,想打个招呼。那个朋友低下头,端着餐盘坐到了另一张桌子上。
安宁没有恨她。她只是觉得,活人比死人复杂得多。
第二章第一个人安宁在殡仪馆工作的第一个月,送走了三十七个人。
她把每个人的“最后一句话”都记了下来。不是遗言,
是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很普通,可能很荒诞,可能很温暖,但都是真的。第一个人,
是那个车祸的男人。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妻子告诉她的。那天早上他出门上班,
妻子在厨房给女儿热牛奶。他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晚上想吃什么?我下班买回来。
”妻子说:“随便。”他说:“那我看着买。”然后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妻子跟安宁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哭。她只是反复念叨:“我说了随便。我为什么要说随便?
我应该告诉他我想吃什么的。这样他下班之后就会去菜市场,就不会走那条路,
就不会——”她没有说下去。安宁记下了那句话:“晚上想吃什么?我下班买回来。
”她在心里想,以后如果有人问她“想吃什么”,她一定不回答“随便”。第二个人,
是一个老奶奶,八十三岁,癌症晚期。她是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没有痛苦。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前一天晚上跟护工说的。护工给她喂药,她说:“这药太苦了,
有没有糖?”护工说:“奶奶,明天我给你带糖。”她说:“好。我要大白兔的。
”第二天早上,护工带着大白兔奶糖来上班,老奶奶已经走了。安宁给她化妆的时候,
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颗糖——不是大白兔,是另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
她把那颗糖放在老奶奶的手心里,一起送进了火化炉。她在本子上记下:“这药太苦了,
有没有糖?”然后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希望那边有吃不完的大白兔。”第三个人,
是一个中年男人,心脏病突发,死在工地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工友听到的。
“今天的砖好烫。”安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笑完之后,又哭了。
她查了那个男人的资料。四十五岁,农民工,在工地上搬了二十年砖。妻子在老家种地,
儿子在上高中。他每个月往家里寄三千块,自己留八百,吃饭抽烟。“今天的砖好烫。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不是“我爱你们”,不是“照顾好孩子”,
不是“我舍不得走”。是一块烫手的砖。安宁给他化完妆,
在他手心里放了一小块砖——她从工地上捡的,洗干净了,打磨光滑,像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她在本子上记下:“今天的砖好烫。”然后写:“以后都不烫了。”第十个人,
是一个年轻女孩,二十四岁,自杀。她从十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的,走之前没有留下任何话。
她的父母来认尸的时候,母亲哭得站不住,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
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安宁给她化妆的时候,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十几道疤痕。旧的,新的,
交叠在一起,像一条条蜈蚣。她用粉底把那些疤痕盖住了,盖了很久,一层又一层,
直到完全看不见。她的最后一句话,没有人知道。但安宁在她的手机备忘录里发现了一行字,
是她在跳下去之前写的:“终于不疼了。”安宁把那行字抄在本子上,沉默了很久。
她在旁边写:“对不起,没能早点认识你。”第二十个人,是一个老爷爷,八十六岁,
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跟护士说的。“麻烦帮我把电视关了,费电。
”安宁给他化妆的时候,发现他的枕边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笑得很开心。
背面写着一行字:“老伴,我先走一步,你慢慢来。”她问了家属才知道,
老太太三年前就走了。老爷爷一个人住在养老院里,每天看电视,从早看到晚。
护士问他看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开着,热闹一点。”安宁给他化了很精神的妆,
眉毛画得浓浓的,嘴唇涂了一点淡淡的红色。家属看了,说“爸爸年轻了十岁”。
她在本子上记下:“麻烦帮我把电视关了,费电。”然后写:“爷爷,那边不费电。随便看。
”第三十七个人,是一个小男孩,六岁,白血病。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跟妈妈说的。“妈妈,
我不疼了。你也不哭了好不好?”安宁给他化妆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那么小。
脸上还带着婴儿肥,睫毛很长,鼻子小小的,嘴巴也是小小的。他的手上有很多针眼,
青一块紫一块的,像一幅被乱涂乱画的画。安宁给他穿上一套新的睡衣——蓝色的,
上面有小恐龙的图案。他的妈妈拿来的,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他生病之前,
每天晚上都要穿这件睡衣。他说小恐龙会保护他。”安宁给他梳了梳头发,把刘海捋到一边,
露出光洁的额头。她在他手心里放了一只小恐龙的玩具,是他妈妈带来的。
“他最喜欢这只恐龙。住院的时候一直抱着,后来抱不动了,就放在枕头旁边。
