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照片拿出来,想撕掉,但最终没有。而是翻到背面,取出夹在相框背板里的东西。
一张存储卡。
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这是结婚那天,我的伴郎——当时的公司合伙人之一——偷偷塞给我的。他说:“陈默,这个你收好,也许永远用不上,但万一...”
他没说完,但我懂。
后来公司做大了,他因为理念不合离开了,去了国外。临走前,他拍了拍我的肩:“陈默,你太容易相信人,这会是你的优点,也会是你的致命伤。那张卡,收好。”
我把存储卡紧紧攥在手心,金属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回到车上,我借了司机的笔记本电脑。插入存储卡,里面只有一个加密文件夹。密码提示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输入结婚日期,错误。
又输入公司成立日,错误。
再输入我和周浩结拜为兄弟的那天——大学时一次醉酒后的荒唐约定,但我们真的去刺了指头,喝了血酒。
密码正确。
文件夹打开了,里面是几段视频文件和大量图片、文档。
我点开第一个视频。
画面晃动,是**的角度。场景是一家高端会所的包间,时间是去年十月,我出国谈融资的那周。视频里,周浩和林薇坐在一起,对面是几个陌生人。
“王总,李总,陈默那边我们已经稳住了。他这次去纽约,至少得半个月。这期间,我们可以完成所有转移。”周浩说。
“资金安全吗?”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问。
“绝对安全,通过十七个海外账户层层转移,最后汇集到开曼群岛的信托基金。就算他回来发现了,也追不回来。”林薇的声音,冷静,算计,和我熟悉的温柔判若两人。
“那小子会不会起疑?”另一个男人问。
“不会。”周浩笑了,“他信任我,就像信自己亲兄弟。至于林薇,他爱她爱得要命。被最信任的两个人同时背叛,他恐怕到死都想不明白为什么。”
视频里的人都笑了,那笑容刺眼。
我关掉视频,浑身发抖。不是悲伤,是愤怒,冰冷的、足以焚毁一切的愤怒。
手机震动,是老赵发来的消息:“陈总,地方找好了,设备已架设完毕。地址发您。”
紧接着是一个定位,在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
“我今晚过去。”我回复。
又一条消息进来,这次是李明:“陈先生,演讲的流程安排发您邮箱了。另外,有家电视台想做个专访,安排在演讲前半小时,您看...”
“可以。”我回复,“但采访地点要在礼堂后台,而且我只回答三个问题。”
“好的,我来安排。”
车窗外,城市在后退。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繁华依旧。三个月前,我还是这座城市的主角之一,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创业圈的新贵。
三个月后,我坐在一辆普通轿车里,口袋里装着五千块钱和一张存储卡,准备去郊区的废弃工厂,策划一场反击。
多么魔幻的现实。
但这就是人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
只不过这一次,我不打算再沉下去了。
我要游上来,把那些把我拖下水的人,一个个拉下来。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可能觉得我脸色太难看,小心翼翼地问:“先生,您不舒服吗?”
“没有。”我说,看向窗外,“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关于过去的?”
“关于未来的。”
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血红色。车子驶向郊区,驶向那座废弃工厂,驶向我为自己准备的战场。
周五,越来越近了。
废弃工厂位于江城北郊,是上世纪国营厂矿时代的遗留物。高高的烟囱早已不再冒烟,红砖厂房外墙上爬满了藤蔓,铁门锈迹斑斑,院子里杂草丛生。
老赵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手电筒。
“陈总,这边。”他领着我绕过主厂房,来到一栋相对完好的副楼。楼里很暗,只有应急灯的微弱绿光。我们上到三楼,老赵打开一扇厚重的铁门。
门后的景象让我愣住了。
约一百平的空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水泥地面拖得能照出人影。房间中央整齐排列着十几台服务器,指示灯有规律地闪烁。三面墙上挂满了显示屏,其中一块正显示着江城大学礼堂的实时监控画面。房间一角有个简易工作台,上面放着几台高性能笔记本电脑。另一角则是生活区,有折叠床、小冰箱和微波炉。
“这...”我一时语塞。
“我找了几个战友帮忙,都是信得过的人。”老赵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时间紧,条件简陋了点,但该有的都有。网络用的是特殊线路,绝对安全。供电是从隔壁厂偷接的,也不会断。”
“这得花多少钱?”我问。眼前的设备虽然大多是二手或自己组装的,但也不是小数目。
“没花钱。”老赵笑了,“这些都是哥几个自己的存货。我是通信兵出身,老班长退伍后开了网吧,这些服务器是他升级换下来的。大刘——就那个高个子——以前是电子对抗部队的,墙上的监控系统是他搞的。小王最年轻,是黑客,他说这叫什么...‘红客’,专门跟境外黑客干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