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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音（2019年秋）推土机的轰鸣声在三百米外响起时，
陈溪正蹲在老宅最后一级台阶上，戴着降噪耳机。耳机里没有音乐，
只有她自己均匀的呼吸声被麦克风放大。作为一名声音艺术家——或者按她自己的说法，
“非典型录音师”——陈溪习惯于在重大时刻录制自己的生理反应。心跳、呼吸、吞咽，
这些声音在特定语境下会成为最诚实的证词。但今天，她关掉了录音。
水泥台阶还留着昨夜秋雨的湿气，透过牛仔裤渗进皮肤。
陈溪的目光越过自家院墙那道新鲜的“拆”字红圈，
落在对面那排同样被判了死刑的老房子上。二单元三楼那扇窗，窗框已经卸了，
黑洞洞的像被挖掉眼珠的眼眶。二十年前，那扇窗后住着她的发小林小雨。
两个女孩曾隔着这条不足十米宽的胡同，用晾衣杆传递纸条和糖块。现在，
林小雨一家五年前就搬去了新区，那扇窗后早已空无一物。可陈溪总觉得还能听见什么。
不是物理的声音。是一种……振动。像琴弦被拨动后，空气里留下的那种看不见的震颤。
这种感觉伴随她二十七年人生，时强时弱。小时候她告诉母亲，说老衣柜会“讲故事”，
被母亲当作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青春期时，她在学校旧图书馆能“听见”翻书声和叹息，
尽管当时馆内空无一人，同学笑她神经过敏。直到大学选修声音心理学，
才第一次接触到“集体无意识痕迹”和“环境记忆”这类概念——虽然学术界对此争议极大，
主流科学更倾向于认为是大脑的联想与投射。但陈溪知道不是投射。三年前祖母去世前，
拉着她的手，混浊的眼睛突然清明了一瞬：“小溪，咱们陈家人，耳朵都太灵。
灵得……能听见不该听见的东西。”老人枯瘦的手指向老宅斑驳的东墙，“你太爷爷说过，
墙里有声音。不是闹鬼，是……日子。是日子叠着日子，人压着人，留下来的印子。
”那时陈溪刚从伦敦艺术大学声音研究专业毕业回国，
带着一堆昂贵的录音设备和满脑子先锋理论。她以为祖母说的是隐喻。
直到她开始整理祖母遗物，在一个樟木箱子底层，发现了一本用油布包着的硬皮笔记本。
翻开，是她从未谋面的太爷爷陈启明的笔迹，工整的繁体竖排：“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初三，
雨。墙又哭了。西厢房那面，哭声细细的，像女人，又像猫。三弟说是我耳鸣，
但我听得分明。这宅子，吃进去太多声音。说话声，哭声，笑声，吵架声。吃进去了，
就吐不出来了，全沤在砖缝里、梁木里。我有时想，若有一日能把墙劈开，
倒出来的怕不是泥土，是一团一团结了块的旧声音……”陈溪合上笔记本，手在抖。
那是1948年。太爷爷陈启明，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绸缎庄账房先生，
用如此肯定的笔触记录着“墙的哭声”。遗传。这个词跳进她脑海。从那天起，
陈溪开始系统性地“倾听”这座即将消逝的老宅。用最精密的麦克风，
也用她与生俱来的、无法解释的感知。
她录制了不同天气、不同时辰下各个房间的“环境底噪”，在频谱分析仪上寻找规律。
她采访还在世的几位老街坊，录下他们对这条胡同、这些院落的记忆描述。
她甚至尝试用声波成像技术扫描墙壁，当然，一无所获。物理仪器只能捕捉物理振动。
而她所感知的——按太爷爷的说法，“沤在砖缝里”的那些东西——显然超越了物理范畴。
“小溪！”母亲的声音从院里传来，带着拆迁倒计时特有的焦躁，“还蹲那儿干嘛？
东屋你那些‘破烂设备’到底搬不搬？搬家公司的车下午就到，你别又给我磨蹭！
