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律所的气氛就不对了。
我走出电梯的时候，走廊里有人在小声说话。声音不大，但那种刻意压低的音量比大声嚷嚷更让人不舒服，像有人在你的后颈吹气。前台小周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迅速低下去，假装在翻什么文件。她没有说“林律早”。
茶水间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饮水机咕嘟咕嘟的声音。我走过去的时候，里面的说话声突然停了。不是慢慢变小，是像被人掐住了喉咙，戛然而止。然后是杯子磕在桌面上的声音，有人咳嗽了一声，脚步声朝门口移动。
门开了。刘律师端着咖啡出来，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肩上，又移到地上，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侧身从我旁边走了过去。他的肩膀几乎是贴着墙壁走的，像是在避开一个会传染的病人。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那种感觉很奇怪——你明明还是你，但所有人都开始用看“死人”的眼光看你。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的座位被换到了窗边。不，不是窗边，是打印机旁边。原来那张靠着墙、能晒到一点太阳的桌子，被搬到了角落里。打印机吱吱嘎嘎地响着，往外吐纸，纸的边角扫着我的手臂。
老赵的秘书走过来，把一个纸箱放在我桌上。“林律，赵律让你把这些案卷整理一下。”她的语气很平，但她的眼睛在看我肩膀后面的位置，没有看我。
“好。”我说。
她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林律，您小心点。”然后她快步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越来越远。
我看着那个纸箱，里面是一堆已经结了的老案子，大多是法律援助的，没什么油水。老赵把这些分给我，名义上是让我“过渡一下”，实际上是告诉我——你手头的案子别跟所里扯上关系，这些公益的，你慢慢做，不会有人管你。
我理解。他不容易。
门被敲了两下。我抬头，老赵站在门口。他没有进来，靠在门框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的头发比昨天白了一些，也许是光线的原因，也许是一夜没睡。他的眼睛下面有青黑，眼袋比平时重。
“林砚，你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他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着。火苗窜上来，照亮了他的脸。他吸了一口，烟雾从嘴角漏出来，被风吹散。他看着我，那种眼神我见过——小时候我爸要去外地打工，临走那天早上，也是这样看我。想说什么，又怕说太多，又怕说得不够。
“这案子你接了，以后在天衡，我没法明着帮你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烟灰掉在窗台上，被风吹散了。“所里其他人会怎么看，你自己心里要有数。但我告诉你——苏秉坤那个人，手段脏得很。你小心点，别被人做了。”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他笑了一下，很短，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名片很旧，边角磨白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他捏着名片的手指在抖，不是紧张，是那种年纪大了控制不住的那种抖。
“这是做刑事的老刘，虽然不熟，但关键时刻能顶一下。你收着。”
我看着那张名片，心里一沉。刑事？老赵这是怕我不仅赢不了这个案子，还得把自己搭进去。他不是在给我找帮手，他是在给我找捞人的人。我接过名片，他的手指在我掌心里按了一下。他的手很粗糙，指节变形，是常年写案卷留下的。他的手很凉，和这个暖烘烘的走廊不太搭。
“赵律——”
“别叫。”他打断我，把烟叼回嘴里，吸了一口。“你自找的，别指望我捞你。”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脚步声很重，像是每一步都在跟自己说“别回头”。他没有回头。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地方酸了一下。
那张名片在我手心里，很轻，又很重。
回到办公室，我把名片夹进那本《刑法》里，放在第87页——那是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法条。老赵递的不是名片，是一根在悬崖边上伸过来的绳子。他不说“我拉你”，他说“你自己抓着”。他知道我抓着绳子的手，总有一天会疼得松开。但他还是递了。
上午十点，人事部来了个电话，说新来的实习律师分给我当助理。我还没来得及说“我不需要”，那边就挂了。
门被推开了。
