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五岁,在上海有房有车有品牌。带了两瓶五粮液和一条二十三克的金项链回家报喜,
说我要结婚了。我妈第一句话:“彩礼三十万,少了别谈。
”我爸眼睛没离开电视:“这钱是还你妈怀你十个月的本钱。
”我弟翘着二郎腿:“你那房子卖了吧,把钱给我换辆车。”他们不知道,
我在上海从酒吧卖酒到夜市摆摊,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陪了七年,换来这套房子的时候,
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有八十万付首付,为什么不把钱给你弟弟?”我这次回老家,
不是为了和解。是来死心的。第一章心理诊疗室的空调温度总是调得很低。
我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下意识地搓了搓手臂。后来我每周都来,每次都穿长袖,
但每次还是会觉得冷。医生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的表现。我没有反驳他。
那是三十五岁的冬天,上海的冬天比老家的冬天更湿,更黏,
像有一层看不见的水膜贴在皮肤上,冷得不痛快,却怎么都甩不掉。
我坐在那张灰色布面沙发上,把爱马仕的包包放在脚边。医生坐在对面,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细框眼镜,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我们聊聊你的近况?
”他说。“还行,”我说,“网店上新款了,销量比预期好。”“你上个月说过。
”“那确实没什么别的事可说了。”医生换了个姿势,笔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我盯着那支笔看,想辨认他写的字,但距离太远,什么都看不清。“你上次提到,
你最近做了一个梦。”“嗯。”“想聊聊吗?”我看着窗外。窗外是淮海中路的一栋老洋房,
诊所开在十六楼,能看见对面屋顶的瓦片和一小片天。天是灰白色的,像一块用旧的抹布。
“梦见我回老家了,”我说,“门口那条街没变,还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
路边有一只死老鼠,不知道被什么车碾过,扁得像一张纸。”“你回家了?”“对。
我站在门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人在吃饭。我站在外面看,没人叫我进去。”“然后呢?
”“然后我弟出来了,”我说,“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饭,嘴里还在嚼。他看着我,
没说话,然后把门关上了。”“你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医生沉默了几秒,
笔停在纸上。“你知道吗,”我说,“梦里的那个门,就是我们家老房子的那个铁门,
刷了绿色油漆,下面锈了一大片。我小时候有一次冬天在外面玩太久,回来的时候手冻僵了,
那个门把手上都是冰碴子,我的手粘上去了,扯下来的时候皮蹭掉一小块。就是那个门。
”医生没有说话。“我都不觉得疼,”我说,“那时候,就是看着手指出血了,第一反应是,
完了,肯定要挨骂了。”“为什么?”“因为我受伤了,他们得花钱给我买药。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的语气很平静。医生低下头,笔开始动。这一次他写了很久,
不像是在记关键词,应该是在记录一段完整的文字。等他的笔停下来,
我才意识到我刚刚说了什么。哦。原来这件事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心理医生,
我讲了四十分钟。全部是关于他们。我出门的时候,前台小姑娘冲我笑,
说“虞**下次见”。我点头,在电梯里掏出手机,看见三个未接来电,备注是“妈”。
我没有回拨。电梯下行,信号断了。屏幕上的通话记录停在那里,像一道不会愈合的伤口。
我今年三十五岁,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在上海市区有一套两居室,没有贷款。
我包养了一个二十岁的男大学生,上海本地人,长得白净,
说话的时候喜欢带一点漫不经心的尾音。他叫我姐。我做了很多医美项目,
眼尾、额头、法令纹,能填的都填了,填充物撑起皮肤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饱满感,
像是把过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埋起来。但在那个灰色沙发上的四十分钟里,
我变回了二十年前的小女孩。那个坐在饭桌最边上的,从来不敢大声说话的小女孩。
她穿着堂姐不要的旧棉袄,袖子长出一截,她把手缩在袖子里,不敢伸出来夹菜。
她弟弟坐在饭桌正中间,面前摆着三盘菜。她想吃面前那盘炒鸡蛋里的火腿肠丁,
看了一眼她妈,她妈正在给弟弟夹肉。她又低下头,啃了一口白饭。她不敢吃那盘菜,
因为她知道,她要是夹了,她爸就会说——“就你馋。”……那件旧棉袄后来我一直留着。
