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起来!猪都饿得叫了,你还躺尸?”一个尖锐的女声刺进我的耳膜。我猛地睁开眼,
看到的不是大学宿舍发霉的天花板,而是一面发黑的土墙。土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
灯芯上积着厚厚的黑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猪粪和霉味混合的恶臭。
脑子里像有人往里灌了一锅开水,疼得我直抽气。然后,
铺天盖地的记忆涌进来——我叫顾念,今年二十五岁,嫁到陈家三年。三年前,
原主被媒人骗着嫁给了这个男人,彩礼两万块,被婆婆刘桂兰当场收走。婚后第二天开始,
原主就过上了“天亮干活、天黑挨骂”的日子。喂猪、做饭、洗衣、下地,
一个人干六个保姆的活。婆婆说她“吃白饭”,丈夫陈建强说她“没用的东西”。三天前,
原主被婆婆扇了一个耳光,理由是“饭做晚了”。当晚,她一个人走到村口的井边,
跳了下去。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面无表情地掀开被子,开始穿衣服。
我不是那个窝囊的女人。我是顾念。二十五岁,985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三学生,
年级第一,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考研复习到第三轮的天选学霸。三天前我还在图书馆刷题,
下一秒钟天旋地转,再睁眼就在这个破地方了。“听见没有?磨蹭什么呢!
”刘桂兰的声音又炸开了,她推开木门,一张尖酸的脸探进来,“你这个懒货,
我儿子娶你有什么用?”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原主记忆里,
每次被这样骂都会缩脖子、流眼泪。但我不一样。“妈。”我说,声音不卑不亢,
“猪我一会儿去喂。早饭您先做着,我等建强起来一起吃。”刘桂兰愣了。
她显然没料到这个平时只会点头哈腰的儿媳妇,今天说话的语气变了。“你反了?
”她眼睛一瞪,“让我给你做饭?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没跟她吵。因为我知道,
跟这种人吵架是浪费时间。原主嫁过来三年,吵过、哭过、求过,有用吗?
我需要的是——离开这里。但离开之前,我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搞清楚这个时代。第二,
拿到钱。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经过堂屋时扫了一眼桌上的日历:2005年3月12日。
2005年。我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2005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年份。
、房地产暴涨、黄金大牛市……这些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课上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
现在全都变成了我可以提前布局的“内幕消息”。如果我能拿到启动资金,
哪怕只有几万块钱……“发什么呆?喂猪去!”刘桂兰在我背后推了一把。我没动。
我转过身,看着她。“妈,我问您个事儿。”我说,语气平静得可怕,“陈建强娶我那年,
我家陪嫁了什么东西,您还记得吗?”刘桂兰脸色一变。原主嫁过来时,娘家虽然穷,
但还是凑了三千块陪嫁,外加一台缝纫机、两床新棉被。
这些东西原主进门第二天就被婆婆收走了,说是“保管”。三年了,原主没见过一分钱。
“你……你问这个干什么?”刘桂兰的眼神开始闪躲。“不干什么。”我笑了一下,
“就是想问问,那些东西去哪儿了。”说完我转身出了门,走向猪圈。
身后传来刘桂兰的骂声:“反了天了!我告诉你,那些东西都是我陈家的!你想都别想!
”我没回头,但嘴角的弧度更大了。她在害怕。怕就好。我一边喂猪,一边在脑子里盘算。
原主的记忆告诉我,这个家并不穷。陈建强在镇上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一千二,
加上偷偷接私活,一年能攒下小两万。刘桂兰手里至少存了三万块私房钱。但这些钱,
跟原主没有一分钱关系。三年了,原主连一件新衣服都没买过。“行。”我自言自语,
“这笔账,我替她算。”猪喂完,我回到灶房开始做早饭。不是因为我听话,是因为我饿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大事。灶台上有一把生了锈的菜刀,旁边放着一小袋面粉。我一边揉面,
一边继续在脑子里梳理现状——优势:我年轻,有知识,有现代人的认知和判断力,
知道未来二十年哪些行业会爆发,哪些资产会暴涨。劣势:我没钱,没人脉,
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任何话语权,连人身自由都受限。但劣势是可以逆转的。
前提是——我必须先离开这个家。“念儿。”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
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男人站在灶房门口。他三十出头,胡子拉碴,嘴角往下撇着,
眼睛里带着不耐烦。陈建强。原主的丈夫。“早饭好了没有?”他皱着眉,“我赶着上班。
”“快了。”我说。他看了我一眼,忽然皱眉:“你今天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我没回答,
把揉好的面团放进锅里。“对了。”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在灶台上,
“这个月的工资,我妈说放她那儿。”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信封。里面少说有一千多块。
而原主,连看都看不到。我抬起头,看着陈建强那张写满了“理所应当”的脸,
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奇怪的情绪。不是愤怒,是替原主不值。一个女人,嫁到这样的家里,
三年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钱,最后被逼到跳井。凭什么?“陈建强。
”我叫了他的全名。他愣住了。原主从来不敢这么叫他。“我问你个事儿。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他面前,“你娶我回来,到底是当老婆,还是当保姆?
