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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青石巷24号房租到期的前一周，我的手机几乎被催租短信塞爆了。沈眠，
二十五岁，三流大学毕业，在一家快倒闭的自媒体公司写软文，月薪刚过四千。
在这个二线省会城市，刨去一千八的房租、六百块的花呗、几百块的通勤和外卖，
月底剩下的钱连看场电影都要犹豫半天。我坐在出租屋窄小的床上，望着墙皮脱落的天花板，
第无数次打开租房APP。手指机械地滑动，划过一个又一个标价两千以上的单间，忽然，
一条房源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眼睛——“青石巷24号，独院老宅，一室一厅带厨卫，
月租700。”配图很敷衍，像是随手拍的：灰扑扑的砖墙，一棵歪脖子石榴树，
阳光从木窗棂间漏进来，在地上切出明晃晃的方块。我下意识地看了眼发布时间：三天前。
这意味着这条信息还“活着”。在这个城市，七百块连隔断间都租不到，更何况是独院老宅？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凶宅？有纠纷？还是照片是假的？但我还是拨通了房东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不急不慢的，像秋天的风：“你好，
青石巷的房子，你是要看房吗？”约了第二天下午两点。青石巷在老城区的腹地，
要从主路拐进一条只能并排走两个人的窄巷，再绕过一棵歪脖子槐树，
才能看到那扇褪了色的红漆木门。我到的时候，一个女人已经站在门口了。
她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穿一件素净的灰蓝色棉麻裙子，头发用一根木簪松松挽着，
五官说不上多漂亮，但很舒服，
像是你在任何一条街上擦肩而过都不会多看一眼、回过头来却觉得莫名安心的那种长相。
“沈眠？”她笑了笑，伸出手，“我姓赵，赵锦年。叫我赵姐就行。”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涂任何颜色。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双手像是常年不怎么晒太阳的。“进来看看吧。
”她推开门，我跟着她走进院子。说实话，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地方。院子不大，
铺着青砖，缝隙里长出细细的苔藓。那棵石榴树比照片里更老，树干虬结，
枝头挂着几个青涩的小果子。正房是一明两暗的格局，木梁木柱，虽然看得出年头不短，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卧室朝南，光线从雕花木窗透进来，落在老式的暗红色地板上，
像撒了一层碎金。厨房和卫生间在后院，虽然简陋，但热水器、马桶都是新装的。
“这房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赵锦年靠在门框上，声音不紧不慢，
“她去世后我一直没舍得租出去，觉得太冷清。但这两年手头紧，空着也是空着。
”我环顾四周：“这么好、这么便宜的房子，怎么一直没租出去？”她垂下眼睛，
睫毛投下一小片阴影：“巷子太深了，年轻人都喜欢住电梯房。
而且这房子……有些人不习惯。”她顿了顿，“之前来看房的几个小姑娘，
都说院子里的石榴树到了晚上影子晃来晃去的，吓人。”我几乎要笑出来。
我沈眠从小在老家长大，什么鬼故事没听过？比起房东因为影子而降价到七百块，
我更害怕下个月的房租没有着落。“我租了。”我说。赵锦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很奇怪，像是一盏灯忽然拧亮了灯芯，又迅速拧回去，快得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她弯起嘴角，露出一个温柔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好。
那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我就住隔壁，23号。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签合同的时候，
她多配了一把钥匙给我，总共两把。“夜里怕你一个人不习惯，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在我手机里存了自己的号码，备注写着“赵姐”。我搬进去的那天是个周六。
两个蛇皮袋加一个行李箱，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巷子口卖烧饼的大爷看了我一眼，
嘴巴张了张又合上，最后只说了一句：“姑娘，一个人住这儿？”“嗯。”他低下头，
继续翻炉子上的烧饼，没再说话。倒是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端着碗面走出来，
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那眼神不像看新房客，倒像看一个即将跳进火坑的人。
“真有人敢住啊。”她小声嘀咕了一句，转身回去了。我没在意。七百块，独院，