搬了多少次家都没扔。它压在我衣柜最底层,装在真空压缩袋里,抽走了所有的空气,
扁扁的一片,像极了我梦里的那只死老鼠。有一次我把它拿出来,摊在床上。
棉袄的里衬是格子的,洗得发白,胳肢窝的地方磨破了,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棉花。
袖口有一点洗不掉的酱油渍,是有一年过年,弟弟打翻了我的碗弄上去的。
我因为那滴酱油渍挨了一顿骂,理由是我没护住碗。那件棉袄我十四岁了才没有再穿。
不是因为他们给我买了新的。是因为我实在穿不进去了。袖子卡在胳膊肘,扣子崩了两颗,
我妈骂我越长越肥。我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肚子勒出一圈红印,我深呼吸,使劲吸气,
想把扣子重新扣上。扣不上。我哭了。不是觉得自己胖,是觉得完了,
明天上学没有衣服穿了。后来我妈从弟弟的旧衣服里找出一件冲锋衣扔给我。蓝黑色的,
男款,拉链坏了用别针别上。我穿着去了学校,同桌问我你怎么穿你爸的衣服。我说,
不是我爸的,是我弟的。她笑了一下,说那不也差不多。是。差不多。
……初中的时候我住校。每周生活费五十块钱,吃饭三十,
剩下二十要买卫生纸、笔、本子、洗发水。我不怎么吃饭。早上一块钱的馒头,
中午两块钱的素菜和米饭,晚上不吃饭,说是不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饿,
是钱不够。那个学期我瘦了十斤,放假回家我妈看见我,说怎么瘦成这样,我说学习累的。
她说那就别那么用功,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要嫁人的。我没有反驳她。回学校那天,
她给了我一张一百块,说省着点花。我接过钱的时候,发现弟弟脚上穿了一双新球鞋。
阿迪达斯的。他站在门口,脚踩在地上来回蹭,说姐姐你看。我没看。
我攥着那一百块钱出了门,走出去好远,才蹲在路边哭了出来。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省了一顿。不是因为不饿。是因为我想存钱。我想存很多很多的钱。
我也不知道存钱要干什么,但就是觉得,只有手里攥着钱了,我才能活。
---二十三岁那年,我从老家来到上海。是被赶出来的。说是赶,也不准确。
我大学毕业后在小县城找不到好工作,做过饭店服务员、酒店前台、网管。
每个月工资一千八,给家里交一千,自己留八百。我妈说这叫孝心。我没说话。
后来我在网吧认识了一个男的,上海人,在网上跟我说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我信了。
我妈一开始不同意我去上海,后来她听见我和那个男的打电话,
听见他说“房子在徐汇”“车子是沪牌”,她的态度就变了。她问我,这个人靠谱吗?
我说靠谱。她说那就去吧,但是家里没钱给你买票。我说我自己有。她说那挺好,
去了好好的,别给人家添麻烦。那个时候我在酒吧卖酒,攒了五万块钱。
我不敢跟她说我在酒吧工作,只说是做销售。她知道销售是什么意思,但她没追问。
她从来不问我的事。我去上海那天,没人送我。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去火车站,
箱子里装着我所有的东西。一个箱子,就装下了。我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打开手机。
没有消息。没有人在乎我是走是留。**在窗边,看见站台上有人在送人,
一个女孩子抱着她妈妈哭。我把窗帘拉上了。---到上海的第一个月,他对我还行。
带我去外滩看灯,给我买了一杯三十块钱的奶茶。我捧着那杯奶茶舍不得喝,
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奶茶凉了还在抿。他笑我,说没喝过奶茶啊。我说没喝过这么贵的。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运气好了。遇到一个上海本地人,有房有车,还舍得给我花钱。
我没有意识到,他从来没带我去过他家。每次我说想去看看,他都说家里在装修,
乱七八糟的,等装好了再带你去。我等了三个月。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下班回到出租屋——那时候我已经把那间房子叫做“家”了——发现他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衣柜里他的衣服没了,鞋柜上他的鞋子没了,连卫生间的牙刷都少了一支。我给他打电话,
关机。发微信,红色感叹号。我在那个空了一半的房间里坐了一整夜,没有哭,
只是反复地拨那个号码。每一次都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第二天,房东来了。
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王,我叫他王叔。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又看看我,表情有点复杂。“你男朋友呢?”“不知道。
”“房租下个礼拜到期,他说你会续。”我愣在那里。什么房租?他不是说房子是他买的吗?