”他的脸瞬间黑了下来。“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压低了,那是发火的前兆。原主记忆里,
每次他这样说话,接下来就是一巴掌。我没退。“我问你,我到底是老婆还是保姆。
”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他上前一步,抬手就要推我。我侧身避开。他的手落了空,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一步,
差点撞上灶台。这让他更加恼火,转身瞪着我,眼睛里的怒火几乎要烧出来。“你还敢躲?
”“我不该躲吗?”我看着他,“你打我三年了,我躲一次怎么了?”这句话一出口,
灶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陈建强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
那个平时被打只会缩在墙角哭的女人,今天会说出这种话。“你——”“建强!
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刘桂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灶房门口。她手里端着一碗水,
脸上的表情像是看仇人一样看着我。“这个女人就是欠收拾。”她把水碗往灶台上一顿,
“你今天别去上班了,好好教训教训她,看她还敢不敢顶嘴。”我看着她,
心里忽然觉得好笑。教训我?凭什么?凭你们给我吃剩饭?凭你们让我睡柴房?
凭你们把我当牛马使唤了三年?但我没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我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真相说出来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早饭做好后,我把饭菜端到堂屋。陈建强坐在主位上,刘桂兰坐他旁边,
两个人都不动筷子,盯着站在一旁的我。“站着干什么?”刘桂兰哼了一声,
“等谁给你搬凳子呢?”我没说话,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这在陈家是大忌。
原主从来不敢上桌吃饭,都是在灶房端着碗蹲在地上吃。刘桂兰的脸拉得更长了。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男人还没吃,你倒先坐下了?”“饭是我做的。”我拿起筷子,
“我不能吃吗?”“你——”“妈,吃饭吧。”陈建强忽然开口,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
“别跟她一般见识。”刘桂兰瞪了我一眼,也端起了碗。安静了大概三秒钟。“对了,建强。
”刘桂兰放下筷子,“你那个工资,今天给我吧。我存着,以后给你娶个好媳妇。
”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娶个好媳妇?“妈,我不就在这儿吗?”我说。
刘桂兰看都没看我:“你?你也配?”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杀伤力很大。原主记忆里,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婆婆当着她的面说要给儿子“换个媳妇”,丈夫在旁边一声不吭,
好像她是一件可以随时退换的商品。但今天不一样了。我把筷子放在桌上,抬起头,
直视刘桂兰的眼睛。“妈,我不配,那谁配?”刘桂兰被我盯得愣了一下。“你……你瞪我?
你反了天了!”她猛地站起来,手指着我,“陈建强!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还敢瞪婆婆了!
今天你不打她,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陈建强也站了起来。他比我高一个头,
站在我面前像一堵墙。原主每次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发抖,但我不会。“顾念。
”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威胁,“你现在跪下给妈道歉,今天这事儿就算了。”“跪下?
”我笑了一下,“我为什么要跪?”“因为你做错了。”“我做错了什么?是饭做得不好吃,
还是猪喂得不够多?还是我不该问那一句‘我到底是不是老婆’?”他沉默了。
“你三年没给我买过一件衣服。”我继续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我穿的都是你妈不要的旧衣服。你每个月工资一千二,我一分钱没见过。
你妈收了我的嫁妆、我的陪嫁,三年了,我问过一句吗?”“今天我问了,
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老婆’,就该被打、该下跪?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声音。陈建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刘桂兰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老狗。
“你……你……”她指着我的手在抖,“你这个扫把星!你嫁到我家,我家就没好过!
”“没好过?”我忍不住笑了,“妈,您家那三间砖瓦房,是建强自己挣钱盖的?
