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小说《1987年，我妈往自己头上浇了二两酒》李红梅马小燕在线免费阅读
一、泼酒李红梅这辈子觉得最丢人的事，发生在一九八七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那天热得邪性。太阳白花花地挂在天上，晒得柏油路发软，脚踩上去粘鞋底。
知了藏在梧桐树里，叫得人心里发毛，一声比一声高，像在比赛谁先把嗓子喊破。
李红梅蹲在院子里的水龙头旁边洗衣服。泡沫淌了一地，顺着水泥斜坡流到下水道口，
积成一摊白。她手上有道裂口，沾了水就疼，但她没吭声，把一件的确良衬衫从水里捞出来，
拧干，抖开，搭在绳子上。那是马建国最好的一件衬衫，浅蓝色，领口磨毛了，
但洗得干干净净。她每个星期都洗，哪怕手豁了口子也没断过。邻居张婶隔着墙头喊她。
张婶的声音又尖又利，像一把剪刀裁开热空气：“红梅！
你家马建国跟供销社那个王芳在街上走呢！俩人挨得可近了！”李红梅的手顿了一下。
第二件衣服继续从水里捞出来，拧干，抖开，搭在绳子上。“听见没？
我说你家马建国——”张婶的声音又高了八度，带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听见了。
”李红梅说。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她把盆里的脏水泼到墙根，洗了洗手，
在围裙上擦干。然后进屋，从柜子上的铁盒里拿出五毛钱，出了门，走到街角的小卖部。
“二两白酒。”她说。小卖部的老头看了她一眼，没多问，从大坛子里舀了二两，
装进一个玻璃瓶子里。李红梅付了钱，把瓶子揣进兜里，朝街上走去。街上人不多。
日头太毒，除了不得不出来的，都窝在家里歇晌。但该在的人都在——街口卖西瓜的老孙，
修鞋的瘸子李，还有几个坐在台阶上摇蒲扇的老太太。马建国确实在街上。他穿着一件背心，
露出两条黝黑的胳膊，手里拎着一网兜菜。旁边走着王芳，供销社卖布的那个，
烫了一头卷毛，穿着一条碎花裙子，风一吹裙摆飘起来，小腿白得晃眼。
两个人隔着一拳的距离，没牵手，但那个距离比牵手还让人心里发堵。
马建国不知道说了什么，王芳捂嘴笑了，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李红梅走过去，
站在他们面前。马建国愣了一下：“你咋来了？”李红梅没看他，看着王芳。
王芳的笑僵在脸上。她往后退了半步，手不自觉地攥住了裙摆。“王芳，”李红梅说，
声音不大，但街上的人都停了动作，“你跟马建国处对象呢？
”“嫂子你说啥呢——”王芳的脸腾地红了，从脖子一直烧到耳朵根，
“我跟建国哥就是……就是碰上了，一块儿走一段……”“碰上了？”李红梅看着她，
“你供销社在东头，我家在西头。他从厂里回家走这条路，你从供销社出来走这条路，
你俩能碰上？”王芳说不出话了。她咬着嘴唇，眼圈红了。马建国皱了皱眉，
上来拉李红梅的胳膊：“你干啥！大街上丢人不丢人！”李红梅甩开他的手。
她的力气比马建国想象的大，这一甩把马建国带了个趔趄。她从兜里掏出那个玻璃瓶子，
拧开盖。街上的人都以为她要泼王芳。卖西瓜的老孙已经站起来了，准备过来拉架。
几个老太太也伸长了脖子，蒲扇都不摇了。李红梅没泼王芳。她把瓶子举过头顶，
把二两白酒从头到脚浇在自己脑袋上。酒液顺着头发淌下来，
流过额头、眉毛、眼睛、鼻梁、嘴唇，滴在的确良衬衫上，洇出一片深色。酒精刺得眼睛疼，
但她没闭眼眼。她透过酒水看着马建国，看着王芳，看着街上所有张着嘴的人。
空气里全是酒味。街上安静了足足五秒钟。卖西瓜的老孙张着嘴，忘了合上。
瘸子李的锤子举在半空，没落下来。李红梅抹了一把脸上的酒。酒混着汗，抹得满脸都是，
但她没管。她看着马建国，笑了。那个笑容让马建国后背发凉。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
是那种“我什么都想清楚了”的笑。“马建国，”她说，“我今天把话撂这儿。
你要是想跟她过，你说话，我带着丫头走，一天都不赖着你。你要是不想跟她过，
你就给我滚回家，该干啥干啥。但你给我记着——你让我丢一次人，我就让你丢十次。
我李红梅说到做到。”说完她转身走了。白的确良衬衫被酒洇湿了，贴在身上，
透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背心。她走得直挺挺的，脊背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头都没回。
街上的人看着她走远。没人说话。卖西瓜的老孙慢慢坐回去，瘸子李的锤子终于落下，
砸在鞋掌上，“啪”的一声。马建国站在原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王芳捂着脸跑了，
碎花裙摆在拐角一闪就不见了。那天晚上，这件事传遍了半个县城。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有的说李红梅拎着一瓶酒去泼王芳，有的说她浇了自己一身然后要跳河，