王叔大概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叹了口气,在鞋柜上坐下来。他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
说:“小姑娘,你是被他骗了吧。”我没说话。“这套房子是他租的,租了半年,
这个月到期。他跟我说他女朋友会续租,让我来找你。”我站在那里,手攥着门框,
指甲掐进木头的缝隙里。“我没钱。”我说。说出来之后,我自己都觉得荒谬。
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站在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对一个陌生的老头说,我没钱。
王叔弹了弹烟灰。“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
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快自动挂断的时候才接起来。“喂?”我妈的声音有点喘,
大概是在干活。“妈。”“嗯,啥事?”“我……”我攥着手机,想了半天,说,
“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电话那头顿了两秒。“怎么了?”“那个男的跑了,房子是租的。
”“哦。”她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事。隔了几秒,
听见背景音里我弟在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的,偶尔骂一句脏话。
她喊了一声“小宇声音小点”,然后又对着话筒说:“那上海有什么好的。”“我想留下来。
”“留下来?”她的声音往上挑了一点,“你一个人在上海怎么活?
”“我想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她打断我,“你又没钱,又没地方住,
你能想什么办法?”我没说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啧了一声,像是在算账。
“县城那个纺织厂还在招人,包吃住。我让你爸去问问,你回来直接去上班。
”“我不想回去。”“回去怎么了?回去有吃有住,不比你在上海睡大街强?
”“我想试试……”“试什么试?”她的语气开始不耐烦,“隔壁老李家的闺女,
大专毕业在县城当会计,一个月三千五,吃住都在家,每个月还给她妈两千。
你在上海一个月能赚多少?能剩多少?”我攥紧手机,想说自己已经在摆摊做衣服了,
想说上海有机会。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她不会想听的。“回来吧,别在外头丢人了。
”她最后说,“你一个女孩子,在外头混成那样,传回去人家怎么看你?”丢人。
我挂了电话。后来她又打了两个,我没接。我蹲在那个出租屋里,看着一堆不属于我的家具,
一个不属于我的房子,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我没有哭。哭有什么用呢。
小时候我感冒发烧咳嗽整晚睡不着,怕吵到他们睡觉,使劲忍着,把被子咬出一个洞。
后来实在忍不住咳出声,第二天我妈不耐烦地买了三颗感冒药扔给我,说吃完就好了。
吃倒是吃了,咳嗽一直没好利索,落下哮喘的根。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难受是你的事。
跟别人没有关系。你哭,只会让人烦。……我在那个空房间里又住了三天。王叔没赶我。
他每天过来一趟,有时候带两个包子,有时候带一盒盒饭。他说不是白给的,记账。
第三天晚上,他带了一瓶黄酒,坐在客厅那张破沙发上,用一次性杯子倒了两杯。“小姑娘,
”他说,“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说我知道。“你想留在上海?”“想。”“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王叔喝了一口酒,点点头。他牙齿有点黄,
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我可以不收你房租,”他说,“一个月再给你一千块。
”我看着酒杯,黄酒的颜色很深,灯光照在里面像琥珀。“条件呢?”他没说话。过了很久,
他把酒杯放下,站起来。“你考虑考虑,”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不勉强。
”门关上了。我坐在沙发上,把那杯酒喝完。又倒了第二杯。又倒了第三杯。第三天晚上,
我答应了他。条件是一周一次。他不知道,我其实感谢他。他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借口。如果他不出现,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去卖?去死?