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白衬衫，马尾辫，眼睛亮亮的，像那种刚出校园还没被现实打过的小孩。她手里抱着一摞材料，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但她的背挺得很直。衬衫的领口微皱，袖口有一小块磨损的痕迹——洗了很多次的那种，不是质量问题，是穿了很久。
这不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女孩。她在用自己最好的衣服来面对第一天上班。
“林律好！我是温阮，新来的实习律师，分给您当助理，请多关照！”声音清脆，像玻璃珠子掉进盘子。她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看着她，脑子里转过一个念头——人事部那帮人，什么时候这么积极了？实习生分配从来都是月底统一安排，今天才十几号。而且天衡三十多个律师，凭什么偏偏分到我这个刚接了烫手山芋的人头上？
我把目光移向老赵办公室的方向。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老赵这是怕我累死，或者怕我没人照应，硬塞给我的。名义上是个实习生，实际上是个帮手。名义上是来学习的，实际上是来给我当拐杖的。
我没办法拒绝。拒绝了这个，老赵会以为我在跟他赌气，或者我会彻底变成一个孤岛。
“谁把你分给我的？”我问。
“人事部。说是赵律特意交代的。”她的眼睛亮亮的，没有躲闪。她知道是老赵安排的，她不怕我知道。
老赵啊老赵，你嘴上说“你自找的”，手里却把所里唯一的实习生塞给了我。你让她跟着我，是帮她，还是帮我？
“坐吧。”我指了指对面的桌子。
她笑了，把材料放在桌上，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开始翻。她的动作很快，但很仔细，每一页都要翻到最后一页，确认没有遗漏。她翻页的时候，会用食指和中指并拢，按住纸的边角，然后轻轻翻过去——那是一个很老派的习惯，大概是大学时养成的，怕把纸张弄皱。
我低下头，继续翻苏明宇的壳公司材料。两个人都没说话，但键盘声和翻纸声合在一起，像两个人用另一种方式在说话。
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去楼下兰州拉面吃面。电梯门打开，大堂里有几个人在等电梯，看到我，他们的目光闪了一下。有人低下头看手机，有人转身假装去开信箱，有人直接走进了楼梯间。
不是厌恶，是恐惧。
像在躲一个身上有传染病的人。
我走在街上，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我觉得冷，从里到外的冷。推开拉面馆的门，热气扑面而来，混着牛肉汤的香味和油烟的味道。我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碗面，加了个蛋。
等面的时候，我盯着桌上的醋瓶发呆。瓶壁上有一层薄薄的灰，瓶口结了一层干了的醋垢。
门被推开了。两个年轻律师走进来，穿着深色的夹克，手里拎着公文包。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去年刚执业，偶尔在走廊里碰到，会点头。今天他们没有点头。他们甚至没有看我。
他们坐在离我最远的那张桌子。
“哎，你听说那个谁了吗？接了那个案子。”声音很低，但在安静的拉面馆里，每一个字都像针，从远处扎过来。
“嘘……别说了，他也在。”
沉默。然后他们低下头，迅速吃了碗里的面。一个人吃得太快，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另一个人递了张纸巾给他，小声说：“走吧。”
他们站起来，放了钱在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在我耳朵里很响。
面端上来了。汤很烫，我吹了一下，喝了一口。咸的，辣的，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我低头吃面，把汤也喝干净了。面条很烫，但我觉得胃里是凉的。
不是第一次被这样对待了。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他们是怕我。怕沾上我，怕被苏家记住，怕某天有人问“你和他吃过饭吗”。
我付了钱，走出拉面馆。阳光还是很好，照在脸上，晒得眼皮发热。我站在路边等红灯，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人牵着小孩走过，小孩手里拿着棉花糖，粉色的，很大一团，和他的脸差不多大。他舔了一口，嘴角沾了糖，他妈弯腰帮他擦了，他说“妈妈，甜”。她笑了，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看着他们。那个小孩长大后，也会这样躲一个人吗？
回到办公室，温阮不在。桌上放着一杯水，杯壁上凝着水珠，是她走之前倒的。她的笔记本摊开着，上面是她整理的今天待办事项，已经打了好几个勾。
我坐下来，看着那杯水。水是凉的，杯壁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她用马克笔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写着“小心”。她注意到了，怕我不知道。
我盯着那道裂纹。我没换杯子，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个随时可能崩塌的世界里，一个有裂纹但还能盛水的杯子，比一个新的更让人安心。它提醒我——裂缝不是终点，它还在，水还在，我还在。
