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觉醒来,我成了被退婚的村姑疼。脑袋像被人用砖头拍过一样,太阳穴突突直跳。
我挣扎着睁开眼,入目是一间土坯房,墙皮斑驳脱落,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
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着灶台上的油烟气息。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
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薄被。床头的木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
我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这不是我家。我最后的记忆,是坐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
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K线图,手里端着一杯冷掉的美式。那天股市暴跌,
我管理的基金单日回撤了百分之八,老板在电话里骂了我整整二十分钟。我挂了电话,
胸口一阵剧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是猝死了?然后穿越了?我抬起手,
看到一只骨节分明但略显粗糙的手,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指甲剪得很短。
这不是我的手——我的手做了十几年的美甲,指甲上永远涂着当季最流行的颜色。
我猛地坐起来,脑袋一阵眩晕。低头看自己,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确良衬衫,
下面是一条黑色的涤纶裤子,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布鞋。这打扮,这房间,
这煤油灯……“醒了醒了!小麦醒了!”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进来,围着蓝布围裙,
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她的脸上有岁月的风霜,眼角皱纹很深,
但眉眼间和我有几分相似。“妈?”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哎!
”她应了一声,眼眶红了,“你可算醒了,吓死妈了。你都昏了一天一夜了,
大夫说是急火攻心,加上身子虚。来,把这碗姜汤喝了,暖暖身子。”我接过碗,
一边喝一边打量她。脑子里突然涌进来一堆不属于我的记忆,
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原主叫林小麦,十八岁,家在八十年代苏北一个叫柳河村的地方。
家里穷得叮当响,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娘在镇上接一些缝补的零活。上头有两个哥哥,
大哥在部队当兵,二哥在县城学木匠。原主去年定了亲,对象是隔壁村赵家的儿子赵志强,
在县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的,算是高攀了。可就在三天前,赵家突然来人退婚了。
理由是林小麦“不检点”——镇上有人传闲话,说她在赶集的时候跟一个陌生男人拉拉扯扯,
丢人现眼。原主气不过,跑去赵家理论,被赵志强他妈指着鼻子骂了一顿,
回来之后就发了高烧,一病不起。这不,烧着烧着,就把我烧来了。我把碗里的姜汤喝完,
脑子里把原主的记忆捋了一遍,心里有了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遍地是黄金。我上辈子在金融圈摸爬滚打十五年,
从研究员做到基金经理,见过的风口、踩过的坑、吃过的亏,比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多。
老天爷让我穿越到这个年代,还给我一个十八岁的身体,
这不就是让我重来一次、大干一场吗?至于那个退婚的赵志强——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不对,是莫欺少女穷。我林小麦,
上辈子管着五十亿规模的基金,这辈子还搞不定一个八十年代的供销社小职员?“妈,
”我把碗放下,看着眼前的妇女,“赵家退婚就退婚,我不稀罕。”我妈愣了一下,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烧了啊,怎么说起胡话了?你前两天还哭着说非志强不嫁呢。
”“那是以前不懂事。”我笑了笑,“妈,您放心,女儿以后给您挣大钱,
让您住楼房、穿绸缎、天天吃肉。”我妈被我逗笑了,笑完又红了眼眶:“傻丫头,
妈不要你挣大钱,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赵家那门亲事,退了也好。他们家那个老太太,
以后嫁过去也是个受气的。”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翻身下床,走到门口,推开木门。
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看出去——一片广阔的田野,稻田里秧苗青青,
远处有几排低矮的瓦房,炊烟袅袅升起。空气清新得不像话,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八十年代,我来了。上辈子没能实现的财务自由,这辈子,
我一定要拿到手。“小麦!小麦!”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小跑着过来,脸蛋红扑扑的,
手里拿着一封信。“你咋起来了?你妈说你病得厉害,我都不敢来看你。”她喘着气,
把信递给我,“赵志强托人送来的,给你的。”我接过信,拆开。
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小麦,退婚的事是我妈的主意,我也没办法。你那个事确实不好听,
我们赵家在镇上丢不起这个人。你要怪就怪我吧,以后你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别来找我了。
”我面无表情地把信折好,塞进口袋。旁边的姑娘凑过来:“写的啥?”“退婚声明。
”我说。“啊?”她瞪大了眼睛,“赵志强真的不要你了?那你怎么办?
”我看着她——从记忆里搜索出来,这姑娘叫王翠花,是原主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心直口快,
没什么心眼。“翠花,”我说,“你知道镇上哪儿有收鸡蛋的吗?”“收鸡蛋?你要卖鸡蛋?