您存折上那三万块,是您自己挣的?”刘桂兰的脸色彻底变了。
“你……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事多了。”我站起来,看着她的眼睛,“我还知道,
原……我嫁过来那天,您收了两万块彩礼,一分钱没给我娘家。我还知道,
我家陪嫁的三千块,被您拿去买了金戒指,现在就戴在您手上。
”刘桂兰下意识地把手藏到身后。“您还知道藏?”我叹了口气,“妈,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我是你婆婆!我做什么都合适!”“是吗?”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我去找村长评评理,看看合不合适。”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她头上。
在这个年代、这个村子,婆婆虐待儿媳妇的事不新鲜。但要是闹到村长那里,
丢的是整个陈家的脸。陈建强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够了!”他猛地一拍桌子,“顾念,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要离婚。”这两个字一出口,
整个堂屋像炸了锅。“你说什么?!”刘桂兰尖声叫起来,“你想离婚?
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谁还要你?你去哪儿?你喝西北风去?”陈建强倒是冷静下来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奇怪的笃定:“你说离婚就离婚?你拿什么离?
你没钱没房没工作,离了婚你去哪儿?”我没回答。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有意义。“吃饭吧。
”我重新拿起筷子,“饭凉了。”陈建强和刘桂兰对视一眼,都愣住了。他们显然没料到,
我刚才还在说“离婚”,下一秒就若无其事地开始吃饭。“你……”陈建强皱着眉,
“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今天下午要不要去镇上买件新衣服。”我说,“怎么了?
”“你哪来的钱?”“我没有。”我抬头看着他,笑了笑,“所以,你给我?”他噎住了。
刘桂兰在旁边冷哼一声:“她想要钱?做梦!”我没理她,低头继续吃饭。
脑子里已经开始盘算了。陈家虽然不富裕,但也不是一穷二白。陈建强工作三年,
每年攒两万,手里至少五万存款。加上刘桂兰手里的私房钱,小五万是有的。这笔钱,
有一部分属于原主。因为婚后财产,是夫妻共同的。陈建强不懂法,刘桂兰更不懂。但我懂。
我在大学修过《经济法》,
清清楚楚地记得——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
归夫妻共同所有。三年来,陈建强赚的每一分钱,都有一半是原主的。
那些被刘桂兰收走的嫁妆和陪嫁,更是原主的个人财产,谁也动不了。这笔账,
我迟早要跟他们算。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做的,是先稳住他们,
然后一步步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吃完早饭,我收拾了碗筷,回到灶房。
关上门的那一刻,**在墙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手心全是汗。刚才那场对峙,
看起来我赢了,但我知道,真正的仗还没开始打。离婚,拿钱,
离开这个村子——每一步都不容易。但我必须走下去。因为我不仅是为自己活,
也是为那个跳进井里的女人活。她叫顾念,和现在的我同名同姓。她活了二十五年,
挨了三年打,受了三年罪,最后死在这个破地方。我不认识她,但她把记忆留给了我。
那些被打的夜晚,那些挨骂的白天,
那些蹲在灶房角落里默默流泪的时刻——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你放心。
”我对着空荡荡的灶房说,“你的账,我替你要回来。”下午,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准备出门。“你去哪儿?”刘桂兰拦在门口。“去镇上。”“去镇上干什么?谁给你钱?
”“建强给我的。”我说,“他让我去买点东西。”刘桂兰的脸抽了一下,显然不信,
但她没再拦我。因为陈建强确实给了。就在刚才,
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五十块钱去买件衣服”,他犹豫了一下,
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递给我。五十块不多,但够我做一件事——去镇上的书店,
买一本2005年的日历,和一份当天的报纸。我需要确认时间线。
股权分置改革是什么时候启动的?人民币汇改是哪一天?黄金价格现在多少?