”陈溪应了一声，没动。她的目光落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上。树是太爷爷种下的，
如今需两人合抱。树冠大半已枯，但仍有几枝倔强地绿着。据祖母说，
人：太爷爷在树下打算盘对账；爷爷在树下读《新青年》；父亲在树下学骑二八大杠；而她，
在树下埋过玻璃弹珠和写满心事的塑料瓶。树不会说话。但陈溪总觉得，
如果这老宅有什么“核心记忆体”，那一定是这棵树。它的根须深入地下，
连接着这片土地更久远的记忆层；它的枝叶伸向天空，记录着每一次风过、鸟栖、日晒雨淋。
推土机的声音更近了。伴随着砖墙倒塌的闷响，灰尘腾起，
在秋日稀薄的阳光里像一场慢动作的爆炸。陈溪终于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她摘下耳机，那一瞬间，某种巨大的、混杂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不是通过耳膜，
而是直接撞击她的意识。
铿锵与夫妻压低的争吵；自行车铃的清脆与电视机新闻联播的开场曲……所有声音搅在一起，
模糊了时间边界，像一盘被反复擦录又从未彻底擦净的旧磁带，所有音轨重叠在一起，嘶哑，
丰厚，悲伤。陈溪踉跄一步，扶住门框。这是三年来最强的一次“感知潮”。
也许是因为整片街区都在被连根拔起，
那些原本附着在特定墙壁、特定角落的“记忆振动”失去了依托，被迫释放、流动、汇集？
“小溪？你脸色怎么这么白？”母亲拎着两个塞得鼓囊囊的编织袋出来，看到她的样子，
愣了一下，随即叹气，“又‘听’见什么了？跟你说了多少回，别整天神神叨叨的。赶紧的，
收拾东西。新房子那边还一堆事呢。”新房子。在城南新区，电梯高层，十六楼。精装修，
落地窗，小区有喷泉和儿童游乐场。
那是父母用毕生积蓄加上这笔拆迁款置换的“现代化生活”。母亲提起时眼睛会发光，
父亲则沉默地抽着烟——他在老国企干了一辈子，临退休赶上拆迁，似乎用这种方式，
终于追上了时代的列车。陈溪机械地转身进屋。
她的工作室——原本是家里的东厢房——此刻一片狼藉。
专业级麦克风、便携式录音机、声卡、监听耳机、各种线材，
与童年画册、中学课本、掉毛的玩具熊胡乱堆在一起。搬家工人已经在往纸箱里塞东西，
动作粗鲁。一个工人拿起她那个价值不菲的Schoeps立体声麦克风，
随手就要往装杂物的箱子里扔。“那个给我！”陈溪冲过去，几乎是抢了过来。
工人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嘟囔着继续干活。陈溪抱着麦克风，环视这个房间。
这里曾经是太爷爷的书房，后来是爷爷的卧室，再后来堆杂物，
直到三年前她把它改造成工作室。四面墙壁，她曾一寸一寸地“倾听”过。
西墙靠近床头的位置，“声音”最厚，层层叠叠，像风化的岩层。
父亲年轻时偷偷抽烟被祖母发现的低声训斥；往下是爷爷夜间压抑的咳嗽和翻书声；再往下，
更深、更模糊的，似乎是女人的啜泣和婴儿微弱的啼哭……太爷爷笔记里提到的“墙哭”？
她走到西墙前，最后一次将手掌贴上斑驳的墙面。石灰涂层早已开裂剥落，
露出里面青灰色的老砖。冰凉，粗糙。闭上眼睛。
推土机的轰鸣、母亲催促的喊叫、工人搬动家具的碰撞声……渐渐淡去。
像调低现实音量的旋钮。而在那背景噪音之下，另一种“声音”浮现出来。不是耳朵听见的。
是骨头、血液、皮肤，某种更深处的感官接收到的振动。一种低频的嗡鸣，
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嗡鸣中，
闪过几个清晰的“碎片”：一声清脆的瓷器碎裂；一句带着津腔的怒骂：“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段悠扬却跑调的口哨，吹的是《茉莉花》；最后，