”“嗯,我想做点小买卖。”王翠花张了张嘴,大概觉得我脑子烧坏了。
一个刚被退婚的姑娘,不想着怎么挽回名声,反而想着做买卖?“小麦,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我好得很。”我笑了笑,“你就告诉我,镇上哪儿收。”八十年代的农村,
鸡蛋是硬通货。城里人买鸡蛋要凭票,农村人虽然养鸡,
但大多数鸡蛋都自家吃了或者拿去换盐换醋。真正规模化收鸡蛋的,很少。
我的计划很简单:收鸡蛋,卖到县城。县城里的人有工资、有粮票肉票,但鸡蛋供应跟不上。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根本没时间养鸡,买鸡蛋全靠赶集的时候抢。如果我能稳定地供应鸡蛋,
不愁没销路。当然,光靠柳河村这几户人家的鸡蛋不够。
我要做的是——整合周边几个村子的鸡蛋资源,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听起来简单,
但在八十年代的农村,这需要胆量和本钱。我口袋里只有三块六毛钱,
是原主攒了大半年的私房钱。三块六。上辈子我经手的每一笔交易,后面都至少跟着六个零。
现在,三块六就是我的全部身家。我从三块六开始。第一天,我骑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
后座绑着两个竹筐,在柳河村和隔壁的李庄、王庄转了一圈,收了八十多个鸡蛋。
每个鸡蛋五分钱收的,花了我四块多——还跟王翠花借了一块。第二天天没亮,
我就骑车去了县城。县城离村子十五里路,骑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在县城的国营菜市场门口蹲着,把竹筐摆在地上,开始叫卖。“鸡蛋!新鲜的土鸡蛋!
八分钱一个!”八十年代的县城,早上六点就已经热闹了。上班的、买菜的、送孩子的,
人来人往。我的鸡蛋个头大、颜色好,一看就是正经土鸡蛋。
第一个顾客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她拿起一个鸡蛋对着光看了看,又摇了摇,
满意地点点头:“给我来二十个。”一块六毛钱到手。不到一个小时,
八十多个鸡蛋全部卖完。我数了数手里的钱——六块八毛钱,刨去成本四块,净赚两块八。
两块八。上辈子我在陆家嘴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数。可现在,
这两块八毛钱让我激动得手都在抖。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这条路走得通。回到村里,
我二话不说,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第二天收了更多的鸡蛋。第三天,第四天,
第五天……一个星期之后,我手里已经有了四十多块钱的流动资金。
我开始不满足于只在县城卖,打听到市里的国营饭店也收鸡蛋,
而且价格更高——一毛二一个。我咬咬牙,借了村里刘叔的手扶拖拉机,装了满满一车鸡蛋,
凌晨三点出发,开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市里。市里果然不一样。
国营饭店的采购员看到我的鸡蛋,眼睛都亮了,当场全要了,一毛二一个,不讲价。那一天,
我净赚了将近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
我一天赚了别人半个月的工资。从市里回来的路上,我坐在手扶拖拉机上,风吹得头发乱飞,
脸上全是灰,可我笑得合不拢嘴。这才是开始。第二章那个当过兵的男人钱赚得顺利,
麻烦也来了。我收鸡蛋的范围越来越大,触动了村里一些人的利益。
柳河村有个叫张德茂的人,在镇上供销社当副主任,他老婆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
也兼着收鸡蛋。以前村里人图方便,都把鸡蛋卖给她,价格压得低,三分钱一个。我一来,
直接开到五分钱一个,村里人又不是傻子,当然都卖给我。张德茂的老婆不干了,
在村里到处说我“不正经”“一个被退婚的姑娘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还撺掇几个婆娘到我家门口骂街。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声不吭。
我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几个骂街的婆娘。“各位婶子,”我的声音不大,
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林小麦收鸡蛋,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坑蒙拐骗。
你们要是觉得我抢了你们的生意,大可以也把价格提到五分钱,公平竞争。
要是光靠嘴上骂人,那不好意思,我不吃这一套。”那几个婆娘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互相看了看,灰溜溜地走了。我妈拉住我的手,眼圈红了:“小麦,咱别干了行不行?