在这个城市就是神迹。神迹通常伴随着流言蜚语，但流言蜚语又不能当饭吃。搬家第一晚，
赵锦年敲了我的门。她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刚熬好的银耳莲子汤。
“搬家第一天肯定累坏了，吃点甜的，晚上好睡。”我接过来，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
莲子炖得糯糯的，银耳滑过喉咙，一股暖意从胃里蔓延到四肢。“赵姐，你人也太好了。
”我真心实意地说。她笑了笑，站在石榴树下，月光把她整个人镀上一层淡淡的银白色。
她说：“一个人住，安全第一。门窗晚上要锁好，
院子里这棵石榴树……你如果晚上听到树叶沙沙响，别怕，就是风吹的。
”她走后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一丝风都没有。但那个搪瓷缸子确实好喝。
我把它洗干净，放在厨房，心想改天还给赵姐。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了一周。
青石巷24号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每天早晨把阳光从木窗格漏进来叫醒我，
每天晚上用虫鸣和偶尔的狗吠送我入睡。赵锦年隔三差五送来吃的：有时是包子，
有时是绿豆汤，有时是一碟她自己腌的小菜。我加班到晚上十点多回来，巷子里黑漆漆的，
她的窗户总是亮着一盏灯，门虚掩着，好像在等人。那天晚上十一点，
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走到巷口，看到赵锦年站在24号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
头发散下来，在路灯下显得特别长。“沈眠，回来了？”她的声音有点哑，“我家的灯坏了，
你能不能来帮我看看？”“灯坏了？我帮你看看。”我跟她走进23号。
她家的格局和24号一模一样，只是更空，客厅里几乎没什么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一个老妇人，眉眼和赵锦年有几分相似，大概是她去世的母亲。
卧室的灯确实不亮，开关按了几次都没反应。“可能是灯泡坏了。”我搬了把椅子，
拧下灯泡看了看，灯丝没断，但接口处有点发黑，“换个新的试试，赵姐你家有备用灯泡吗？
”“有的，在厨房柜子里。”我去厨房找灯泡的时候，余光扫到灶台底下的柜门没有关严，
露出一个塑料袋子的一角。袋子半透明，里面好像装着一沓照片，但光线太暗，我看不太清。
我没有多想，拿了灯泡换好，灯亮了。“太谢谢你了。”赵锦年从冰箱里拿出一盒草莓，
“刚洗好的，带回去吃。”我没客气，接过草莓往回走。走到院子中间，
忽然听到身后“啪”的一声——赵锦年把门关上了。那个声音在安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像一个句号。我把草莓放在桌上，打开电脑，准备把明天要交的稿子再改一改。写到一半，
口渴了，拿起杯子才发现水壶是空的。厨房的水龙头最近有点问题，出水很慢，
我等了一会儿，才接了小半杯。鬼使神差地，我的目光落在玄关鞋柜上那串钥匙上。
搬家那天赵锦年给了我两把钥匙。一把是院门和正门的，黄铜色，很常见。
另一把我一直没弄明白是开哪里的——它比大门钥匙小一号，银色，
钥匙柄上有一个小小的凹槽，像是曾经贴过标签又被撕掉了。我拿起那把银色钥匙，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光线不够，我把它举到台灯底下。台灯的光线很强，照在钥匙柄上，
我忽然看到上面有一行极小的字。小到我几乎以为那是钥匙本身的纹理。我凑近了看，
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安宁路17号，地下室。”安宁路17号？
我的大脑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敲了一下。安宁路17号，那是什么地方？
这明明是我住的青石巷24号。赵锦年给我的钥匙，刻着另一个地址的地下室？不，
也许这钥匙是她随手拿的，以前用过的旧钥匙，标签没撕干净。
也许“安宁路17号”是某个早已不存在的地址，和她的人生有过交集，
和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那为什么她没有告诉你这把钥匙是开哪里的？
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坐到手边的水彻底凉了。然后我站起来，
开始回忆这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进门是客厅，左边是卧室，右边是厨房，
后院还有一个小卫生间。没有地下室，至少在我知道的范围内没有。
但老房子——这种民国时期的老宅——很多都有地窖或者地下室。
只不过后来的主人为了防潮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把入口封上了，或者用柜子挡住了。
我拿着手机，打开手电筒，从客厅开始一寸一寸地检查。地板是实木的，踩上去微微下陷，
但看不出任何拼接的缝隙。墙壁是老式白灰墙，没有暗门的痕迹。
我走到楼梯间——其实也不算楼梯间，就是卧室旁边一个凹进去的小空间，