还有的说她拿着菜刀追了马建国三条街。但所有人都记住了——马建国的老婆，
是个不好惹的。马建国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推开院门，看见堂屋的灯亮着，
李红梅坐在桌前吃饭。一碗玉米面糊糊，一碟咸菜。她已经洗了脸，换了件干净的衣服，
头发还没干透，有几缕贴在额头上。马小燕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头短得快要捏不住了，
但她写得很认真。马建国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进来，坐在桌边。李红梅没看他，
把剩下的半盆糊糊推到他面前：“吃吧。”马建国没动。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
点上。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开，呛得马小燕咳了一声。“当着孩子别抽烟。”李红梅说。
马建国把烟掐了。他沉默了很久，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才开口：“我跟王芳没啥。
”李红梅头都没抬：“嗯。”“真的没啥。”“嗯。”“你别听外面人瞎说。
”李红梅放下筷子，看着他。灯光照在她脸上，眼角有细纹，颧骨比几年前高了，
脸颊凹下去一块。她才三十二岁，但看着像四十的人。“马建国，”她说，
“你跟王芳有啥没啥，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的工资啥时候交？
丫头的学费下个月要交了，家里的盐也没了，你妈上个月看病借的钱还没还。
你要是能把日子过好，你爱跟谁走跟谁走。”马建国被噎得说不出话。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马小燕低着头喝糊糊，碗几乎扣在脸上，不敢出声。那天晚上，李红梅哄马小燕睡觉。
马小燕躺在她怀里，小手攥着她的衣角，半天没睡着。“妈，”她小声说，
“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李红梅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很有节奏：“他要不要我们，
我们都得活着。你好好读书，长大了有出息，比啥都强。”“那爸呢？”“你爸是你爸，
你是你。”李红梅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早就想明白的事，“别想那么多，睡吧。
”马小燕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她又睁开：“妈，你今天为啥往自己身上倒酒？
”李红梅的手停了一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在暗处看不清楚，
但马小燕觉得她好像在笑，又好像没有。“因为不能往别人身上倒。”李红梅说，声音很轻，
像是说给自己听，“往别人身上倒，那是泼妇。往自己身上倒，那是烈女。你记住了，
女人这辈子，可以输，但不能让人看扁了。”马小燕不懂。她才六岁，不懂什么是泼妇，
什么是烈女。但她记住了这句话。很多年后，当她站在北京的法庭上，
面对着对面那个试图用眼泪和委屈博取同情的当事人时，她会想起这个晚上。
她会想起母亲湿透的衬衫、淌着酒的脸、还有那句“不能让人看扁了”。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此刻，她只是攥着母亲的衣角，在那个燥热的六月夜晚，沉沉睡去。
二、暗流泼酒事件之后，县城安静了几天。但安静不是平息，是水底下的暗流在重新找方向。
马建国连着三天准时回家，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完饭就坐在堂屋里抽烟，一根接一根。
李红梅洗碗、扫地、喂鸡，该干啥干啥，当他不存在。第四天，马建国下班回来，
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工资。”他说。李红梅看了一眼信封，没动。
“这个月的，全在这儿了。”马建国又说了一句，像是在强调什么。李红梅拿起来，
抽出里面的钱，数了数——四十二块。她没说什么，把钱叠好，塞进裤腰里。
“以后每个月都交。”马建国说。“随你。”李红梅说。她没有表现出高兴，
也没有表现出感动。她只是把钱收好，然后继续切菜。刀落在案板上，“当当当”的，
又快又稳。马建国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李红梅知道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她会不会因为这几句话就感动得掉眼泪，会不会像以前一样，
他一示好她就忘了所有的委屈。她不会。
那个会因为他一句“今天辛苦了”就高兴半天的李红梅，已经死了。