是一个极其微弱的、气若游丝的女声哼唱，哼的什么调子完全听不清，但其中浸透的哀婉，
让陈溪的心猛地一揪。她倏地睁眼，收回手，掌心一层冷汗。“你到底在干嘛？
”母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已经很不耐烦，“这墙明天就没了！摸它能摸出花来？
”陈溪转过头，看着母亲被焦虑和忙碌刻满皱纹的脸。
个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下岗后开过小卖部、摆过早餐摊、一生都在为“房子”奔波的女人，
此刻满心都是奔向新生活的急切。她不会理解，也不想理解女儿对着一面破墙的眷恋。“妈，
”陈溪忽然问，声音很轻，“太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母亲愣了一下，
皱眉：“怎么突然问这个？你太奶奶死得早，我嫁过来时她早不在了。听你奶奶提过一两句，
好像身体一直不好，话不多。”她摆摆手，“赶紧收拾！别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
”陈溪没再问。她蹲下身，开始小心地收拾她的设备。那个硬皮笔记本，
被她用防震泡沫仔细包好，放进随身背包的最里层。窗外，推土机啃噬着一栋两层小楼。
砖木结构的房子在钢铁巨兽面前像积木般脆弱。
梁柱折断的咔嚓声、瓦片瀑布般倾泻的哗啦声、灰尘腾起的噗噗声，
交织成一首残酷的进行曲。这条名叫“仁寿里”的胡同，
这片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混杂着中式平房和简易二层筒子楼的工人聚居区，
正在以每天几栋的速度消失。连同它承载的八十多年的炊烟、灯火、婚丧嫁娶、生老病死，
都将被铲平、碾碎、运走。然后，这里会竖起围挡，打地基，
盖起名为“盛世华庭”或“都市绿洲”的商品楼群。
机嗡鸣、地下车库的自动门升降、外卖电动车刺耳的刹车、孩子们在塑料游乐设施上的尖叫。
这就是城市的代谢。旧细胞死去，新细胞分裂。无人哀悼，理所当然。但陈溪觉得，
自己像个笨拙的守墓人，试图在坟墓被推平前，记住每一块墓碑的形状和纹路。更荒诞的是，
这些“墓碑”本身，好像还在对她窃窃私语。打包完最后一箱设备，她直起腰，
再次看向西墙。午后的阳光从高处的窄窗斜射进来，在墙上切出一块晃眼的光斑。光斑里，
灰尘飞舞。就在那一瞬间，
她“听”到了一个极其清晰、绝无可能属于当下时空的声音：“嘭！”一声闷响。
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倒地。紧接着，一个年轻男人嘶哑的、带着哭腔的喊叫，
穿透时间的层层帷幕，尖锐地扎进她的意识：“娘——！”陈溪浑身剧震，猛地后退，
撞在身后的纸箱上，哗啦一声。“又怎么了？”母亲从门外探头。“没……没事。
”陈溪稳住呼吸，心脏狂跳。那声呼喊中的绝望如此新鲜、如此锋利，
仿佛就发生在一秒之前，隔着一层薄薄的壁障。她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西墙底部，
靠近墙角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地砖的颜色与周围略有差异，像是后来修补过。
太爷爷的笔记闪过脑海：“……若有一日能把墙劈开，倒出来的怕不是泥土，
是一团一团结了块的旧声音……”陈溪走过去，蹲下身，用手指抚摸那块颜色略深的地砖。
砖缝的水泥已经酥了，轻轻一抠就掉渣。“妈，”她抬起头，声音有些发干，
“这块砖……下面有什么？”母亲走过来看了一眼：“能有什么？老房子地基下沉，