放了一个旧的储物柜，柜子里塞满了前房客留下的杂物：几本发霉的书，一个坏了的台灯，
一把断了腿的椅子。我把柜子搬开。墙面上有一块颜色不太一样。准确地说，
是一块大约一米宽、两米高的区域，白灰比周围稍微新一点，像是后来重新抹过的。
我伸手敲了敲。空的。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在那块区域边缘摸索，
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几乎被白灰填平的缝隙。我用钥匙尖把那层白灰刮掉，
露出了一个老式的锁孔。我把那把银色钥匙**去。严丝合缝。我深吸一口气，转动钥匙。
咔嗒一声，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那块墙面松动了，我用手一推，
一扇白色的门向内打开。准确地说，是一扇漆成白色的小门，和墙壁几乎融为一体。
门后是一道窄窄的楼梯，向下延伸，消失在黑暗里。潮湿的、带着霉味的气息从下面涌上来，
混杂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又像是消毒水的气味。我站在门口，
手电筒的光柱向下探去，照亮了前三四级台阶。水泥的，表面粗糙，边角磨损得厉害，
看起来被无数双脚踩过。我把手电筒咬在嘴里，开始往下走。楼梯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墙壁两边是**的红砖，潮湿的地方长出了白色的霉斑。空气越来越闷，
那股说不出的味道越来越浓。我数着台阶，一级、两级、三级……一共十三级。
十三级台阶之后，我踩到了平地。地下室不大，目测不到十平米。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
我抬手几乎能碰到。手电筒的光扫过去，我看到的场景让我的血液一瞬间凉了半截。
靠墙有一张铁架床，绿色的军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有一个搪瓷杯子，
杯子里插着一支牙刷。床底下有一双塑料拖鞋，粉色的，码数不大，像是女人穿的。
床对面是一张破旧的书桌，书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
笔记本旁边有一盏没有灯罩的台灯。桌角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背对着我。
我走近书桌，拿起那个相框，翻过来。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白裙子，站在一条河边，
阳光很好，她笑得很开心，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那个笑容像一把刀，
狠狠地捅进了我的胸口。我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相框从我手里滑落，砸在地上，玻璃碎了。
但我根本顾不上那些，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完全被一个名字占据了——林晚晚。我的大学室友，
我最好的朋友，三年前在毕业旅行中失踪的林晚晚。整整三年，警方没有任何线索，
她的家人从满怀希望到逐渐绝望，
她的名字从失踪人口名单上被划到了“长期未结案件”的档案里，被所有人渐渐遗忘。而我，
她的闺蜜，
曾经和她睡上下铺、一起逃课、一起骂渣男、一起在深夜的天台上分吃一碗泡面的沈眠，
我甚至已经很少想起她了。人的记忆就是这么残酷，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时间的稀蚀。
但此刻，在这间地下室昏暗的光线里，她的笑容就那么直直地撞进我的眼睛，像一记耳光，
打得我脸上**辣的疼。我蹲下来，用手电筒照向碎玻璃下面的照片，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白裙子，长发披在肩上，左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那是毕业前夕我亲手编了送给她的，
说“祝你平安”，她笑话我编得太丑，却一直没摘下来。红绳在照片上清清楚楚。
我跪在地上，双手发抖，把相框碎片扒开，把照片捡起来。翻到背面，
一行钢笔字写在那里——“第三个，半年。”赵锦年的笔迹。我在租房合同上见过，
一笔一划，规规矩矩，连捺的角度都一样。第三个。半年。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还有两个？
林晚晚是第三个？那“半年”是什么意思——她在这里住了半年？还是别的东西？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无数个念头像炸开的烟花一样噼里啪啦地闪。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必须马上报警，我必须——手机震动了。我差点把它扔出去。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消息，
备注是“赵姐”：“钥匙，你用了吗？”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她怎么知道的？