死在那个燥热的六月午后，死在二两白酒浇下来的时候。马建国后来确实跟王芳断了。
但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是王芳的爹——供销社的老王——听说了街上那档子事，
把王芳关在家里三天。老王是个要面子的人，在供销社干了大半辈子，
最怕的就是被人戳脊梁骨。他放话出来：“再跟马建国来往，老子打断你的腿。
”王芳哭了一场。她其实也没多喜欢马建国，只是觉得这个男人老实、有正式工作、对她好。
但现在全城都知道她跟一个有妇之夫不清不楚，她的脸丢尽了。
后来老王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隔壁县开拖拉机的，姓孙，三十出头，离过婚，没孩子。
王芳见了两次面，就嫁了。嫁人的那天，她坐在拖拉机斗子里，盖着红盖头，
从县城东头走到西头，正好经过马建国家门口。李红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她抬头看了一眼，
认出拖拉机斗子里的新娘是王芳。王芳也看见了她。红盖头下面，王芳的脸白了一下，
然后飞快地别过头去。李红梅没说什么。她把最后一件衣服搭上绳子，端着盆进了屋。
马建国下班回来的时候，王芳嫁人的事已经传遍了。张婶隔着墙头又喊了一嗓子：“红梅！
王芳嫁了！嫁了个开拖拉机的！你说这算不算现世报！”李红梅没接话。
她端着菜从灶房出来，看见马建国站在院子中间，脸色不太好。“吃饭了。”她说。
马建国没动。“吃饭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大了些。马建国这才回过神来，
跟着她进了屋。那顿饭吃得沉默。马小燕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敢说话。
她吃完饭就跑去写作业了。李红梅收拾碗筷的时候，马建国突然说了一句：“王芳嫁了。
”“嗯。”李红梅说。“嫁了个开拖拉机的。”“嗯。”“你说她……”马建国说到一半，
不说了。李红梅停下洗碗的手，看着他：“她什么？”“没什么。”马建国站起来，
走到院子里，又点了一根烟。李红梅看着他的背影，什么也没说。她把碗洗干净，摞好，
擦干手。她知道马建国想说什么。
他想说“她嫁得不好”“她是不是赌气”“她是不是还想着我”。但她不关心。
王芳嫁得好不好，跟马建国没关系，跟她李红梅更没关系。
她只关心一件事：明天早上五点起来，能糊多少火柴盒。日子就这么过着。
马建国的工资是交了，但他的人还是不在家里。他吃完饭就出去，说是去同事家下棋，
有时候到半夜才回来。李红梅不问，他也不说。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像两个陌生人。
李红梅不闹。她没时间闹。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糊火柴盒，糊到七点，叫马小燕起床，
给她穿衣服、梳头、热糊糊。八点送她上学，然后去服装厂领活。下午五点接马小燕放学，
回家做饭。吃完饭继续糊火柴盒，一直糊到十一二点。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她的腰坏了。
有时候弯下去就直不起来，得扶着桌子慢慢撑起来。手上全是口子，浆糊渗进去，蛰得生疼。
她贴上胶布继续干。马小燕放学回来也帮着糊。六岁的小姑娘，小手被浆糊泡得发白，
指甲缝里全是纸浆。但她不吭声，坐在小板凳上，一个接一个地糊。“妈，
你看我糊得快不快？”她举起一个糊好的火柴盒，邀功似的。“快。”李红梅看了一眼，
“但这个角没折好，下次注意。”马小燕瘪了瘪嘴，低头继续糊。有时候马小燕困了，
脑袋一点一点的，手里的火柴盒掉在地上。李红梅就让她去睡，她不肯，非要陪着。
“妈一个人糊不完。”她说。李红梅鼻子酸了一下，但没掉泪。她把马小燕抱到床上，
盖好被子，自己又坐回桌前。灯光昏黄，照着满桌的纸板和浆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又大又孤单。有一天晚上，马建国回来得早，看见她们娘俩在糊火柴盒。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说啥，去灶房倒了杯水，然后回屋睡觉了。李红梅没叫他帮忙。
她早就习惯了。后来李红梅又找了个活——给服装厂锁扣眼。服装厂的赵厂长是她小学同学，
知道她手巧，问她愿不愿意接点零活。锁一个扣眼两分钱，计件付钱，活可以拿回家做。
李红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赵厂长给了她一台旧缝纫机，蜜蜂牌的，踩起来嘎吱嘎吱响，
但还能用。李红梅把缝纫机搬回家，摆在堂屋角落里，从早踩到晚。锁扣眼是个细致活。
针要对准扣眼的位置，脚踩踏板，手推布料，一气呵成。歪了不行，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
李红梅手巧，学了两天就上手了，一天能锁三百个，赚六块钱。加上糊火柴盒的钱，
一个月能挣小二百。这在1987年的小县城，比马建国的工资还高。
