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柜上压着一张他手写的便签,字迹潦草但有力。
“机票出来了,周末上午十点,我让边晴把你的座位安排在了我旁边。”
我将便签翻了个面,洗漱完便出了门。
我约了律师。
地点是一家极偏的咖啡馆,距市区四十分钟车程。
这座城市里认得顾深的人太多,认得我的也不少。
后援会的粉丝、他的团队、品牌方对接、媒体记者,谁若看见我和律师同坐,都能炒上热搜。
周律师四十出头,戴细框眼镜,语速不疾不徐。
我向她列出要求:
“我名下的一套房、一辆车、还有存款,全转到我外婆名下。”
“后援会的三个账号,永久授权给深深深海。”
“我还有几个相机,里面所有顾深的照片,包括底片和电子版,全部销毁。”
周律师瞥了我一眼,没多问。
干这行的,大概见过太多比这更决绝的告别。
她只是一份份把文件推到我面前,指明签字处。
我签到最后一页时,她突然问。
“温小姐,这份……遗体捐赠同意书,你家属知情吗?”
“家属?外婆年纪大了我不想告诉,另外我有一个很有名的男友,不过他现在变心了。”
“那我还告诉他做什么,让他陪我熬过最后几个月,日日看我消瘦、掉发、走不动路,再在我闭眼时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这样廉价的爱,我不想要。”
周律师沉默片刻,将把我全部签好的文件收进档案袋。
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话:
“温小姐,我入行十五年,见过许多人处理遗产。多数人想留给所爱之人,少数人想报复所恨之人。”
“你是唯一一个,想把自己清理干净。”
我没回应,侧眸望向了咖啡馆外的梧桐树。
阳光照在我脸上时,我想起首次为顾深建站,熬夜写代码。
那时他在旁睡着,头靠我肩,呼吸均匀。
我就觉得,一辈子就这样靠着,也挺好。
下午,我回到别墅。
顾深还没收工,微信留言说:“今晚有夜戏,别等我了,自己吃饭。”
我回了个“好”,转身走进衣帽间,打开了最里面的柜子。
八个礼物盒,一年一个。
我蹲下身,打开了年头最久的那一个。
是五年前送他的牛皮钱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他用了三年,后来换成品牌方赞助的新款,这一个就被收进了柜子里。
钱包里夹着一张电影票根,是他第一部院线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包场请后援会所有粉丝来看留下的。
我抽出票根,对着光线细细端详。
字迹虽然已经褪色,却还能辨认清楚。
票根的背面,是我用圆珠笔写下的字:“温苏的男孩,终于站上大荧幕了。”
接着,我又打开第二个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