你爸十几年前找人修过一次，可能那时候换的砖吧。”她看了眼手机，“不行了，
我得去新房子那边盯着。你赶紧的，弄完锁门过来。钥匙交给拆迁办的王工头就行。
”母亲风风火火地走了。屋里只剩下陈溪和两个收拾尾声的搬家工人。工人也很快干完活，
打了声招呼离开。老宅突然安静下来。一种被掏空内脏般的、不祥的安静。
推土机在远处继续轰鸣，但仿佛隔着一层玻璃。陈溪独自站在满地狼藉的厢房中央。
夕阳的光线移动，那块可疑的地砖淹没在阴影里。她背包里的硬皮笔记本，
似乎散发着微弱的热量。那个年轻男人绝望的“娘——！”还在她脑子里回荡。她知道，
如果今天不弄清这块砖下的秘密，她这辈子都不会安心。这不只是好奇心。
这是一种……责任。来自血脉深处的、模糊的催促。她找到工具箱，
拿出一把旧锤子和一把凿子。铁器冰凉，握在手里却让她奇异地镇定下来。
西墙角落地面的砖。太爷爷可能听过它的“哭声”。父亲修补过它。而现在，
在它即将永埋于瓦砾之下前，她要打开它。这不是破坏。这是……考古。
对一段家族记忆的紧急抢救。她将凿子尖端抵在砖缝上，举起锤子。犹豫只有一秒。然后，
锤子落下。铛。铛。铛。敲击声在老宅空荡的躯体里回荡，闷闷的，像心跳。
二、容器（1992-1998）第一声回响：雨夜敲击的不是陈溪。是时间本身。
是1992年夏天，一个暴雨如注的深夜。
雨点砸在仁寿里胡同的瓦顶上、油毡上、水泥地上，汇成轰鸣的白色噪音。
闪电偶尔撕裂天空，瞬间照亮那些低矮拥挤的房屋，旋即陷入更深的黑暗。
陈溪的父亲**，那年二十七岁，正在单位分房的公共水房里，
用铁锤敲打一个生锈的水龙头。水龙头“嘶嘶”地喷着不规则的水箭，
溅湿了他挽起的袖子和半旧的白汗衫。
筒子楼走廊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公共厕所隐约的氨水味，以及某家煎带鱼残留的油腻香气。
这是棉纺三厂的职工宿舍楼，建于五十年代，红砖**，三层。
**一家三口住在二楼最东头，一个十八平方米的单间。房间用布帘隔成两半，
外面是兼做客厅和餐厅的狭小空间，里面是父母和当时只有五岁的陈溪的卧室。
厨房是三户公用的走廊一角，厕所是每层楼尽头那个永远需要排队的蹲坑。
但**是满足的。比起结婚前和父母弟妹七口人挤在仁寿里老宅那三十平米的平房里，
这十八平米意味着隐私、独立，以及一个国营工厂正式职工的身份象征。
他是顶替病退的母亲进厂的，在维修车间当钳工。妻子李秀兰是同厂挡车工。
女儿陈溪在厂办幼儿园。生活像流水线上的布匹，规律、平稳，向前滚动。“建国，
还没修好？”李秀兰抱着睡眼惺忪的小陈溪出现在水房门口，压低声音，“小点声，
都几点了，别影响隔壁。”“马上，这破玩意儿……”**又使劲敲了一下，
“哐当”一声，水龙头终于止住了喷溅，改为均匀的水流。他拧紧阀门，抹了把脸上的水，
“行了。明天我跟后勤科说说，这层楼的水管该整体换换了，锈得不成样子。
”“后勤科能听你的？”李秀兰叹气，“厂长的小舅子管后勤，东西都往新楼那边拨。
咱们这老楼，能凑合用就不错了。”抱着女儿往回走时，**听到隔壁传来争吵。
是技术科的张工和他农村来的妻子。
声音透过薄薄的木板墙清晰地传过来：“乡下房子宽敞有什么用？能落户吗？
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吗？”“可这里像鸽子笼！喘不过气！”“那你回去！带着孩子回去种地！
”接着是摔门声和孩子压抑的哭泣。**和李秀兰对视一眼，默默进屋，轻轻关上门。
筒子楼的夜晚，每一声叹息、每一次翻身、每一句梦话，都是公开的秘密。没有真正的隐私，
只有心照不宣的互不打扰。小陈溪被放回靠墙的小床上，很快又睡着了。
**和李秀兰在布帘外，就着十五瓦灯泡昏黄的光，一个补袜子，
一个看厂里发的安全生产手册。雨声渐小，窗外昏黄的路灯光透过潮湿的玻璃，