她怎么知道我在地下室？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四周——这个地下室有没有摄像头？
她是不是在隔壁就能感应到那扇门被打开？还没来得及回复，
第二条消息紧跟着来了：“没关系，我不急。反正你一个人，住得久了，就习惯了。
”我猛地转过身，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楼梯，扫过那扇白色的小门——门开着，
楼梯上方的走廊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有人在我身后。赵锦年站在楼梯的顶端，
走廊的灯光从她背后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黑，
像一条黑色的河流从楼梯上流淌下来，一直蔓延到我的脚边。她还是穿着那件白色的睡衣，
头发散着，脸上挂着那抹我再熟悉不过的微笑——温暖的、体贴的、像母亲又像姐姐的笑。
但在那个笑容下面，我看到了别的东西。一种极慢的、极笃定的从容，
像猫看着已经落入掌心的猎物，不急着收爪，因为知道对方无处可逃。“你找到照片了？
”她的声音很轻很柔，从楼梯上飘下来。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嗓子干得像砂纸，
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你应该也发现了——”她歪了歪头，目光越过我，落在那张铁架床上，
“地上那半杯水，是我三天前放的。”我低头。手电筒的光柱落在地上，
落在那双粉色的塑料拖鞋旁边。那里有一个搪瓷杯子，半杯水，水面上落了一只死蟑螂，
腿朝天，一动不动。三天前。三天前有人在这里住过，喝过这杯水，脱了拖鞋，
躺在那张绿色的军被下面睡觉。而赵锦年三天前就知道，那个人不会回来了。不，
也许赵锦年就是那个“不让那个人回来”的原因。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但它听起来不像我的，又哑又尖，像指甲刮过玻璃：“林晚晚在哪里？”赵锦年没有回答。
她只是慢慢地走下了一级台阶，白色的拖鞋踩在粗糙的水泥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你刚搬进来那天，”她说，声音依旧是那种不急不慢的调子，像在聊天气，
“我就觉得你和她有点像。不是长得像，是那种感觉——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没有根，
没有太多牵挂，消失了也不会有人立刻发现。”她走下了第二级台阶。“你们这种人，
最适合做邻居。”她走下了第三级台阶。手电筒的光照在她脸上，
我看到了她瞳孔里映出的火光——那是恐惧的光，是我自己的恐惧反射在她眼睛里的样子。
我没有犹豫。我转身就跑。第2章月光下的石榴树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跑这么快。
十三级台阶，我几乎是一步跨了三级，肩膀撞在楼梯间的墙壁上，疼得我龇牙咧嘴，
但我不敢停。我从那扇白色小门里冲出来，撞翻了储物柜，杂物哗啦啦散了一地。
我听到身后传来赵锦年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沈眠，你跑什么？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聊？你和我闺蜜失踪的事“聊”了，结果她到现在还不知死活。我冲到院门口，
拉门闩——该死的，这门闩是老式的铁插销，平时就不好使，现在我的手抖得像筛糠，
插销死活拔不出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赵锦年已经从楼梯间走了出来，正站在客厅中央，
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她没有跑。她甚至没有加快脚步。她像一个耐心的猎人，
笃定猎物逃不出围场。我终于拔出了插销，拉开门，冲进了巷子。青石巷又窄又黑，
两边的围墙在头顶挤出一条窄窄的天空，月亮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零星的几盏路灯，
隔着老远才有一盏，发出昏黄的、快要熄灭的光。我的脚步声在巷子里来回弹跳，
像有好几个人在同时奔跑。我一边跑一边摸出手机，拇指颤抖着按下“110”三个数字。
拨出去了。“您好，110报警服务台，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我要报警——青石巷24号，房东非法囚禁，我朋友三年前失踪的案子，
我找到证据了——”“女士，请您冷静，说清楚地址和情况。您是否处于危险中？
”“我——她在追我——”电话那头的声音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的脚下一滑——巷子里的石板路长年积水，长了薄薄一层青苔。我的身体失去平衡，
手机从手里飞出去，在墙上撞了一下，弹到地上，屏幕闪了两下，灭了。
我摔了个结结实实的**蹲儿，手掌蹭在粗糙的石板上，**辣地疼。但我顾不上这些，
我捡起手机——屏幕碎了，黑屏了，怎么按都没反应。操。我挣扎着爬起来，
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跑。巷子口就在前面了，拐出去就是大马路，那里有路灯，有监控，