还是回老家相亲,把自己卖了换彩礼?他让一切变得简单了。一周一次,一个月一千块,
一套免费的小房间。那间朝北的小房间,墙皮受潮起了泡,我用挂布遮住。
衣柜里挂着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厨房里有我的碗筷,阳台上晾着我的内衣。
我开始找工作。什么都干——房产中介、商场导购、发传单。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画服装设计图,周末去夜市摆摊卖自己做的衣服和配饰。
王叔有时候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出门的时候他会说一句“早点回来”。很像一个家。但不是。
我知道不是。他看电视的时候我在隔壁房间锁上门。
我出门摆摊的时候他给我留一碗饭在桌上,我回来的时候饭已经凉了,结成块,我照样吃完。
我从不和他一起吃。我从不叫他别的什么。就是王叔。---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
我换了三份工作,最后在房产中介稳定下来——没底薪,靠提成,但时间自由,
能让我继续做衣服。夜市的小摊慢慢有了回头客,有人开始加我微信订做,
说“你做的衣服和别人不一样”。我二十八岁那年,网店开了起来。我一边上班一边打理,
晚上熬夜打包发货。王叔有时候帮我搬箱子,六十几岁的人了,搬两个就喘气,我说不用,
他还是要搬。他说你一个小姑娘,不容易。他从来没说过别的什么。他给我留饭,
偶尔带回来一条丝巾说是地摊上随便买的。他是坏人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他让我活下来了。……我三十岁那年冬天,王叔死了。心肌梗塞,走得很突然。
那天我在杭州看一批布料,坐高铁回来的路上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里一个女人声音很尖,
像一把剪刀在剪铁皮:“你谁啊?我爸手机里怎么全是你的电话?”我挂了电话,
在高铁站的卫生间里站了很久。镜子里的女人穿黑色大衣,涂着豆沙色的口红,拎着登机箱。
看起来体面。但我知道,她是为了省一晚酒店钱才坐末班高铁的。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护士说他女儿签字领走了遗体,没留话。三天后,
他女儿来了那套老公房。带着一个中年男人,说是律师。她站在客厅中间,
打量了一圈屋子里的东西。我的缝纫机靠墙放着,茶几上摆着我刚画完的设计稿,
阳台上晾着我的内衣。“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的钱买的吧?”她用脚踢了一下我的行李箱。
“我自己赚的。”“你一个外地人,在上海怎么赚的钱?你心里清楚。”我没有解释。
解释什么呢?解释我做房产中介,解释我下了班去夜市摆摊,
解释我这七年每一分钱都是怎么来的?她不在乎。她只是需要一个**,
来解释她爸为什么把房子给外人住,为什么存款簿上没有多少钱,
为什么她妈死后她爸从来没主动给她打过电话。“收拾你的东西,滚。”我走进那间小房间,
开始收东西。旧棉袄、设计稿、缝纫机、几件衣服、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在上海七年的全部家当,一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我使劲拽,
指甲劈了,血渗出来,我没有停。拖着箱子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行李箱的轮子磕在台阶上,
一下,两下,第三下拉链崩开了,东西撒了一地。她站在楼梯口骂我。**。小三。
看上她爸的遗产。邻居探出头来看,又缩回去。隔壁302的阿姨没缩。
她拎着菜篮子站在楼梯拐角,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慢慢走上来,放下篮子,
帮我捡起滚到墙角的一支口红。“小姑娘,”她说,“走吧。”我接过口红,塞进箱子。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女人。“他不是你爸。”“你放屁!”“他死的时候,你在哪儿?
