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误寄了我的遗书。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城唾骂的女流氓。直到他们翻到第三页,
看到那句‘医生说我只剩三个月’……”01我叫温静,安静的静。
可全京城读过我小说的人,都说我一点也不安静。他们说我的文字,像是在三伏天里,
把人剥光了扔进冰窖,又冷又臊,带着一股子不知廉耻的野劲儿。
用文艺评论界老前辈赵丰年的话说,是“精神上的耍流氓”。我从不反驳。因为骂名,
能换稿费。稿费,能换医院里那昂贵的进口药。这笔账,我算得清。
今天是1988年12月20日,屋外下着小雪,煤炉子烧得屋里暖烘烘的。
**在床头,把最后一口气喘匀了,才把手里那份写了三天的年终总结递给表妹小兰。
“拿去吧,就寄这个。”我的肺里像堵着一团烂棉花,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气。
小兰是我舅舅家的女儿,来京城投奔我,说是要跟我学写“先锋小说”。她接过稿纸,
眼睛亮晶晶的:“姐,这回又是什么好故事?
是不是又写那个留洋回来的阔少爷和**的事儿了?”我没力气回答,
只是习惯性地拿起桌上的钢笔,咬住了笔帽。那根英雄牌钢笔的笔帽,
已经被我咬得有些发白,微微变形。小兰把稿纸仔细叠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嘴里还念叨着:“姐你放心,我这就骑车去‘人民文学’报社,肯定给你送到刘编辑手上!
”我闭上眼,点了点头。意识开始模糊,耳边只剩下奶奶给我掖被角的悉悉索索声,
和她嘴里那股淡淡的中药味。我不知道,小兰风风火火寄出去的,
不是我赖以活命的新小说,而是我写给自己,准备烧给自己的,年终总结。更不知道,
那封信,会在三天后,掀起怎样一场滔天巨浪。京城,“人民文学”报社。
总编辑刘卫国捏着那几张稿纸,手都在抖。他五十多岁,是文艺界的老革命,
最是见不得我这种“专写男男女女那点破事”的年轻作家。“荒唐!简直是荒唐!
”“看看,看看她都写了些什么!”“‘本年度共计发表短篇小说三篇,长篇一部,
总计稿费收入一千二百元。最大开销:进口化疗药物,七百元。
’”“‘最大收获:在赵丰年老师的第九次点名批评后,我的小说稿费又涨了二十块。
感谢赵老师。’”“‘最遗憾的事:没能跟隔壁卖烤红薯的李大爷说上话,
他烤的红薯真甜。’”办公室里年轻的编辑凑过来看,忍不住笑出了声:“刘总编,
这温静还挺幽默的嘛。”刘卫国气得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搪瓷缸子嗡嗡响。“幽默?
这是对我们严肃文学的挑衅!是对整个文艺界的羞辱!”他扶了扶老花镜,
一字一句地对电话那头说:“发,就用这个,给全国人民看看,现在这些所谓的先锋作家,
都在想些什么腌臜东西!”02三天后,雪停了。《人民文学》报,头版头条,
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一个堕落女作家的年度总结——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廉耻吗?
》文章一字未改,将我的年终总结原封不动地刊登了出来。
后面还附上了一篇长长的编者按,
痛心疾首地批判了当代青年作家精神世界的空虚和道德的沦丧。一石激起千层浪。
整个京城的文化圈,炸了。我成了那个被架在火上烤的靶子。无数的读者来信,
雪片似的飞向报社。“不知羞耻!这种人的书就应该全烧了!”“伤风败俗!
建议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她那稿费收入,来路正当吗?
”“我们工人阶级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几十块,她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就一千多?
这合理吗!”我那个死对头,评论家赵丰年,更是第一时间发表了署名文章,
标题叫《从温静的“总结”里,我们看到了文艺界的毒瘤》。文章里,
他把我形容成一个靠着贩卖色情擦边球文学,捞取不义之GTP的**之徒。
他说我的文字,是“裹着糖衣的砒霜”,正在腐蚀我们这个时代最纯洁的年轻人。
小兰把报纸递给我的时候,吓得脸都白了,话都说不出来。她扑通一声跪在我的床边,
哭着说:“姐,我对不起你!我寄错稿子了!我该死!