马建国发现家里突然不缺钱了。李红梅给马小燕买了新书包、新铅笔盒，还扯了几尺布，
给自己做了一件新褂子。马建国问她哪来的钱，她说“挣的”。“你挣啥能挣这么多？
”马建国不信。“你管不着。”李红梅说，“你把你的工资留着花，家里不用你管。
”马建国不得劲儿了。他一个大男人，工资还不如老婆搞副业挣得多，说出去不好听。
他偷偷跟了她一天，发现她早上五点起来糊火柴盒，八点送孩子上学，
九点到下午五点去服装厂领活，晚上回来继续糊火柴盒，一直干到十一二点。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中间连口水都顾不上喝。马建国那天晚上破天荒地帮她洗了碗。
李红梅看了他一眼，没说啥。他洗完碗，又站了一会儿，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
回屋睡了。李红梅继续踩缝纫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
又安静了。她低头锁着扣眼，手很稳，心也很稳。她知道马建国为什么帮她洗碗。
不是因为心疼她，是因为他觉得丢人。他一个正式工，工资还不如老婆搞副业挣得多，
传出去不好听。他帮她洗碗，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但李红梅不在乎。他帮也好，
不帮也好，她都要干。她有女儿要养，有日子要过。男人的那点心思，不值得她费神。
那天晚上，马小燕写完作业，跑到缝纫机旁边，趴在桌上看她锁扣眼。“妈，
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她问。“六块。”李红梅说。“六块能买啥？”“能买三十斤面粉，
能交你一个学期的学费，能给你买两双新鞋。”马小燕想了想：“那我要是**新鞋，
是不是能攒更多钱？”李红梅笑了：“你该穿穿，妈供得起你。”“可是你太累了。
”马小燕的声音很小，“你的手都裂了。”李红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裂了，
好几道口子，有的还在渗血。她贴上胶布继续干，胶布被浆糊泡掉了，再贴一块。“不累。
”她说，“只要你好好读书，妈就不累。”马小燕没说话，伸手摸了摸她的手。小手软软的，
覆在她粗糙的手背上，像一片羽毛。“妈，我长大了挣好多好多钱，给你花。”马小燕说。
“行。”李红梅说，“那你得好好读书，考大学，当干部。”“什么叫干部？
”“就是坐办公室的，不用像我一样，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马小燕点点头，好像听懂了。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歪歪扭扭的，
很多字还用拼音代替：“woyaohaohaodushu，
rangmaguohaorizi。”她要好好读书，让妈过好日子。
三、糊口一九八七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十一月，西北风就刮起来了，刀子似的，
割得人脸疼。县城的街道上没什么人，家家户户都关紧了门窗，缩在屋里猫冬。
但李红梅不能猫冬。她早上四点就起来了——比夏天还早一个小时。天还黑着，
院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她摸到水龙头旁边，拧开，冰水刺骨，她咬着牙把手伸进去，
洗了把脸。水龙头冻住了，要浇一壶开水才能化开。她拎着水壶站在院子里，哈气成霜，
手指头冻得通红，但她不觉得冷。忙起来就热了。她把糊火柴盒的纸板搬到屋里，坐在桌前，
借着昏黄的灯泡开始干活。浆糊冻了一夜，硬得像石头，她用热水化开，搅匀，开始糊。
一千个火柴盒赚八毛钱。她要糊两千个，才能赚一块六。糊火柴盒是个机械活。纸板折好，
抹上浆糊，粘上封皮，压平。一个接一个，手不能停。她的手早就裂了，浆糊渗进裂口里，
蛰得钻心疼。她像没感觉似的，贴上胶布，继续糊。到七点，她已经糊了五百个。
马小燕醒了，揉着眼睛从里屋出来。她穿着李红梅改小的旧棉袄，袖子长出一截，
她挽了两道。“妈，我帮你。”她坐到桌前，拿起纸板开始折。“先吃饭。”李红梅说。
“不饿。”“不饿也得吃。”李红梅站起来，去灶房热了一碗玉米面糊糊，端过来，“喝了。
”马小燕接过碗，喝了两口，又放下，继续糊。李红梅没再说什么。
她知道女儿想帮她多干点，但她心疼。六岁的孩子，手还没长开，指甲缝里全是纸浆，
洗都洗不掉。“你糊慢点，别急。”她说。“我不急。”马小燕低着头，
小手飞快地折着纸板。两个人坐在桌前，一个糊大的，一个糊小的。灯光照在她们身上，
影子叠在一起。八点，李红梅送马小燕上学。她牵着女儿的手，穿过半个县城。
街上冷得要命，马小燕缩着脖子，但手攥得很紧。“妈，你今天能来接我吗？”马小燕问。
“能。”李红梅说，“放学我在门口等你。”“说话算话？”“算话。”马小燕笑了，
松开手，跑进学校。李红梅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去了服装厂。服装厂在县城东头，