妈看着心疼。”“妈,”我握紧她的手,“我没偷没抢,凭什么不干?越是有人骂,
我越要干出个样子来。”我妈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爸在门槛上磕了磕烟袋锅子,闷声说了一句:“闺女想干就干,爹支持你。
”我爸这辈子没说过几句硬气话,这一句,让我鼻子酸了一下。鸡蛋生意做了两个月,
我手里攒了两百多块钱。这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算是一笔巨款了。
我开始琢磨下一步——光靠倒腾鸡蛋,利润太薄,而且门槛低,迟早有人跟风。
我需要找到一个更有壁垒的生意。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快。那天我去县城送货,
路过新华书店,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书架上摆着几本经济学方面的书,都是些基础读物。
我随手翻了翻,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国家正在试点股份制改革,
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向社会发行股票。股票。八十年代的股票。我上辈子是干什么的?
基金经理啊!股票这东西,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股市从无到有,
第一批股票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可问题是,
我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而且,买股票需要证券账户,八十年代开户的门槛不低,
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我需要钱,更多的钱。也需要人脉,能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脉。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扩大生意规模了。低着头走路,没注意前面,
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的胸口。“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抬头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个很高的男人,目测一米八几,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露出结实的小臂。他的脸棱角分明,眉骨高,鼻梁挺直,嘴唇微抿,
整个人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锋利但不张扬。他的眼睛很深,
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像深山里的潭水,不声不响,却让人不敢轻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手——袖口空荡荡的,被整齐地折起来,别在腰间的皮带上。独臂。
“没事。”他说,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他看了我一眼,
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然后侧身让开,继续往前走。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快了几拍。也许是原主的身体反应,
也许是别的什么。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回到村里,我跟王翠花打听那个人。
“你说的是陆沉吧?”王翠花一边纳鞋底一边说,“他去年退伍回来的,听说以前是侦察兵,
立过功。后来在一次任务中受了伤,左臂截肢了。退伍之后回了老家,
住在村东头那间老房子里,一个人过。”“侦察兵?”我有些意外。“嗯,可厉害了。
不过脾气怪得很,不怎么跟人说话,村里人都有点怕他。”王翠花压低声音,
“还有人说他命硬,克人。他爹妈早没了,在部队又断了胳膊,
回来之后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命硬,克人。八十年代的农村,这种话传起来比风还快。
我没说什么,但心里记住了这个人。接下来的日子,我继续做我的鸡蛋生意,规模越做越大,
开始从周边五六个村子收鸡蛋,每天出货量稳定在五百个以上。我在县城租了一个小门面,
挂了个牌子——“小麦土产”,不光卖鸡蛋,还收一些农副产品,
干辣椒、花生、红薯粉条之类的,倒腾到市里卖。生意做大了,麻烦也跟着来。
张德茂在镇上使了绊子,说我无证经营,让工商所的人来查我。我早有准备,
营业执照早就办好了,手续齐全,查也查不出什么。工商所的人走的时候,
张德茂的老婆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一个被退婚的丫头片子,能有什么本事?
指不定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当时正在理货,听到这话,放下手里的鸡蛋,
走到门口。“张婶,”我看着她,笑了一下,“您这么关心我,是不是也想学我做生意?
要不我教您?不收学费。”她气得脸都绿了,哼了一声,扭着腰走了。
王翠花在旁边捂着嘴笑:“小麦,你这张嘴,真是气死人不偿命。”“嘴皮子不硬,
怎么做生意?”我拍了拍手上的灰,“翠花,帮我个忙,明天跟我去一趟市里。
”“去市里干啥?”“看一批货,顺便……找个人。”我要找的人,就是陆沉。
不是因为我对他有想法,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帮手。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一个人忙不过来。
收鸡蛋、送货、理货、记账,全都是我一个人干。我迫切需要一个人帮我,
尤其是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面的人。张德茂那边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哪天就找人来砸我的店。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打架肯定不行。
但如果有一个当过侦察兵的人在身边,情况就不一样了。而且,陆沉是退伍军人,
人品应该靠得住。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帮他。一个立过功的侦察兵,
因为断了一条胳膊,回到村里被人指指点点,说命硬克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种日子,
光是想想就觉得难受。我上辈子在金融圈见过太多落难的人才,
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被外在的残缺定义。第二天,我和王翠花去了村东头那间老房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角的扫帚摆得整整齐齐,劈好的柴火码成垛,
连鸡窝都用木板钉得方方正正。陆沉正蹲在院子里修一把锄头,用右手和膝盖夹住锄柄,
左手空荡荡的袖口在风中轻轻晃着。他修得很专注,连我们走到门口都没注意到。“陆同志?