在水泥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晕。“秀兰，”**忽然开口，声音很轻，“等下次分房，
咱们争取换个带小厨房的。至少不用在走廊做饭。”李秀兰头也没抬：“按资历排队，
轮到咱们至少还得五年。而且，”她针线不停，“我听说厂里效益开始下滑了，
仓库里布匹积压得厉害。明年能不能盖新房还两说。”一阵沉默。
只有雨滴从屋檐滴落的“嗒、嗒”声，和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会好的。”**说，
更像自言自语，“国家在搞改革，开放。总会有办法。”他看向窗外漆黑的夜。
目光似乎穿过雨幕，望向仁寿里方向。老宅还在那里，由弟弟一家和父母住着。更宽敞，
但也更破旧，下雨天漏雨，冬天灌风。那是他长大的地方，有童年记忆，
也有兄弟妯娌为一点空间争吵不休的不快。这十八平米的筒子楼单间，虽然逼仄，
却是他自己的“家”。一个刚刚脱离原生家庭、开始书写自己故事的、崭新的容器。
他喜欢“容器”这个词。是容器，就有边界，有内外之分。容器里的喜怒哀乐，
是属于自己的。不像在老宅，所有的情绪都搅在大锅里，分不清是谁的。就在这时，
熟睡的小陈溪忽然哼唧了一声，翻了个身，
含糊地说了句梦话：“墙……有人在唱歌……”**和李秀兰都愣了一下。“这孩子，
说什么胡话。”李秀兰过去给孩子掖了掖被角。**却心里一动。他想起自己小时候，
在老宅那个用木板隔出来的小角落里，也常常觉得墙壁有声音。不是真的听见，是感觉。
感觉墙壁后面有另一个世界，藏着秘密。父亲说他是想象力太丰富。后来长大，忙于生计，
那种感觉就淡了，遗忘了。他看着女儿小小的脸，在睡梦中微微蹙眉，仿佛真的在倾听什么。
“也许……”**喃喃，“这楼太老了，到处是老鼠。”他没再深想。
生活有太多更迫切的事情需要操心：明天的早班，月底的工资，女儿的学费，父母的药费。
墙壁会不会“唱歌”，无关紧要。雨彻底停了。夜恢复寂静。筒子楼像一个疲惫的巨人，
在黑暗中均匀地呼吸。每一扇门后，都是一个微小的宇宙，承载着各自的希望与烦忧。
而所有这些微小的宇宙，又被这栋老旧的建筑脆弱地包裹在一起，
共同抵御着外部世界的风雨，也承受着内部不可避免的摩擦与碰撞。
这是1992年的“家”。一个物理空间极度压缩、但社会联系异常紧密的集体容器。
个人与家庭的边界模糊，家的安全感与压迫感同在。**不知道，这种形态的“家”，
连同它依托的国营工厂福利体系，都将在未来几年内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瓦解。此刻，
他只知道，在这个雨夜，他的小家庭安全、干燥、在一起。这就够了。他关掉灯，
在妻子身边躺下。在沉入睡眠前的那一刻，他似乎也听到了某种声音——非常遥远，
非常模糊，像是从楼板深处，或者墙壁内部传来的一声……叹息。他把它归为幻觉，
翻了个身，睡着了。第二声回响：告别时间跳跃到1998年。深秋。棉纺三厂的大门上，
挂上了白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黑色的毛笔字：“坚决执行国家政策，妥善安置下岗职工”。
字迹在秋风中抖动，像挽联。**蹲在厂区荒废的花坛边，脚下已经积了一小堆烟头。
他手里的“红梅”烟盒空了，捏瘪，扔在地上。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胸口“棉三”的徽标已经模糊。就在一小时前，他在下岗职工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四十一岁。工龄二十年。钳工三级。这些曾经定义他身份的数字，