一排低矮的平房，墙上刷着“安全生产”的标语，红漆掉了大半。赵厂长在办公室里等她，
桌上摆着一堆裁好的布料。“红梅，这批货要得急，三天之内锁完，行不行？
”赵厂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圆脸，说话爽快。“行。”李红梅说。“三百件，
每件八个扣眼，两千四百个，六分钱一件，一共十八块。”“行。”赵厂长看了她一眼，
犹豫了一下：“红梅，你一个人干得过来吗？要不我给你减点？”“不用。
”李红梅把布料摞好，用包袱皮包起来，背在背上，“**得过来。”赵厂长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认识李红梅十几年了，知道这个人的脾气——说行就行，
不行也行。李红梅背着包袱回到家，已经九点了。她把缝纫机踩起来，
嘎吱嘎吱的声音在屋里回荡。锁扣眼比糊火柴盒赚钱，但也更费神。针要对准扣眼的位置，
脚踩踏板，手推布料，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她全神贯注地盯着针头，眼睛都不敢眨。
到中午，她锁了六百个扣眼，手酸得抬不起来。她甩了甩手，去灶房热了碗糊糊，
就着咸菜吃了两口，又坐回缝纫机前。下午三点，她锁完了一千二百个。还有一千二百个，
今天干不完了。她站起来，腰疼得直不起来，扶着桌子慢慢撑起来。
她想起马小燕放学的时间快到了，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去学校接她。马小燕站在校门口，
背着书包，冻得直跺脚。看见她，笑着跑过来，一头扎进她怀里。“妈！你来了！
”“说了来就来。”李红梅牵着她的手，往家走。“妈，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马小燕仰着头，眼睛亮亮的。“表扬你啥？”“说我写字好看。全班就我一个得优。
”李红梅笑了，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那得继续保持。”“嗯！”马小燕使劲点头，“妈，
我以后要当老师，挣好多好多钱。”“当老师好。”李红梅说，“但你得先考上大学。
”“我一定考得上！”马小燕的声音脆生生的，在冷风里传得很远。回到家，
李红梅让马小燕写作业，自己又坐回缝纫机前。马小燕写完作业，跑过来帮她糊火柴盒。
“妈，你今天累不累？”她问。“不累。”“骗人，你的手都在抖。
”李红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抖，锁了一天的扣眼，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
她把手缩回去，放在膝盖上。“歇一会儿就好了。”她说。马小燕没说话，
伸手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捂着。“妈，你的手好凉。”她说。“干活干的。
”李红梅想把手抽回去，马小燕不让。“我给你捂捂。”她把李红梅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哈了一口气，“暖和吗？”李红梅的眼眶热了一下。她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丫头捂得，
暖和。”她说。那天晚上，马建国回来得早。他推开门，看见李红梅在踩缝纫机，
马小燕在糊火柴盒，桌上摆着没吃完的糊糊和咸菜。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吃饭了吗？
”李红梅头也没抬。“吃了。”他说。“锅里还有糊糊，饿了就热一碗。”马建国没说话，
走进来，在桌前坐下。他看了看满桌的纸板和布料，又看了看李红梅的手——贴满了胶布，
有的胶布已经黑了，不知道贴了多少天。“你一天干多久？”他问。“没算过。”李红梅说。
“从早到晚？”“差不多。”马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
又看了看马小燕，把烟放回去了。“红梅，”他说，“要不你别干了，我多加点班，
工资能涨点。”李红梅停下脚，看着他：“你加一个月班能涨多少钱？”“十几块吧。
”“我一个月挣小二百。”马建国不说话了。“马建国，”李红梅说，
“我不是跟你比谁挣得多。我是告诉你，这个家，我能撑起来。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也不用觉得丢人。你要是想帮忙，就帮。要是不想帮，别拦着。”马建国张了张嘴，
什么都没说出来。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出去下棋。他坐在堂屋里，
看着李红梅踩缝纫机，看着马小燕糊火柴盒，看着这娘俩在昏黄的灯光下忙活。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想了很多。十一点，李红梅关了缝纫机，