”我叫了一声。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他站起来,锄头靠在墙上,
目光平静地看着我。“有事?”“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在县城开了个店,需要一个人帮忙看店、送货。一个月五十块钱,包吃住,你看行不行?
”五十块钱,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高。陆沉看了我一会儿,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
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可怜他。“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我不是同情你,
我是真的需要帮手。我的生意在扩大,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是退伍军人,有纪律性,
做事靠谱,这是我看中的。至于你的胳膊,我觉得不影响。”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说:“我考虑考虑。”“行,你考虑好了来县城找我。”我递给他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
“店不大,但够两个人忙活的。”他接过纸条,低头看了一眼,手指微微收紧。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开口:“林小麦。”我回头。“你那个鸡蛋生意,”他说,
“张德茂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你一个人,扛不住。”“所以我来找你了。
”他对上我的目光,嘴角动了一下——很轻很淡,但那是笑。“三天后,”他说,
“我去找你。”三天后,他真的来了。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袖口依然别在腰带上。站在我的店门口,腰板挺得笔直,
像一棵扎根在风中的树。“来了?”我放下手里的账本,笑着看他。“来了。”他说,
声音沉稳。“吃了吗?”“还没。”我转身从里屋端出一碗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吃吧,吃完开工。”他看着那碗面,目光停了一瞬,然后坐下来,低头吃面。他吃得很慢,
很安静,把每一根面条都嚼得很仔细。吃完之后,他把碗筷洗干净,放回原处,
然后站在我旁边,问:“第一件事,做什么?”“先把门口那筐鸡蛋搬到屋里,要下雨了。
”他看了一眼天——晴空万里,连朵云都没有。“不会下雨。”他说。“天气预报说会。
”“天气预报不准。”“你怎么知道?”“我闻到了。”他说,“空气里有潮气,
一个小时内会下雨。”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他把鸡蛋搬进了屋里。五十分钟后,
一场瓢泼大雨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我站在门口,看着雨幕,转头看了一眼陆沉。
他站在我身后,表情平静,目光望着远处的天空,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场雨。
“你怎么闻出来的?”我问。“侦察兵的基本功。”他说,“泥土、风向、空气湿度,
都能告诉你天气。”我突然觉得,这五十块钱,花得太值了。第三章先合作,
后动心陆沉住进了我店里。店不大,前面是门面,后面隔了两间小屋,一间我住,
一间给他住。起初的几天,他话很少,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主动开口。交代他做的事情,
他做得很利索,从不偷懒,也从不问为什么。但渐渐地,我注意到一些细节。
他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先把院子扫一遍,再把店门口的路也扫了。扫完之后,
他会用右手做一套我后来才知道是侦察兵训练用的体能操,做完之后额头上会有一层薄汗。
他会把我随手乱放的东西归置整齐——钥匙、账本、零钱,每一件都有固定的位置,
用完之后放回去,从不会找不到。他搬货的时候从不让我搭手,用右臂夹住筐子,
身体微微侧着,借力把筐子扛起来。动作干脆利落,看不出一点吃力,
可我注意到他每次做完之后,右肩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他一个人扛着整筐鸡蛋上楼下楼,
从不叫苦,也从不让我帮忙。有一次我忍不住说:“陆沉,你让我帮你搬一点,
别一个人硬撑。”他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不用。我是你雇来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
”“可你的胳膊——”“一条胳膊也能干。”他打断我,没有生气,
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倔强,“林小麦,不用可怜我。”我没有再说什么,但从那天起,
我开始在中午多做一个菜,在晚上给他留一盏灯,在他干活的时候悄悄递上一杯水。
他不知道的是,我注意到他的袖口磨损了,第二天就去布店扯了一块深蓝色的布料,
趁他出门送货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副新的袖套。他回来看到袖套,愣了一下。“你做的?
”“嗯,你那袖口都磨破了,换一副。”他拿起袖套,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然后小心地套在左臂的残端上,用别针别好。“合适吗?”我问。“合适。”他说,
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他没有说谢谢,但从那以后,他看我的眼神变了。具体哪里变了,
我说不上来。就像冬天的阳光,还是那个温度,但照在身上的时候,总觉得比之前暖了一些。
生意越做越大,我开始不满足于只做农副产品。八十年代中后期,服装生意开始火起来,
尤其是南方沿海城市倒腾过来的“洋装”,在县城里供不应求。我决定去一趟广州。
八十年代去广州,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我们苏北小县城坐火车到广州,要两天两夜,硬座,
票还不好买。“我跟你一起去。”陆沉说。“店里离不开人。”“店里让翠花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