A股大盘多少点?这些数据,我在课本上背过无数次,但具体到每一天,我需要核实。
走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陈家那三间砖瓦房。刘桂兰站在门口,
像一尊雕塑一样盯着我。陈建强已经去上班了。这个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
土路、土墙、土坯房。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太太。她们看到我出来,
窃窃私语。“那不是陈家媳妇吗?”“听说今天早上跟她婆婆吵了一架。”“啧啧,
这女人啊,不能惯,越惯越上房揭瓦……”“就是,女人就该本本分分的,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嫁到咱村来了?”我听见了。但我没有停下来。
因为我记得她们每一个人的脸。等我把账算清楚的那天,这些风凉话,我会一句一句还回去。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阳光刺眼。三月的风还带着寒意,吹在脸上,像刀子刮。
我深吸一口气,迈出了村子。身后,老槐树下,那几个老太太还在嘀咕。“你看她那个样子,
走路带风,像谁欠她钱似的。”“可不是嘛,一个女人家,翻不了天。”我没回头。
但我在心里说了一句——你们等着。镇上的书店不大,但该有的都有。
我花三块钱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又花五块钱买了一本日历。
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这个年代,很少有人专门买日历了。但我需要它。
不是为了看日子,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我翻开日历,找到2005年3月12日这一页。
然后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时间线——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29日启动。人民币汇改,
2005年7月21日。黄金大牛市,2005年下半年开启。百度上市,
2005年8月5日。距离第一个风口,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在书店门口站了一会儿,
把报纸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头版是两会新闻,经济版有一篇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文章,
大意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我笑了。二十年后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调控,房价越涨。
“姑娘,你买不买?”老板催我了。“买。”我把报纸和日历揣进兜里,
又看了一眼书架上的《证券投资学》,犹豫了一下,没买。不是因为贵,
是因为那本书里的内容,我比作者还熟。回村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钱?离婚是唯一的出路,但离婚需要谈判。
陈建强和刘桂兰不是讲理的人,跟他们讲《婚姻法》,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
那就换一种方式。让他们怕。怕事情闹大,怕丢脸,怕村里人指指点点。这个年代的农村,
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刘桂兰最在乎的不是钱,是面子。如果我让全村人都知道,
她吞了儿媳妇的嫁妆、克扣了儿媳妇三年的劳动报酬,她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这个筹码,
够大。但还不够。我还需要一个外援。一个能镇住场子的人。原主的记忆告诉我,
她娘家虽然穷,但有个表姐在镇上当会计,读过书,见过世面。更重要的是,
这个表姐跟原主关系不错,逢年过节还会走动。如果能联系上她……我加快了脚步。
回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村口老槐树下那几个老太太还在,看到我回来,
又开始嘀咕。“回来了?买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她手里那报纸,啧啧,装什么文化人。
”我没理她们,径直往陈家走。但走到陈家院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院子里站着一个人。
不,三个人。刘桂兰,陈建强,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
手里夹着一根烟,正跟陈建强说着什么。刘桂兰在旁边连连点头,脸上的表情像是捡了钱。
我推门进去。三个人同时看向我。“回来了?”陈建强的语气有点不自然。“嗯。
”我扫了一眼那个中年男人,“这位是?”“这是王叔。”刘桂兰抢着说,“咱们村的,
你见过的。”我没见过。原主的记忆里没有这张脸。“王叔是来……?”“来劝架的。
”中年男人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听说你跟家里闹矛盾了?年轻人,夫妻吵架正常,
别动不动就说离婚。”我明白了。这是他们找来的说客。“王叔。”我看着他的眼睛,
“这是我们家的事,不劳您操心。”中年男人的笑容僵住了。
刘桂兰的脸立刻沉下来:“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我说的是实话。”我平静地说,
“夫妻吵架,外人掺和什么?”“你——”刘桂兰气得发抖,“建强!你看看你媳妇!
”陈建强没说话。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困惑,还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顾念。”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今天到底想怎么样?”“我说了,离婚。
”“你离了婚去哪儿?”“那是我的事。”“你没钱没房没工作,你能去哪儿?
”他往前一步,压低了声音,“你以为外面好混?你一个女人——”“我读过书。
”我打断他,“我有脑子。”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软肋。他最恨的就是我读过书。
因为他没读过。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娶媳妇的时候媒人说“女方读过高中”,
他当时就觉得不舒服。婚后每次吵架,他都会拿这个说事——“你读了书了不起?
还不是得给我洗衣服做饭?”但今天,我不再忍了。“陈建强,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我要离婚。房子我不要,钱我要一半。你同意,我们好聚好散。
你不同意,我去法院。”“法院?”刘桂兰尖叫起来,“你还要去法院?你要告我们?