”安宁看着那个小男孩,想起了自己六岁那年看见爷爷的那个下午。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是哭着喊妈妈,而是说“我不疼了,你也不哭了好不好”。
他已经在哄妈妈了。六岁。安宁在整容室里站了很久,直到何姐进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吧?”“没事。”“你哭了。”安宁摸了摸自己的脸。果然是湿的。“我没注意。
”她说。何姐递给她一张纸巾。“会习惯的。”何姐说。“我不想习惯。”何姐看着她,
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安宁在本子上写下第三十七个人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不疼了。
你也不哭了好不好?”她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写了又划掉,划掉又写,
最后只留下四个字:“小恐龙保护你。”第三章程遇安宁在殡仪馆工作的第三个月,
认识了程遇。程遇是殡仪馆的灵车司机,二十八岁,比安宁大两岁。
他长了一张跟职业完全不搭的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他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开着一辆黑色的灵车,车头上系着一朵白色的绸花。他把车停好,
跳下来,对着整容室的窗户喊了一声:“新来的入殓师在吗?”安宁探出头去。“是我。
”程遇看了她一眼,笑了。“你好,我是程遇,开灵车的。以后你化好妆的人,我负责送。
”“你好。”“你不怕我吧?”“为什么要怕你?”“有些人觉得开灵车的人晦气,
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不怕死人,也不怕开灵车的人。”程遇笑得更开了。“那好。
以后咱们就是搭档了。”程遇有一个习惯:他开灵车的时候,会跟逝者说话。
不是那种正式的、仪式性的说话,是很随意的、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的话。“老爷子,
今天路上有点堵,您别着急。”“小姑娘,我给你放首歌听吧。你喜欢什么?周杰伦?好,
那就《晴天》。”“兄弟,这条路我天天走,闭着眼都能开。你放心,稳得很。
”安宁第一次坐他的车,是去接一位逝者。她坐在副驾驶上,听见他跟后车厢里的逝者说话,
吓了一跳。“你在跟谁说话?”“跟后面那位。”“他能听见吗?”“不知道。
但万一能听见呢?”程遇看了一眼后视镜,“万一能听见,他就不害怕了。”安宁看着他,
忽然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开灵车多久了?”“五年。”“五年都这样?”“都这样。
”“你不觉得傻吗?”“不觉得。”程遇认真地说,“你想啊,一个人刚走,肯定不习惯。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子的,肯定害怕。如果有人跟他说说话,
告诉他去哪儿、要多久、路上稳不稳,他就不怕了。”安宁沉默了一会儿。“程遇,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真的能听见?”程遇笑了笑。“想过。所以我才说。”从那以后,
安宁开始坐程遇的车去接逝者。她坐在副驾驶上,听他跟后面的人聊天,
有时候也会插一两句。“奶奶,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您走的时候不会冷。”“小朋友,
姐姐给你带了一颗糖。放在你口袋里了。路上吃。”程遇说她是“入殓师里的心理咨询师”。
她说程遇是“灵车司机里的哲学家”。有一次,他们去接一位逝者,是一个独居的老人,
死在家里三天才被发现。安宁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闻到一股很难闻的气味。老人躺在床上,
身体已经开始变化了。程遇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你要不要在外面等我?”他问。“不用。
”安宁戴上手套,“我可以。”她花了两个小时,给老人做了清洁和整理。老人的衣服很旧,
补了好几个补丁,但洗得很干净。她在他的衣柜里找到一件新的衬衫,白色的,吊牌还没拆。
“这是他留着过年穿的。”她对程遇说。她把新衬衫给老人换上,又给他梳了梳头发。
老人的头发全白了,但很密,梳好之后看起来很有精神。
她在他手心里放了一颗糖——大白兔的。就是第二个人想要的那种。“爷爷,路上吃。
”她说。程遇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回去的路上,他开得很慢。“安宁,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人看见?”“家属看见了。
”“我是说,你给老人换新衬衫、放糖这些事情。家属不会知道的。
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穿着新衬衫、手里攥着糖的老人,不会知道这些是你特意做的。
”安宁想了想。“我知道。”“那你还做?”“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
”程遇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那天晚上,程遇请安宁吃夜宵。
在殡仪馆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一家烧烤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
烤的鸡翅特别好吃。“你经常来这儿吃?”安宁问。“每周至少三次。”程遇咬了一口鸡翅,
“下了夜班,不吃点东西睡不着。”“你不觉得在殡仪馆旁边吃烧烤很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的。殡仪馆旁边就不能有人吃饭了?”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殡仪馆,
“那里面的人,以前也都吃烧烤。”安宁笑了。“程遇,你真的很有意思。”“哪里有意思?