”她愣了一下,觉得被冒犯了。一个外地女人凭什么这样对她说话?然后她骂得更凶了。
我没再开口,拉着箱子下楼。轮子在楼梯上磕磕绊绊,到了底楼,轮子掉了一个,
我把箱子扛起来,扛到背上,往地铁站走。路过小区门口的早餐摊,老板娘看见我,
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转过了脸。我懂了。这七年,在别人眼里,我不是租客,不是邻居,
不是那个每天早上买两个菜包子、豆浆不加糖的姑娘。我是王叔养的那个女人。从来都是。
那七年,一个月一千,一套免费的小房间。他教我怎么跟布料商砍价,
他说“你一个小姑娘不容易”。他从来没说过别的什么,但我每周去他房间的一个晚上。
我恨他吗?我不恨。但我也没法感谢他。我只是给他送了终。而在这个城市里,
没有人会给我送终。……被赶出来之后的那个冬天,我在郊区租了一个十平方的隔断间。
没有窗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厕所是公用的,走廊尽头,
三个房间的人轮流用。洗澡要烧水,倒进盆里擦。又过了几个月,看看卡里的存款,
我咬牙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室一厅,老小区,首付东拼西凑,中介同事借了一些,
网店的流水填了一部分。搬进去那天我谁也没请,一个人开了瓶红酒,坐在客厅地板上,
对着墙壁喝。墙是新刷的白漆,很干净,上面什么都没有。我喝多了,靠在墙上睡着了。
半夜冻醒,发现自己流了一脸的眼泪。我去卫生间洗脸,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三十岁,
眼睛底下有细纹,嘴角有一点往下撇。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然后去拿手机,
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响了好几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个。这回接了。“喂?”她声音很困。
“妈。”“嗯,啥事?”“我买房子了。”那边安静了两秒。“哦,在哪儿买的?”“上海。
”“多少钱?”“首付八十万。”电话那头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然后她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多少?”“八十万。”“八十万?!”她的嗓门拔高了,
背景音里我爸嘟囔了一句“吵什么吵”。“你哪来那么多钱?”她的语速变快了,
像是在数落,又像是在审问,“你在上海到底干什么了?怎么攒的?
你是不是干什么不正经的事了?我跟你说你别在外面丢我们虞家的人——”“我自己挣的。
”我说。“你挣的?你一个丫头片子能挣八十万?你当你妈傻?”她顿了一下,
语气忽然从审问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有钱买房子,没钱给你弟攒着?你弟还没娶媳妇,
你倒先给自己买上房了。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我张了张嘴。想说自己做房产中介,
想说夜市摆摊手上全是冻疮,想说这七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我说不出口。说了也没用。
她从不在乎我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只在乎我的钱没有变成我弟的钱。“死丫头,
”她压低了声音,像是怕吵醒谁,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爸腿疼舍不得去医院,你倒好,在上海买房子。白养你了。
”然后我听见我爸在旁边问了一句“怎么了”,我妈把话筒拿开,说了一句“你那好闺女,
在上海买房子了,八十万”。我爸说了句什么,没听清。我妈重新把话筒贴回来,
声音更冷了:“你弟下个月要相亲,人家女方要彩礼十八万八。你要是真有孝心,
先打十万过来。”“我没有了,首付花完了。”我说。“花完了?”她冷笑了一声,
“那你就把房子卖了。一个人住那么贵的房子干什么?你回来住,让你弟去上海。
他谈的那个女朋友跟他说了好几次想去上海。”“你听见没有——”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走进厨房,打开抽屉,拿出一把水果刀。我盯着刀刃看了很久。
然后我用刀片在左手手腕上划了一道。不深。血慢慢渗出来,很红,很烫。
我用纸巾按住伤口,靠在厨房台面上,缓缓地蹲了下去。
我低声地、像是被人掐住喉咙一样地,笑了一声。这一刀不是为了死。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自己还活着。……刀伤留下了一道疤。后来我做了几次医美填充,
