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发来一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坐在凌晨的办公室里,看着那句话,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
砸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了那几个字。
七月下旬,危机解除。
国内的面料到货,生产线重新运转。我忙着赶工,和李袁的聊天短暂中断了几天。
再联系上时,他那边是深夜。
我发消息:“忙完了,谢谢你。”
他很快回复:“应该的。你嗓子怎么哑了?”
我愣住。发的是文字,他怎么知道?
下意识清了清嗓子,才发现真的有点哑——这几天说话太多。
“没事。”我回。
“喝点蜂蜜水。”他说,“我上次寄给你的军用急救包里有润喉糖,找找。”
我翻出那个小小的急救包。
打开,里面果然有一盒润喉糖,还有一包板蓝根,一盒创可贴,甚至有一小瓶维生素。
都是中文标签。
我把润喉糖含进嘴里,薄荷味在舌尖化开,凉凉的,一直甜到心里。
“找到了。”我打字,“你怎么什么都准备?”
那边停顿了几秒。
“怕你一个人在国外,不会照顾自己。”
我看着那句话,心脏像被温水泡着,软得一塌糊涂。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
莫斯科的凌晨,国内的清晨。
他说他要出任务,去南方抗洪,大概半个月。
“危险吗?”我问。
“常规任务。”他说,“别担心。”
但我怎么可能不担心。
第二天,我去邮局,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跌打损伤药膏,还有一批加厚的护膝护腕。
“分给战友。”我在卡片上写。
八月,我要回国了。
新款羽绒服的设计需要国内的面料支持,而且我想实地考察江浙一带的代工厂。
机票订在八月十日。
告诉李袁这个消息时,是莫斯科的晚上。
视频里,他明显愣了一下。
“回国?”
“嗯,杭州。调研面料,谈代工。”
他眼睛亮起来,那种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我……”他顿了顿,“我八月有年假,大概中旬。”
“哦。”我低头整理桌上的样品布,假装随意,“那挺巧。”
“我去杭州找你。”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罕见的、直白的期待,“顺便带你去见几个做军用面料的朋友,可以谈深度合作。”
我抬头,看屏幕里的他。
他耳朵又有点红,但眼神很坚定。
“好啊。”我听见自己说,“工作优先。”
他笑了:“嗯,工作优先。”
挂了视频,我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
嘴角快咧到耳根了。
安德烈敲门进来,看见我的样子,摇头:“完了,林,你坠入爱河了。”
我抓起枕头扔他:“胡说什么!”
“我胡说?”他躲开,笑嘻嘻,“你现在整个人都在发光。那个军人要来见你了,对不对?”
我没否认。
“小心点。”安德烈难得正经,“感情是好,但别忘了,你的根基在莫斯科。”
“我知道。”我坐起来,整理头发,“我回去是为了把事业做得更大,不是放弃这里。”
“那就好。”他放心了,“需要我帮你准备给国内客户的样品吗?”
“要。”
安德烈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莫斯科夏夜微亮的天际。
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还是和李袁的聊天界面。
最新消息是他发的:“杭州见。”
我回复:“杭州见。”
然后点开日历,数着日子。
还有二十天。
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沉稳而有力。
原来期待一件事,一个人,是这种感觉。
不害怕,不慌张。
因为知道,前方等待的,是各自努力后的相见,是事业和感情,都可以握在手中的可能。
凛冬终会过去。
而我和他,都会成为彼此世界里,那簇温暖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