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可就在巷子口的槐树下，我停住了。路灯下站着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人，长发披肩，左手腕上戴着一根褪了色的红绳。
她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我认得那条白裙子——和地下室里那张照片上的白裙子一模一样。不，不对。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路灯下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棵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是我的幻觉。
惊吓过度的幻觉。但那个幻觉已经够了，它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钉在原地。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脑子里一片空白，身后的巷子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赵锦年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在她那盏昏黄的院灯下面站定，远远地看着我。她没有追出来。
她只是站在门槛里面，一只手扶着门框，歪着头看我，
像在看一个做错事跑出去又自己回来的小孩。“沈眠，外面冷，进来吧。”她的声音不大，
但在安静的巷子里传得很远。我没有动。她轻轻叹了口气，
那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包容：“你那个手机摔坏了，明天我帮你拿去修。
你先回来，别在外面站着，最近治安不好。”治安不好？治安再不好，也没有你这个人可怕。
但我没有跑。不是不想跑，是跑不了。我的腿在发抖，不知道是摔的还是吓的。
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林晚晚真的是她害的，如果地下室里那些东西都是真的，
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按在地下室里？她比我高半个头，我瘦得像根竹竿，真要动手，
我不一定是她的对手。她放我跑出来，说明她不害怕我跑。不害怕我报警？
不害怕我告诉别人？还是——她确信没有人会相信我？
我想起搬进来那天杂货店老板娘的眼神，想起巷口卖烧饼的大爷欲言又止的表情，
想起赵锦年说的那句“之前来看房的几个小姑娘，
都说院子里的石榴树到了晚上影子晃来晃去的，吓人”。也许不是石榴树的影子吓人。
也许她们来过这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离开了。而我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
因为我太穷了。七百块的房租，对我这个每个月工资刚够活着的人来说，
就是一根救命的绳子。哪怕绳子上沾着血，我也会抓住它。赵锦年太清楚这一点了。
“先回来睡一觉，”赵锦年的声音从院门口飘过来，“明天你想问什么，我都告诉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在说“明天早餐想吃包子还是油条”。
那种平静比任何威胁都让人毛骨悚然。我最终没有回24号。我拖着摔疼的腿，
一步步走到巷口，坐在大槐树下面的石墩上，靠着树干，看着手机碎掉的屏幕发呆。
凌晨的夜风很凉，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冷得直打哆嗦。卖烧饼的大爷每天凌晨四点出摊。
我只要等到四点。在这之前，赵锦年没有再来找我。23号的院门关上了，灯也灭了。
青石巷重新陷入黑暗和寂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听到了石榴树的沙沙声。
今晚有风吗？我不确定。但那个沙沙声持续了很久，像有人在树底下低声说话，
又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刮着树皮。我把脸埋进膝盖里，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林晚晚的笑脸。大二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去哈尔滨看冰雕，冻得鼻涕直流，
在中央大街上吃马迭尔冰棍，她说毕业了要一起去大理开一间民宿，她负责做饭，
我负责管钱。我说你做的饭狗都不吃，她说那我们就专门开给狗吃。我们笑得蹲在路边，
眼泪都出来了。那是最后一次真正开心的旅行。大三开始各自忙实习，大四毕业旅行的时候，
我们约好去云南，在昆明汇合。她提前一天到了，我去找她，下了火车给她打电话，关机。
我以为她手机没电了。再也没有开机过。三天后警方调取监控，
看到她进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青年旅舍，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那家旅舍的老板说确实有一个叫林晚晚的姑娘登记入住，但第二天早上退房离开了。
