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太重生：拆迁！暴富！打白眼狼陈桂兰周铁柱小说全文章节阅读
寒风吹过洋房后头那排低矮的平房，钻进窗缝门隙，呜呜作响，像是谁在低声哭诉。
陈桂兰蜷在硬板床的角落，身上盖着两床薄被，一床是六十年前结婚时娘家给的陪嫁，红缎面早已褪成暗褐色，棉絮结成了硬块；另一床是前年小女儿从国外寄回来的“羽绒被”，轻是轻，却根本不挡北方的寒气。她缩着脖子，浑身发抖，嘴唇冻得发紫，呼出的气在昏暗的灯光下凝成一小团白雾，很快便散了。
屋里没有生炉子。
不是不想生，是没煤了。
最后一簸箕煤渣，三天前就烧完了。她拖着那条瘸了的右腿——那是五年前给大儿子家带孩子时，从楼梯上摔下来落的病根——挪到门口张望了好几回。大儿子说好了今天送煤来，可现在天都黑透了，连个人影也没见着。
胃里空得发慌。早上吃的那半碗玉米糊糊早就消化干净了。床头柜上放着半个硬邦邦的窝窝头，是三儿媳前天送来的，她没舍得一次吃完。现在伸手去拿，手指僵得不听使唤，窝窝头滚到地上，沾了一层灰。
她没力气去捡，只是呆呆看着。
窗外又飘起了雪。雪花粘在糊着报纸的玻璃窗上，很快积了一层。这间屋子朝北，冬天不见太阳，夏天闷热如蒸笼。是三个儿子合资给她租的，“一个月八块钱，便宜”。
都说养儿防老，陈老太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如今却没有她住的地方。儿女们都说自家难处：
大儿子周建国家三个房间，两个孙子一人一间，大儿子说，没地方住；
二儿子……二儿子不在了；
三儿子家倒是有四个房间，原本也能住得下，但是儿媳妇跟两个孙子都嫌弃老太年纪大，身上有气味，不让她来住；
四儿子住上了小洋房，看到两个哥哥不愿意养陈老太，两夫妻也自然也是不肯的。
女儿呢？大女儿嫁到乡下，倒是也来看过几回，偷偷塞过一些钱，但是婆家也穷，自顾不暇；
小女儿早年遇人不淑，离异后出国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爸妈，您就先在这儿将就将就，等我们宽裕了，再接您们回去。”大儿子周建国说这话时，眼睛没看她，盯着手里新买的梅花牌手表。
将就。这一将就，就是十年。
陈桂兰闭上眼，冷得牙齿直打颤。思绪却飘得远，飘回几十年前——
陈老太还是棉花厂的职工，老伴周铁柱是厂里的技术人员，两人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厂里分配的家属院，由于是双职工，分的比别人多，有四个房间，一个阁楼。后来厂里将福利房以市场价六折出售给了员工，陈老太东拼西凑，算是买下了自己的房子。
老大周建国中专毕业，和妻子黄丹娜都是人民教师，住在他们单位的福利房里：
“妈，单位出通知，个人可以购买福利房了，还差两千块钱，您一定要借给我，以后我再还”。这一借，就没有再还过。
老二周建军三十多岁就死了，老二媳妇也回了她娘家，再也没往来。
老三周建民媳妇李淑芬让陈老太把工作给她，给之前说的好好的：妈，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您养老。结果给完，就自己搬出去住，对陈老太不闻不问了。
老五周建强娶了媳妇沈丽娟以后，嚷嚷着要住洋房，于是陈老太把老房子卖了大部分拿出来给他们买了洋房。其他儿子见到这，说陈老太偏心，于是陈老太把剩下的钱也平分给了老大和老三。
周铁柱那时已经咳得很厉害，还是咬着牙去厂里加班，扛包，搬原料。她则到处接零活，糊纸盒，纳鞋底，一分一分地攒。
一辈子，好像就在这么“给”的过程中过完了。给钱，给粮，给布票，给首饰，给工作。最后，房子卖了以后，他们老两口搬进了儿子们后来“安排”的这间阴冷小屋。
她总想着，付出总有回报。对儿女好，老了自然有依靠。
周铁柱死的前一晚，拉着她的手，嘴唇哆嗦：“桂兰……别……别那么实在……孩子们……都有自个儿的小九九……”
她没听进去。她觉得老伴想多了。自己的孩子，能坏到哪儿去？等孩子们都缓过来，肯定会来接她去享福的。
铁柱是累死的。厂里加班最多的是他，下班还去码头扛活，为了多挣几块钱补贴儿子们。最后工作也卖了，给儿子结婚买房，退休后干起零工赚钱，倒下那天，桂兰发着高烧，铁柱出去找活干，想挣点钱买药，就再也没回来，是累死的。
铁柱走后，她的天就塌了一半。剩下的日子，越发难熬。
儿子们来得越来越勤——不是来看她，是来要东西。
“妈，您那对玉耳环还在吧？丹娜她妈过寿，想送个体面礼。”
“妈，淑芬弟弟要结婚，女方要得急，您能不能……？”
“妈，丽娟看上一条裙子……”
她给，一直给。直到存折上的数字变成了零，直到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直到她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
然后，她就成了“累赘”。
“妈，我家实在住不下了，两个孩子……”
“妈，我媳妇跟您处不来，总吵架……”
“妈，我工作忙，经常出差，没法照顾您……”
商量来商量去，三个儿子决定“共同出资”，轮流送饭，每月给十块生活费。
开始还像个样子。渐渐，送饭不及时了。今天老大忘了，明天老三出差，后天老五说对象生气了得去哄。生活费也从十块变成五块，后来干脆几个月不给。她去问，儿子们脸上就露出不耐烦：“妈，现在物价涨了，我们也不容易。”“您一个人能花多少钱？省着点用。”
去年冬天，她冻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是邻居张婶发现，喊了人送她去卫生所。儿子们来了，在病房外吵谁该出医药费，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听得见。她躺在病床上，眼泪往肚子里流。
病好后，腿脚就更不利索了。儿子们来看的次数更少。
今年入冬时，大儿子来过一次，放下半袋玉米面和一捆大白菜：“妈，省着点吃。”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亲人。
雪越下越大，风刮得更猛。破旧的窗户框哐哐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
陈桂兰的意识开始模糊。太冷了，冷到骨头缝里都结了冰。她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孩子们还小，挤在一张大炕上。铁柱下班回来，带回一块烤红薯，掰开分给六个孩子，最后把最小的一块给她，糖心甜得发腻。孩子们的笑声，屋子里烧得旺旺的炉火，老伴憨厚的笑脸……
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她付出了一切，掏心掏肺。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晚年？
她明明是按照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去做的啊，为儿女付出一切，又帮着儿女养孙子，到底哪一步出错了？
算了，怪只怪自己不争气，早早把家产分了，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的良心上，良心这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
意识逐渐沉入黑暗。最后的知觉，是风卷着雪花从门缝钻进来，扑在脸上，冰凉。
却不及心头万分之一寒冷。
窗外，北风呼啸，大雪淹没了老旧平房低矮的轮廓。对面洋房里零星亮着几盏灯，传来隐约的电视声、笑声，温暖而遥远。
那间朝北的小屋里，79岁的陈桂兰，身体渐渐僵硬。苍老的脸庞上，一道冰凉的泪痕，早已冻结。
“妈，你说是不是？”
声音隔着层雾似的，朦朦胧胧地钻进耳朵里。
陈桂兰费力地撑开眼皮。视线先是模糊一片，渐渐清晰起来——一张年轻得过分的脸凑在跟前，眉头微蹙，眼神里带着几分急切和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