”“对。”我看着她的眼睛,“告你们非法侵占我的个人财产。
我的嫁妆、我的陪嫁、我三年的劳动报酬——法律上,这些都是我的。你们拿了,就是侵占。
”刘桂兰的脸白了。她不懂法,但她听懂了“非法”两个字。“你……你吓唬谁呢?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没吓唬谁。”我说,“王叔在这儿,他可以作证。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中年男人的烟掉在了地上。他看看刘桂兰,又看看陈建强,
最后看了看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我先走了。”他捡起烟,
转身就往外走,“你们家的事,我管不了。”院门关上,院子里只剩下三个人。
刘桂兰靠在墙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陈建强站在我面前,拳头攥得咯咯响。“顾念。
”他的声音低沉,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别逼我。”“我没逼你。”我说,
“我在跟你讲道理。”“道理?你跟我讲道理?”“对。你不懂,我教你。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他猛地抬手,一巴掌扇过来。我没躲。因为我知道,这一巴掌,
会变成他最后的把柄。陈建强的手掌又大又厚,扇在脸上,**辣地疼。我的头偏向一边,
嘴角磕在门框上,一股腥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我没哭,也没叫。我慢慢转过头,看着他。
“你打完了?”我说。他愣住了。这一巴掌,原主挨过无数次。每一次,
原主都会缩在墙角哭,然后乖乖认错。但这一次,站在他面前的女人没有哭,甚至没有躲。
她只是在看他。用一种让他毛骨悚然的眼神。“你……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他的声音有点发虚。“什么眼神?”我抬手擦掉嘴角的血,“看畜生的眼神吗?
”“你——”“建强!”刘桂兰从后面拉住他,“别打了,别打了,这女人不对劲,
她今天吃错药了……”她是对的。我确实“不对劲”。因为我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顾念。
我转身走进灶房,拿起那部挂在墙上的老式电话机,拨了三个号码。“你打给谁?
”刘桂兰追过来。我没理她。电话接通了。“你好,我要报警。”---刘桂兰的脸白了。
陈建强的脸也白了。“你疯了?”他冲过来要抢电话,但我已经报完了地址,挂了电话。
“你报警?”他的声音在发抖,“你报什么警?”“家暴。”我说,“你打了我,
这是违法的。”“违法?”他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我打我自己的老婆,违法?
你出去问问,谁家男人不打女人?”“谁家男人打女人,谁家男人就违法。”我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他一愣。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些法律条文,
对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你……你胡说八道!”“我是不是胡说八道,
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了。”刘桂兰慌了。她不怕我挨打,但她怕警察。这个年代,
农村人对穿制服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建强,你……你快让她别报警了!
”她扯着陈建强的袖子,“警察来了,咱家的脸往哪儿搁?”陈建强咬了咬牙,走到我面前。
“顾念,你到底想怎么样?”他的声音低下来,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东西——是怕了?
“我说了,离婚。”我说,“你给我一半的存款,我走人。”“一半的存款?
”他的眼睛瞪圆了,“你做梦!”“那就等警察来。”我在灶台边坐下来,
“等他们把你带走,我们再慢慢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刘桂兰坐立不安,一会儿跑到门口张望,
一会儿回来骂我两句。陈建强站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扔了一地。我坐在灶房里,
用冷水敷着肿起来的半边脸,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报警这件事,
我不确定在这个年代、这个村子能不能行得通。但我知道一个道理——法律不在于你懂多少,
而在于你敢不敢用。原主不懂法,所以她挨了三年打。我懂,所以我敢打这个电话。
---二十分钟后,院子里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男人走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谁报的警?”年轻警察扫了一眼院子里的人。“我。
”我站起来,走出灶房。他看了看我肿起来的半边脸和嘴角的血迹,皱了皱眉。“谁打的?
”陈建强没说话。刘桂兰也没说话。“他。”我指了指陈建强。“你凭什么说是他打的?
”年轻警察看了陈建强一眼,又看我,“你们是两口子?”“是。”我说,
“但两口子也不能打人。”年轻警察沉默了一会儿。我能看出他的犹豫。这个年代,在农村,
家暴确实被很多人当成“家务事”。但法律就是法律,只要我咬死了不撤案,他就必须管。
“她先骂我的!”陈建强忽然开口,“她不敬婆婆,还说要离婚分家产,我才动了手。
”“我只是说了实话。”我说,“我说我要离婚,要拿回属于我的那一半财产。他不肯,
就打了我。”“你——”陈建强又要冲过来,被年轻警察拦住了。“行了。
”年轻警察看了我一眼,“你先去卫生院验伤,做个记录。
至于你们两口子的事……”“警察同志。”我打断他,“我要求立案。”他愣了一下。
“立案?”“对。”我说,“他打了我,我有伤,有人证——王叔刚才也在,他可以作证。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他应该被拘留。”院子里又安静了。年轻警察看着我,眼神变了。
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农村女人能说出“立案”这个词,还能引经据典。“你……你学过法?