监控显示她确实出了旅舍的门，但那个路口是监控死角，她拐进一条巷子之后就消失了。
那条巷子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直到今天。“安宁路17号。”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地址，
把它和“青石巷24号”并排放在一起。安宁路在城市的另一头，
离青石巷打车都要四十分钟。赵锦年同时拥有两个地址的房子，
安宁路17号也有一个地下室，而林晚晚的照片出现在青石巷24号的地下室里，
标注着“第三个，半年”。那是不是意味着，还有第一个和第二个？我抱着膝盖，
在大槐树下坐了一夜。城市的夜比想象中长，尤其当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等天亮的时候，
每一分钟都像被拉长成了一条橡皮筋，又慢又难熬。凌晨三点四十五分，
巷口传来三轮车的声音。卖烧饼的大爷来了。他从三轮车上卸下炉子、案板、面团，
动作迟缓但熟练。我站起来，腿已经麻了，踉跄了一下，大爷抬头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
“哎？你不是24号新搬来的那个姑娘吗？”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
大概看到了我蹭破的手掌、摔脏的裤子和黑眼圈，“这么早在这儿坐着？”我张了张嘴，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了一句：“大爷，能不能借你手机用一下？
”他没有问为什么，从围裙兜里掏出一个老旧的老年机递给我。我拨了110，
这一次电话很快接通了。“您好，我要报警。青石巷24号的房东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
我在地下室发现了我失踪三年的朋友的物品和照片。我现在在青石巷口，请你们马上出警。
”电话那头问了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说会安排民警过来。大爷站在炉子后面，
一下一下地揉着面团，没看我，也没说话。炉火映红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他的嘴唇动了动，
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姑娘，”他忽然开口了，
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你住进去之前，有人来问过这房子的事。”“谁？
”“两个警察。”他顿了顿，“前年的事了。说是在查一个失踪案，怀疑那房子有问题。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我浑身的血液又凉了几分。警察来过。查过。
然后“不了了之”了。这意味着什么？要么是没有找到证据，
要么是找到了什么但被人压下去了，要么是赵锦年有某种力量，让这件事没有继续查下去。
我忽然想起赵锦年说“明天你想问什么，我都告诉你”时那种从容的语气。
那不是虚张声势的从容，而是一个知道自己不会被抓住的人才有的从容。她为什么这么笃定？
我在大槐树下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一辆警车慢悠悠地从主路拐进来。车里下来两个民警，
一个年轻点，一个年纪大些，都穿着制服，腰间别着对讲机，
看起来就是普通派出所民警的样子。“沈眠？”年轻的民警看了一眼出警单。“是我。
”“你报警说房东非法拘禁？证据呢？”我带他们去了24号。院门没锁，推门进去的时候，
院子里一切如常，石榴树在晨光中安安静静地站着，连叶子都没动一下。
赵锦年的房子23号院门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
我带民警下到地下室。楼梯还在，白门还在，十三级台阶还在。但地下室里——空了。
铁架床没有了，绿色的军被没有了，
搪瓷杯子、牙刷、粉色拖鞋、书桌、台灯、笔记本、相框、照片，全部消失了。
地下室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水泥房间，地面上除了一层薄灰，什么都没有。
连那只死蟑螂都不见了。我站在地下室里，感觉自己的大脑像一台死机的电脑，
所有的信息都卡住了，怎么转都转不动。“你说有照片、有生活用品？
”年纪大的民警皱着眉头看我，目光里带着明显的怀疑。“有的！我昨天晚上亲眼看到的，
我还拍了——”我下意识地去摸口袋，摸到的是那个碎屏的手机，黑漆漆的屏幕像一面镜子，
映出我自己苍白的脸。“手机摔坏了，但是里面有照片，
你们可以找技术人员恢复数据——”“小姑娘，”年纪大的民警打断了我，
“你说你三年前失踪的闺蜜的照片在这里，她叫什么名字？”“林晚晚。”民警对视了一眼。
那个眼神我见过太多次了，是“这案子我们听说过但没有进展”的那种眼神。
“林晚晚的案子当年是我们分局刑侦大队跟进的，材料我都看过，”年纪大的民警说，
“她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安宁路附近，离这里十好几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