下午，温阮回来了。她手里抱着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边角磨白了，鼓鼓的。她的脸红扑扑的，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大概是跑了很多地方。
“林律，这是苏明宇关联公司的工商底档，我去调了。”她把文件袋放在我桌上，打开，把里面的材料一沓一沓拿出来。每一沓都用回形针别着，便利贴上是她的标注——字迹工整，圆圆的，没有棱角。
我翻了几页。她把每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都抄下来了，一张一张，密密麻麻的。有些页面边角有明显的反复翻阅痕迹——她不是在电脑上检索，是用最笨的办法，把每一条信息都抄在纸上，然后对着看。
“我发现这几个名字，在好几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里都出现了。”她指着其中一页，手指在纸面上划了一下。那个名字很小，但被她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我抄了好多遍，抄到第三遍才发现。”
不是神探式的敏锐，是笨功夫。是把手指磨出茧、把眼睛熬出红血丝的那种笨。
“做得不错。”我说。
她的脸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尖。“谢谢林律。”她低下头，继续翻材料。
她不知道，老赵把她塞给我，不是让她来当助理的。是让她来当我的保险丝。如果有一天这根线烧断了，她会先断。我看着她的马尾，在灯光下轻轻晃着，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压了一下。
窗外的天暗了。路灯亮了，黄黄的，照在对面楼的墙上。温阮还在翻材料，马尾垂在肩上，背挺得很直。她今天没有走的意思。
我拿起手机，看到苏清漪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她昨晚发的“谢谢”，我回了“应该的”。然后“对方正在输入”亮了，又灭了。
她在打什么？我想了想，大概是想问“你需要钱吗”，或者“这案子危险，你要不要退出”。但她删了。她知道我是个自尊心强的人，那张“专接死案”的名片出卖了我——我不是走投无路，是不会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的。
我想起昨晚，从律所出来之后，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震了一下，苏清漪的消息：“今天谢谢你。”我回：“应该的。”然后我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亮了很久。她打了很久，大概打了很多字，然后一个一个删掉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
她删掉的是什么？
也许是“你需要钱吗”——但怕我在乎。也许是“这案子很危险，你要小心”——但她知道，我比她更清楚。也许是“你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案子”——但她怕听到答案。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打了“晚安”，没发出去。她那些删掉的话，和我这把没递出去的伞，是一样的。我们在那个雨夜之后，都学会了把话咽回去。
手机震了。苏清漪发了朋友圈，只有一张照片——窗外的夜景，配文一个月亮的表情。
没有文字。一个月亮，弯弯的，黄色的。
她的月亮，和此刻照在我窗前的这轮月亮，是一样的。同一轮月亮，挂在同一片夜空下。但她和温阮看到的，大概是不同的光。
温阮还没有在深夜给我发过月亮，但我隐约觉得，有一天她会。到那时，这两轮月亮会在我手机屏幕的两端，一左一右，一个在对话框里，一个在朋友圈里。我不知道哪个更亮，哪个更冷。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的天全黑了。温阮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马尾在肩上晃了一下。她拿起那杯水，喝了一口，然后看着杯壁上的裂纹，用手指点了点，对我说：“林律，这个杯子该换了。”
“嗯。”
“我明天给您带一个新的来。”
“不用。”
她笑了笑，把杯子放下，拿起外套，走到门口。她没有回头，但她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林律，晚安。”
“晚安。”
门关上了。
办公室安静下来。我拿起那杯水，端在手里，杯壁上的裂纹在灯光下很清晰。
我不换杯子。不是因为它还能用，是因为它让我记得——在这个随时可能崩塌的世界里，有些东西裂了，但还没碎。它还在，水还在，我还在。
窗外的月亮很亮。苏清漪看到的是同一轮，温阮看到的也是同一轮。
我不知道她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道裂缝。从门口延伸到窗户，像一道干涸的河，像一把没递出去的伞，像一句删掉的话。
但它还在亮着。那道光，从那个雨夜开始，就一直没有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