”他问。“我是大学生。”我说。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炸开了。
刘桂兰的嘴张成了O型。陈建强的脸色难看得像吃了屎。“你是大学生?
”年轻警察的眼睛亮了,“哪个大学的?”“985。”我说了一个校名。他没再问了。
因为他知道,能考上那个学校的,不是一般人。“行。”他点了点头,“你先去卫生院验伤,
做个记录。我这边也做个笔录。至于立案不立案,要回去请示领导。”“谢谢。”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转身走了。院子里又只剩下三个人。刘桂兰靠在墙上,
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陈建强站在院子中间,拳头攥得咯咯响,但没再动手。
“你……你什么时候成了大学生?”他的声音沙哑。“我一直都是。”我看着他,
“只是你没问过。”他沉默了。原主确实没告诉他。不是因为隐瞒,是因为没机会说。
嫁过来第一天,刘桂兰就说“女人读那么多书没用,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上学的事”。
原主就没再提过。三年了,陈家人都不知道,这个被他们当牛马使唤的女人,
是一个985大学的大学生。“你现在知道了。”我擦了擦嘴角的血,“我读过书,
我有脑子,我懂法。你以为你能随便欺负我?”他没说话。“陈建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离婚,给我一半存款,我走人。不离婚,我告到你坐牢。”“一半是多少?
”他终于开口了。“五万。”“五万?!”刘桂兰尖叫起来,“你疯了?我们家哪有五万?
”“有。”我看着她的眼睛,“建强三年工资,一年攒两万,六万。加上您手里的私房钱,
少说七万。我要五万,不过分。”刘桂兰的脸抽搐了一下,没再说话。她知道,
我说的是对的。陈建强沉默了很久。“你给我三天时间。”他终于说。“一天。”我说,
“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到钱。不然,我去法院。”说完,我转身走进灶房,关上了门。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验伤、拍照、开证明,一套流程走下来,
花了我一个上午。医生说我的嘴角需要缝两针,我没让,只拿了点药。从卫生院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表姐。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头发扎成马尾,
正站在卫生院门口等我。“念念。”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你没事吧?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愣了一下。原主的记忆告诉我,这个表姐叫林芳,
是原主小时候最亲的人。原主嫁人后,两人联系少了,但每年过年,林芳都会来看她。“姐。
”我叫了一声,声音有点涩。“我听说你报警了?”她松开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看到我脸上的伤,眼眶红了,“那个畜生打你了?”“嗯。”“我就说那个男人不是东西!
”她的声音拔高了,“当初你嫁过去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你妈非说人家条件好……”“姐。
”我打断她,“我有事要跟你说。”她擦了擦眼泪:“你说。”“我要离婚。”“离!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帮我找一个律师。”“律师?
”她愣了一下,“你要打官司?”“对。”我说,“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她看着我,
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欣慰。“念念,你变了。”她说。“嗯。”我没解释太多,
“变了就好。”---从卫生院回来,我没回陈家,直接去了镇上唯一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说是律师事务所,其实就是一间临街的门面,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
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在看报纸。“你好。”我走进去,
“我想咨询离婚的事。”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脸上的伤。“坐。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吧。”我坐下来,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有哭诉,
没有情绪,
嫁妆多少钱、彩礼多少钱、丈夫三年工资多少、存款多少、家暴几次、报警记录、验伤报告。
中年男人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你是大学生?”他问。“是。”“哪个学校的?
”我说了校名和专业。他的眼睛亮了。“工商管理?”他笑了,“巧了,
我儿子也在那个学校,学的是法律。”我没接话。“你这个案子,不难。”他重新戴上眼镜,
“婚后财产一人一半,你的嫁妆和陪嫁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要全额返还。
家暴可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我知道。”我说,
“但我需要一个人帮我走程序。”“我可以。”他说,“费用……”“多少钱?