收拾好桌上的东西。马小燕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没糊完的火柴盒。
李红梅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盖好被子。马小燕迷迷糊糊地说了句“妈，我帮你”，
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李红梅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弯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睡吧，
丫头。”她说。她转过身，看见马建国还坐在堂屋里，看着她。“你怎么还不睡？”她问。
“睡不着。”他说。李红梅没再说什么，去灶房倒了杯水，喝了，回来关灯。黑暗里，
马建国的声音响起来：“红梅，我以前是不是特别不是东西？”李红梅没回答。“你说话。
”他说。“睡吧。”她说，“明天还上班呢。”马建国沉默了很久，翻了个身，不再说话了。
李红梅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天花板上，一片惨白。
她想起刚嫁过来的时候，马建国对她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会在下雨天给她送伞，
会在发工资的时候给她买一块布料，会叫她“红梅”而不是“哎”。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她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他当了正式工之后，也许是她生完孩子之后，
也许是某个她没注意到的普通日子。但不管是什么时候变的，她都不想去想了。想那些没用。
她现在只想一件事——把日子过好，把女儿养大。至于马建国，他愿意回来就回来，
不愿意回来拉倒。她不是非得靠谁才能活。窗外的月亮移了移，照在她脸上。
她的表情很平静，像一潭没有波澜的水。她闭上眼睛，睡了。
四、丢钱马小燕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要交五块钱的学杂费。五块钱，
在那个时候不是小数目。李红梅糊六千多个火柴盒才能挣到。她从裤腰里掏出五块钱，
叠得整整齐齐的，塞进马小燕的书包里，又用手按了按，确认放好了。“放好了，别丢了。
”她说。马小燕点头：“不会丢的，我放在铅笔盒最里面。”“上课的时候别拿出来显摆。
”“我不显摆。”“放学了直接回家，别在路上玩。”“知道了妈，你说三遍了。
”李红梅笑了，拍了拍她的头：“去吧。”马小燕背着书包跑出去了，
两条小辫子在脑袋后面一甩一甩的。李红梅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踩缝纫机。
那天下午，马小燕放学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李红梅正在锁扣眼，听见门响，
抬头看了一眼。马小燕站在门口，书包带子拖在地上，脸上挂着泪痕，嘴唇抿得紧紧的。
“咋了？”李红梅问。马小燕没说话，眼泪又掉下来了。“说话，咋了？
”李红梅放下手里的活，走过去。“钱丢了……”马小燕哇的一声哭了，扑进她怀里，“妈，
我把钱弄丢了……五块钱呢……”李红梅没骂她。她把她拉到跟前，蹲下来，
用袖子擦了擦她的脸。“别哭了，慢慢说，咋丢的？”“我不知道……”马小燕抽抽搭搭的，
“我就放在铅笔盒里……上课的时候还在，放学就没了……我找了好几遍，
书包里、桌洞里、地上，都找了……没有……”“你确定放好了？”“确定！
我早上还看了一眼，就在铅笔盒最里面……”李红梅想了想：“有没有人看见你放钱？
”马小燕愣了一下，
我出去上厕所了……回来的时候铅笔盒好像被人动过……但我没在意……”李红梅没再问了。
她把马小燕拉到桌前，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别哭了，喝口水。”“妈，你不骂我？
”马小燕怯怯地看着她。“骂你有啥用？钱又骂不回来。”李红梅说，“先吃饭，
明天我去学校看看。”马小燕低着头，喝了一口水，还是抽抽搭搭的。那天晚上，
她没怎么吃饭。李红梅给她夹了一筷子菜，她扒了两口就放下碗了。“再吃点。”李红梅说。
“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明天还要上学呢。”马小燕又扒了两口，实在吃不下了，
跑去写作业了。李红梅收拾碗筷的时候，马建国回来了。他看见马小燕眼睛红红的，
问她咋了，她没说话。“丫头咋了？”他问李红梅。“学费丢了。”“多少钱？”“五块。
”马建国皱了皱眉：“咋这么不小心？”李红梅没接话。她把碗摞好，擦干手。
“明天我去学校看看。”她说。“看啥？钱都丢了，还能找回来？”马建国说，