”我看着报纸上那个被口诛笔伐的“温静”,竟然觉得有些好笑。
肺部的疼痛让我笑不出声,只能发出“嗬嗬”的怪响,像个破风箱。奶奶端着药碗进来,
看到报纸,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她一把抢过报纸,揉成一团,塞进了煤炉里。
“不看,咱不看这些脏东西。”“静静,喝药了,喝了药就不疼了。
”我乖乖地喝下那碗黑漆漆的药汁,苦得舌根发麻。可我知道,这药,早就没用了。
窗外,邻居家的孩子们正在唱着童谣:“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
没了娘……”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我那份总结的第二段,他们还没看完。
那里写着:「本年度最开心的事:奶奶的生日宴上,我用稿费给她买了一件羊绒衫,
她摸着衣服,笑得像个孩子。」「最想感谢的人:奶奶。她总说,我是她的骄傲。」
我这一生,没什么骄傲可言。唯一的骄傲,就是我的奶奶。可现在,我好像,
也成了她的耻辱。03舆论发酵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第二天,我住的这个大杂院门口,
就被人用红漆刷上了“女流氓”三个大字。院里的邻居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从前的客气和疏离,变成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躲闪。
连那个每天清晨都会在院门口卖豆浆的大婶,都绕着我家门口走。赵丰年趁热打铁,
在京城大学组织了一场“温静作品批判研讨会”。他站在讲台上,唾沫横飞,
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文学卫道士。“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看温静的这份总结,
字里行间充满了什么?是小布尔乔亚式的无病**!是对金钱**裸的炫耀!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那个动作让他显得格外正义凛然。“她说她稿费一千二,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她心安理得吗?不,她不仅心安理得,
她还沾沾自喜!”台下掌声雷动。“她还写什么?‘没跟卖烤红薯的李大爷说上话’!
这是什么?这是伪善!一个真正关心劳动人民的作家,会这样轻佻地把人民挂在嘴边吗?不!
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粉饰自己肮脏、腐朽的灵魂!”赵丰年越说越激动,
他拿起那份报纸,高高举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了,这是一份挑战书!
是向我们整个社会,向我们坚守的道德底线,发出的恶毒挑战!”“我们必须反击!
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彻底打倒!”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我没能去现场亲耳聆听赵老师的教诲。因为那天,我的病情又加重了。高烧不退,
咳出来的痰里,带着大块大块的血。奶奶守在我床边,一夜没合眼,
不停地用热毛巾给我擦身体。她的手,因为常年操劳,布满了老茧和裂口,擦在我身上,
像是砂纸在打磨。可我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抚摸。迷迷糊糊中,
我好像听到了赵丰年那慷慨激昂的声音。他说我是毒瘤,是垃圾。我忽然很想笑。
赵老师,您别急啊。我的那份总结,还没念完呢。等您念到第三段,您就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耍流氓”了。那份总结的第三段,只有短短两句话。
第一句是:「本年度最大挑战:癌细胞扩散,医生说我只剩下最后三个月。」
04批判会开得如火如荼。赵丰年把我的“年终总结”当成了活教材,逐字逐句地分析,
鞭辟入里。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把我的每一句话都剥皮拆骨,
露出底下所谓的“险恶用心”。当他念到“最大开销:进口化疗药物,七百元”时,
他冷笑一声。“看到了吗?同志们!这就是典型的享乐主义!我们国内没有药吗?
非要用进口的?为什么?因为她虚荣!因为她从骨子里就崇洋**!
”有学生在下面提问:“赵老师,可是……化疗是什么意思?”那个年代,
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赵丰年愣了一下,显然他也没搞懂。
但他很快就掩饰了过去,大手一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
这是一种追求奢靡生活的态度!”他清了清嗓子,准备继续往下念,
把这场批判会推向最**。他要念第三段了。他要当着全京城文化界的面,
揭开我最后的“遮羞布”。“我们再来看这第三段,这里,
可以说是她所有矫揉造作、无病**的集中体现!”赵丰年的声音,通过会场的扩音器,
传得很远很远。“‘本年度最大挑战:癌细胞扩散,医生说我只剩下最后三个月。
’”念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顿住了。会场里原本热烈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扩音器里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像是有人被掐住了喉咙。癌细胞?扩散?
最后三个月?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台下开始出现窃窃私语。“癌……是那个治不好的病吗?
”“我邻居的三叔就是得这个病死的,听说可疼了。”“她说的是真的假的?
”赵丰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篇他用来当靶子的文章里,
会藏着这样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这不对劲。这不符合他预设的剧本。
一个生活糜烂、思想堕落的女作家,怎么会得癌症?她不应该是珠光宝气,
活得比谁都滋润吗?他强作镇定,试图把话圆回来:“大家不要被她骗了!
这……这肯定是她编造出来博取同情的又一个谎言!是她惯用的伎俩”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她没有说谎。”人群分开,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花白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是报社的总编辑,
刘卫国。他手里拿着一份皱巴巴的病历单,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痛苦。他走到台前,
从赵丰年手里夺过话筒,声音沙哑。“这是首都医院的诊断证明,骨癌晚期,诊断日期,
是半年前。”“温静同志,没有说谎。”全场死寂。赵丰年脸上的血色,
瞬间褪得一干二净。他呆呆地看着那份诊断证明,像是看到了一个鬼。而我,
此刻正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老槐树。我知道,风向要变了。
但我没想到,那阵风,会来得那么猛烈。因为我的总结,还有最后一句没念完。
也是最要命的一句。「放疗烧得骨头都在疼,奶奶,我可能要当逃兵了。」
05刘卫国的出现,像是在一锅滚油里泼进了一瓢冷水。整个批判会场,瞬间炸开了锅。
“骨癌晚期?天哪,那得有多疼啊?”“我听说骨癌是癌中之王,活活把人疼死的。
”“这么说……她写小说挣的一千多块钱,大部分都拿去买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