”他想了想:“三千。”“两千。”我说,“我自己整理证据,你只需要帮我出庭。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行。两千就两千。”我站起来,跟他握了手。
走出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站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辆,
忽然觉得有点恍惚。2005年的小镇,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没有那么多车水马龙,
连路灯都是昏黄的。但我知道,二十年后的这里,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就像我的生活一样。
从今天开始,也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回到陈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堂屋的门关着,但里面亮着灯。我推门进去。陈建强和刘桂兰坐在桌边,
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五万。”陈建强把信封推过来,“你拿了,明天去办手续。
”我拿起信封,拆开,一张一张数了一遍。五万整。不多不少。“行。”我把信封收好,
“明天早上八点,镇**门口见。”“顾念。”他叫住我,“你……你真要离?”“真离。
”“你就这么恨我?”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打了原主三年的男人,忽然觉得没什么好恨的。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时代和观念困住的普通人。他以为女人就是该被打、该被欺负的,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对他的母亲的。但这不代表我应该原谅他。“我不恨你。”我说,
“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我转身回了灶房。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听到刘桂兰在堂屋里哭。她在哭她的钱。不是哭我。---那天晚上,
我躺在灶房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那个信封,一夜没睡。五万块。2005年的五万块,
能在省会城市付一套小房子的首付。如果操作得当,
这五万块会在未来二十年里变成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甚至更多。但前提是,
我必须每一步都踩对节奏。
置改革、人民币汇改、房地产暴涨、黄金大牛市、互联网泡沫——每一个风口都有时间窗口,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因为我不是在为一个人活。我在为两个顾念活。
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才刚刚开始。---镇**门口,早上七点五十。我提前十分钟到了。
陈建强已经等在那里。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也梳过了,
看起来像是要参加什么重要场合。大概在他眼里,离婚确实挺重要的。“来了?”他看到我,
声音有点不自然。“嗯。”“进去吧。”我们一前一后走进镇**的大门。
民政科的办公室在三楼,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部,正在喝茶。“办什么事?
”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离婚。”我说。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嘴角的伤还没好全,结着暗红色的痂。“家暴?”她问。
我没说话。陈建强也没说话。“算了。”她没再追问,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格,“填吧。
”我和陈建强一人拿了一张,坐在对面的长椅上开始填。
姓名、年龄、籍贯、结婚日期、离婚原因……我填得很快。每一栏都写得工工整整,
像是在填一份考卷。陈建强填得慢。他握着笔,在“离婚原因”那一栏停了很久,
最后写下了四个字——性格不合。我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性格不合。呵。
三年来他打了原主几十次,最后在离婚协议上写的理由是“性格不合”。我签了字,
按了手印。他签了字,按了手印。女干部看了看两张表格,盖了章,撕下一张纸递给我。
“离婚证,拿好了。”我接过来,折好,放进兜里。“走吧。”我对陈建强说。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镇**的大门。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三月底的风已经没那么冷了,
吹在脸上,带着一股春天的味道。“顾念。”他在身后叫我。我停下来,没回头。
“你……你真要走?”“嗯。”“去哪儿?”“跟你没关系。”“我……”他犹豫了一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先回村里住几天,我不赶你。
”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后悔?还是只是不习惯?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陈建强。”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咱们两清了。
”“两清了?”他的声音忽然有点激动,“你就这么恨我?”“我不恨你。”我说,
“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我转身走了。身后,他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我没有回头。---镇上的汽车站很小,只有三条线路——一条去县城,一条去隔壁镇,
一条去省城。“去省城的票,一张。”我把二十块钱递进窗口。“十块。
”售票员撕下一张票递出来,“一个小时一趟,下一趟十点发车。”我看了看表,九点四十。
还有二十分钟。我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坐下来,从包里掏出那份报纸,重新翻了一遍。
经济版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省城房价连续三个月上涨,涨幅居全省之首”。
我仔细看了几遍。报道里说,省城一季度商品房均价已经突破三千五一平米,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十二。其中城东新区因为要开通地铁,涨幅最大,
个别楼盘已经突破了四千。四千。我算了算自己手里的钱——五万块。五万块,
在省城能干什么?一套七十平米的房子,均价三千五,总价二十四万五。首付百分之三十,
七万三千五。我的钱不够。但如果有办法凑到七万五,就能上车。我想到了表姐。
林芳在镇上当会计,一个月工资一千五,攒了几年,手头应该有点积蓄。
如果她能借我两万五,我就能付首付。但问题是,她愿意借吗?两万五,
在2005年不是小数目。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手机——不对,
2005年我还没有手机。我走到车站外面的小卖部,花两块钱打了一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