“再交五块不就行了。”“不是钱的事。”李红梅说。马建国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但她没解释。第二天，李红梅没有去服装厂领活。她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把头发梳了梳，
去了学校。她没有找老师，也没有找校长。她就站在教室门口，等着。下课铃响了，
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来。七八岁的孩子，叽叽喳喳的，像一群麻雀。李红梅站在门口，
一个一个看过去。马小燕看见她，跑过来：“妈，你咋来了？”“来看看。”李红梅说，
“你先进去，我站一会儿。”马小燕不明白她要干啥，但还是**室了。
李红梅继续站在门口。她不着急，就那么站着，看着每一个出来的孩子。上课铃响了，
孩子们又涌回去。李红梅没走，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下一节课下课。第二节课下课，
她又站在门口。这次，她看到了一个扎马尾的女孩。那女孩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
看见李红梅站在门口，脚步顿了一下。她的脸白了一瞬，然后低下头，快步往外走。
李红梅注意到的不是她的脸，是她手里的东西——一卷钱，五块的，攥得紧紧的，
手指头都发白了。“等一下。”李红梅说。女孩的脚步停了。她站在走廊上，背对着李红梅，
肩膀绷得紧紧的。李红梅走过去，走到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
那女孩大概七八岁，跟马小燕差不多大。圆脸，大眼睛，嘴唇很薄，抿得紧紧的。
她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李红梅。“那钱是你的吗？”李红梅问，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女孩的脸刷地白了。她下意识地把手背到身后，攥着钱的手藏在背后。“别藏，”李红梅说，
声音还是不大，“我看见了。”女孩的嘴瘪了，眼眶红了，要哭。李红梅没凶她。
她伸手拉住女孩的胳膊，把她带到走廊拐角，避开了来来往往的学生。“你告诉阿姨，
”她蹲下来，跟女孩平视，“是不是家里困难，想买啥？”女孩点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啪嗒啪嗒的，砸在鞋面上。“想买啥？”李红梅问。“想买一个本子……”女孩的声音很小，
像蚊子哼，“我那个用完了，
说家里没钱……让我用别人用过的……但是别人的也用完了……”“所以你拿了马小燕的钱？
”女孩不说话了，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的手还在背后攥着那卷钱，指节发白。
“你知不知道，拿别人的东西不对？”李红梅说。女孩点头。“你知不知道，
这五块钱是马小燕的学费？她妈糊几千个火柴盒才能挣到？”女孩哭出了声，
肩膀一抽一抽的。李红梅看着这个孩子，心里叹了口气。她想起马小燕丢了钱时哭的样子，
又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哭的样子，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从兜里掏出两毛钱，
塞进女孩手里。“这钱给你买本子。”她说。女孩愣住了，抬头看着她，眼泪挂在脸上，
一脸不敢相信。“但是你记住，”李红梅的声音严肃起来，“别人的东西不能拿。
这次阿姨不告诉你妈，也不告诉老师。但不能再有下次了。听见没有？”女孩使劲点头，
眼泪甩了一脸。“把钱给我。”女孩把背后的手伸出来，把那卷五块钱递给她。
那钱被攥得皱巴巴的，还有汗。李红梅接过来，展开，叠好，揣进兜里。“回去吧。”她说，
“别哭了，洗把脸，下节课好好上。”女孩擦了擦脸，低着头走了。走了几步，
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转身跑掉了。
李红梅站在走廊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教室，
把马小燕叫出来。“钱找着了。”她把那五块钱递给她，“以后放好了。”马小燕接过钱，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破涕为笑：“妈！你在哪找着的？”“你别管了。以后把钱放好了，
别让人看见。”“我知道了！”马小燕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拍了拍，
“这次肯定丢不了！”李红梅摸了摸她的头：“进去上课吧。”马小燕抱着她的腰，
不肯撒手：“妈，你今天真好看。”李红梅笑了：“我哪好看了？一脸褶子。”“就是好看。
”马小燕把脸埋在她肚子上，闷声闷气的，“我妈最好看。
”李红梅拍了拍她的背：“行了行了，进去吧，老师要上课了。”马小燕松开手，跑**室。
跑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笑着挥了挥手。李红梅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回家的路上，