”“你好像不怕任何东西。不怕死人,不怕晦气,不怕别人怎么看。”程遇放下鸡翅,
认真地想了想。“其实我也怕。”“怕什么?”“怕没人记得他们。”安宁愣住了。
“你开灵车的时候,会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你会在本子上记下来,
哪一天、几点、从哪里接了谁、送到了哪里。你已经记了五年了。”程遇点了点头。
“我觉得,如果没有人记得他们,他们就真的消失了。”“不是有家属吗?
”“有些没有家属。有些家属不来。有些来了,也只是走个过场。”他顿了顿,
“但如果我记得,他们就不算完全消失。”安宁看着程遇,忽然觉得这个笑嘻嘻的男人,
心里装着一片很大的海。“程遇,你记得第一个人吗?”“记得。是一个老爷爷,心梗。
我从养老院接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跟护工说的——‘今天的粥真好喝’。
”安宁在本子上记下了这句话。“今天的粥真好喝。”她念了一遍,“真好。他走之前,
吃了一顿好吃的。”“对。”程遇笑了,“所以我每次吃烧烤的时候,都会想起他。
”第四章第137个人安宁在殡仪馆工作的第六个月,送走了第137个人。
是一个年轻妈妈,三十二岁,乳腺癌。她跟病魔抗争了两年,化疗、放疗、手术,
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她。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跟女儿说的。女儿五岁,
叫小葡萄。那天下午,妈妈躺在病床上,小葡萄趴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幅画——画的是妈妈,
头发很长,穿着一条红裙子,笑得很开心。“妈妈,你看我画的你。”妈妈转过头,
看着那幅画。“画得真好。妈妈的头发这么长啊?”“嗯!我最喜欢妈妈的头发了。
”“可是妈妈的头发快掉光了。”“没关系。掉了还会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就更长了。
”妈妈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小葡萄,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去哪儿?”“去天上。”“天上?去天上干嘛?”“去给星星扎辫子。
”“星星也要扎辫子?”“对呀。星星的头发太乱了,没人帮它们扎。妈妈去帮它们扎。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没有回答。她伸出手,摸了摸小葡萄的头发。“小葡萄,
妈妈走了以后,你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上幼儿园。”“好。
”“还有,妈妈会在天上看着你。每天晚上你抬头看星星,最亮的那一颗就是妈妈。
”“真的吗?”“真的。”小葡萄想了想,说:“那我也要给妈妈画一幅画。画天上的星星。
”“好。你画好了,就对着天空举起来,妈妈就能看见了。”小葡萄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妈妈走了。小葡萄的爸爸来殡仪馆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红裙子。
“她最喜欢这条裙子。”他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买的,她一直舍不得穿。走之前跟我说,
想穿着它走。”安宁接过裙子,是一条红色的连衣裙,很简单的那种,但颜色很正,
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她给妈妈换上红裙子,化了淡妆,
把头发——剩下的那几缕——梳得整整齐齐。她在妈妈的手心里放了一颗纸折的星星,
金色的,是小葡萄折的。“妈妈,这是我自己折的星星。你带到天上去,给星星们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