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边,我和母亲正在前往瑞士的专机上。
三年前,一个陌生号码打到我手机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他是我的父亲。
我冷笑着挂断了电话。二十多年的缺席,现在想起有个女儿了?
可是当我走投无路时,我想起了他留下的那张名片——沈建国,瑞士华侨商会会长。
那通求救电话打出去时,我的声音在颤抖:“我是沈疏桐,我需要帮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哽咽的声音:“疏桐,爸爸派人来接你。”
现在,坐在这架私人飞机上,我看着窗外的云海,内心五味杂陈。
母亲躺在专机内特制的病床上,氧气罩罩着她苍白的脸,胸口微弱地起伏着。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在苏黎世机场降落。
透过舷窗,我看到停机坪上站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格外显眼,他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不停地看向飞机的方向,神情紧张而期待。
空乘人员小心翼翼地帮我转移到轮椅上,然后推着我走下飞机。
“疏桐。”那个男人快步走向我,声音颤抖着叫出我的名字。
我坐在轮椅上,冷冷地看着他:“沈先生。”
听到我疏离的称呼,他的脸上闪过明显的痛苦表情。
他缓缓蹲下来,与我保持平视:“疏桐,爸爸知道错了。这些年…”
“我们先去看医生吧。”我打断他的话,“我妈妈情况不太好。”
他立刻站起身,转头吩咐身后的助手。
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医生们围着她忙碌着。
我坐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沈建国在我身边紧张地踱步。
“疏桐,”他试探性地开口,“要不要我也安排医生给你检查一下?瑞士的医疗条件很好,也许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
我摇了摇头:“我想先去你家住下。”
沈σσψ建国的眼中闪过惊喜,随即小心翼翼地点头:“好,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房间。”
从医院到他家的路上,沈建国告诉我他在瑞士的情况。
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在当地华人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力。
“疏桐,我已经联系了全欧洲最好的脊椎神经外科专家。”
他通过后视镜看着我,眼中满是期待,“亨利医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说你的情况还有希望完全康复。”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没有说话。
从小到大,我习惯了只依靠自己和母亲。
突然有个人说要帮助我,反而让我感到不安。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冷淡,声音变得更加小心:“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二十多年前,我年轻气盛,以为事业比家庭重要,就这样抛下你和你妈妈,一个人来了国外。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无数次想要回去找你们,但我没有勇气面对…”
“后悔有用吗?”我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讽刺。
他的手紧握着方向盘,关节都泛白了:“没用,我知道没用。但现在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哪怕只是一点点…”
车子停在一栋湖边别墅前。
“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沈建国说,“所有的治疗费用我来承担,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