她走得很慢。冬日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洋洋的，但她心里不轻松。
她在想那个扎马尾的女孩。那孩子拿了钱，不对。但她为什么拿？因为想买一个本子，
因为家里不给买，因为用别人用过的本子也用完了。穷。都是因为穷。
李红梅太懂穷的滋味了。穷到冬天买不起煤，屋里跟冰窖一样。穷到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
马小燕看见别人家吃肉就咽口水。穷到手裂了口子也舍不得买一盒蛤蜊油，
用猪油抹一抹就算了。但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是做人的底线。
她想起自己跟马小燕说的那句话：“女人这辈子，可以输，但不能让人看扁了。
”那个女孩的妈妈，是不是也跟她一样，在某个地方拼命挣钱，但挣不够？是不是也因为穷，
连给孩子买一个本子的钱都拿不出来？李红梅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丢了骨气。她回到家，坐回缝纫机前，继续锁扣眼。嘎吱嘎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下午，马小燕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喊：“妈！我回来了！”“嗯。
”李红梅头也没抬。马小燕跑过来，趴在她背上，搂着她的脖子：“妈，我今天可高兴了。
”“高兴啥？”“钱找回来了呗。”李红梅笑了：“就这点事？”“这可不是小事！
五块钱呢！”马小燕把书包放下，从里面掏出作业本，“妈，我先写作业，
写完了帮你糊火柴盒。”“行。”马小燕趴在桌上写作业，写了一会儿，又抬头：“妈，
那钱你是在哪找着的？”“地上。”李红梅说。“地上？
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你眼花了。”“我才没眼花呢……”马小燕嘟囔了一句，
低头继续写。李红梅踩缝纫机的手顿了一下。她看了一眼女儿的后脑勺，扎着两条小辫子，
头绳是旧的，松紧都松了，她用红布条缠了缠，继续用。她想跟马小燕说点什么，
但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算了。孩子还小，有些事，等她大了再说。晚上，
马小燕帮着她糊火柴盒。两个人坐在桌前，一个糊大的，一个糊小的。灯光昏黄，
照在她们身上，影子叠在一起。“妈，”马小燕突然说，“你说那个拿我钱的人，
她是不是也很穷？”李红梅的手停了一下：“你咋知道的？”“我猜的。”马小燕低着头，
小手飞快地折着纸板，“她要是家里有钱，就不会拿别人的钱了。”李红梅没说话。“妈，
你今天是不是去找她了？”马小燕抬起头，看着她。李红梅看了她一眼：“你咋啥都知道？
”“我猜的嘛。”马小燕笑了，“你是不是没骂她？”“没骂。”“你是不是还给她钱了？
”李红梅愣了一下：“你咋又知道了？”“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啊。”马小燕说，
语气理所当然的，“你骂我都不舍得骂，怎么可能骂别人。”李红梅鼻子一酸，忍住了。
“行了，别瞎猜了，干活。”她说。马小燕“哦”了一声，低头继续糊。过了一会儿，
她又抬起头：“妈，那她以后还会拿别人的东西吗？”“不会了。”李红梅说。“你咋知道？
”“因为阿姨跟她说了，不能再有下次。”“她听你的吗？”李红梅想了想：“听不听的，
看她自己。话说了，路得自己走。”马小燕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再问了。那天晚上，
李红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在想那个女孩的脸，白白的，大眼睛，嘴唇很薄。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穷。家里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她爹在砖窑上干活，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她妈在家带孩子、喂猪、种地。过年的时候，
她妈扯几尺布，给弟弟妹妹做新衣服，轮到她，就是旧的改一改。她也想穿新衣服。
但她从来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她妈教过她：“人穷志不穷。再穷，也不能让人看扁了。
”她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现在，她又把这句话教给了马小燕。
至于那个女孩——她能不能记住，是她的事了。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