想把它盖掉,但疤痕组织太深,填充物吸收完了,那道白印子还是隐约可见,
像一条褪色的线。三十五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心理诊疗室。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了老家,站在那扇绿漆铁门外,里面的人在吃饭,没人叫我进去。
这个梦我做了很多年,但那次不一样。那次梦里的我站在门外,没有敲门,
而是把手放在门把手上。铁把手上面全是冰碴子,我的手粘上去了,
扯下来的时候皮掉了一块。我看着流血的手指,听见自己在梦里说——“我不冷了。
”然后我醒了。躺在上海那套两居室的主卧里,空调开着暖风,
蚕丝被裹着我做过医美的身体。那个穿着旧棉袄的小女孩站在床边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问她,你还要怎样。她还是不说话。那天早上我预约了心理医生。……现在。
三十五岁的冬天,淮海中路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灰色沙发上,把爱马仕放在脚边。
窗外那个灰白色的天一直没变。我讲了四十分钟。讲了旧棉袄、感冒药、掉下来的门把手皮。
讲了炒鸡蛋里的火腿肠丁。讲了那只被碾扁的死老鼠。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戴细框眼镜,说话声音很轻。他问了很多问题,我回答的时候不觉得难过,
只是像在背诵一份旧档案。“你觉得,你的父母为什么那样对你?”他问。我回过头来看他。
然后我听到自己说——“因为他们想让我死掉。”医生的笔停了。“我死掉的话,
他们就可以生二胎了,”我说,“但是我命硬,一直没有死。他们实在等不及了,
就交了一大笔罚款,生了我弟弟。”诊室里很安静。空调的风吹过来,
我手臂上的汗毛竖了起来。我没有哭。甚至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冷笑,
是那种把一件事想了三十年终于想明白之后,干净的、放松的笑。医生合上本子,
轻声说:“今天我们可能要多聊一会儿。”我说不了,约了人。然后我站起来,拉平裙摆,
走了出去。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眶微红,但站得很直。电梯下行。
在2楼停了一下,进来一个年轻女孩,染着粉色头发,戴着耳机,看都没看我一眼。
她低头刷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电梯门再开,一楼到了。她走出去。我跟在她后面,
步子不快不慢。街上的冷风灌进领口。我裹紧大衣,拿出手机。有一个未接来电。
备注是——妈妈。我没有回拨。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往停车场走。走出七八步,
忽然停了下来。站在这条我走了十年的淮海中路的人行道上,听见远处有车子按喇叭,
听见有女孩子在笑,听见风声,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备注。
然后我把“妈妈”删掉,改成了三个字。于玉凤。我妈的大名。然后我关掉屏幕,继续走。
停车场在地下一层,走下去的时候,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一声接一声,
又稳又均匀。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收音机自动打开,正在放一首老歌。一个女人在唱,
声音缠绵而沙哑,唱的是粤语。我听不太懂粤语。但有一句我好像听懂了。——让过去过去,
让将来到来。**在驾驶座上,没有挂挡,只是把这首歌听完。听完之后,把车开出去。
淮海中路的车流很密,我一打灯汇入,车尾被后车闪了一下。但没关系,我已经进来了。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微信消息,来自“于玉凤”。“小晚,你弟要结婚了,
女方家里要一辆车。你出十万吧。当是给你弟的贺礼。”我盯着屏幕。红灯。我停下车。
往前翻了翻最近的聊天记录。上一次——过年,她发:“发红包。”上上次——中秋节,
她发:“红包呢?”上上次——三个月前,她发:“你爸腿疼,转点钱。”我停住了。
手指悬在那个“十万”上。红灯还有73秒。淮海路的夜开始亮起来,车灯一串一串的。
后面有车按了两声喇叭,大概是嫌我跟前车离得太远。我把车往前挪了一点,然后拿起手机,
打了一行字。删掉。重新打。删掉。第三次,我打了四个字。发送。我把手机翻了个面,
屏幕朝下。挂挡,踩油门。车子平稳地滑进夜色的车流。那条消息安静地躺在对话框里。
就四个字。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的。关我屁事。第二章回到家,推开门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