此刻变成了冰冷的、需要被“买断”的工龄。买断费：两万四千元。平均一年工龄一千二。
他用这笔钱能做什么？不知道。李秀兰的名字也在名单上。双职工家庭，同时失去收入。
女儿陈溪刚上初一，学费、生活费……沉重的数字像铅块坠在胃里。厂区里人影稀疏。
鼎盛时期这里有两千多工人，机器昼夜轰鸣。现在，大部分车间已经锁门，窗户玻璃破碎，
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只有办公楼还有人进出，脸色凝重。高音喇叭偶尔响起，
播送着再就业服务中心的通知，声音刺耳而空洞。**站起来，腿有些麻。
他最后看了一眼维修车间的方向。那里有他用惯了的台钳、工具箱，有他带过的几个徒弟，
有二十年来每日重复却又踏实的生活节奏。都结束了。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不知不觉拐向了仁寿里。老宅还在。比记忆里更破败了。
外墙的石灰大片剥落，露出里面颜色不一的砖块，像打满补丁的旧衣服。
院子里又搭出两个简易棚子，住着弟弟一家和已经退休的父母。空间更拥挤，杂物堆积，
晾衣绳上挂着各色衣物，像万国旗。父亲陈守业坐在院中小马扎上晒太阳，眯着眼，
手里拿着个半导体收音机，咿咿呀呀地放着京剧。看到大儿子进来，
他抬了抬眼皮：“厂里的事，听说了。”**“嗯”了一声，蹲在父亲旁边，
摸出最后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上。“打算怎么办？”父亲的声音干涩。“不知道。
看看能做点啥小生意。”**吐出一口烟雾，“秀兰可能去她姐夫的服装摊帮忙。”沉默。
只有收音机里老生苍凉的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房子，
”父亲忽然用拐杖点了点地面，“当年你太爷爷置办的。那时候这一片还是荒地，便宜。
他一辈子的积蓄，就换了这几间房，一个院子。图个安稳，给儿孙留个根。”**没说话。
他听过太爷爷的故事。绸缎庄账房，有点文化，乱世里求稳，买了地皮盖了房。
后来经历战乱、公私合营、运动，房子几经风波，但总算没被收走，留了下来。是根，
也是负担。兄弟姐妹几个为房子明争暗斗，父母在中间为难。他当初宁愿要厂里那十八平米，
也有想逃离这复杂家庭关系的原因。“根……”**苦笑，“爸，现在这‘根’，
养不活人了。我和秀兰都没工作了。小溪要上学。两万多块钱，坐吃山空能撑多久？
”父亲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时代变了。我们那会儿，进了厂就是一辈子。
现在……唉。”他关掉收音机，京剧声戛然而止。“听说，外面开始卖商品房了。
有钱就能买，不管户口，不管单位。”“听说过。”**点头，“贵。
不是咱们这种人买得起的。”“总得有个窝。”父亲看着儿子，“你弟弟一家也想搬出去，
孩子大了，住不开。可没地方去。这老房子，就算想卖，产权不明，也卖不上价，
更别提几家人怎么分。”又是房子。永远是房子。像一个永恒的困局。小时候嫌挤，
长大了想逃离，落魄时发现无处可去，最后可能还得回来。老宅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看着一代代人重复相似的挣扎。陈溪那时放学回来，背着沉重的书包，
看到父亲和爷爷在院里沉默地抽烟。她敏感地察觉到低气压，轻声叫了“爸，爷爷”，
就溜进屋里。屋里更挤了，她的“书桌”是缝纫机上铺一块木板，旁边就是堆满杂物的床铺。
婶婶在公用厨房炒菜，油烟弥漫进来。小堂弟在看动画片，声音开得很大。她戴上耳机，
听英语磁带。这是她隔绝嘈杂的方式。但有时候，即使戴着耳机，
她也能“感觉”到墙壁的振动。不是物理的声音，是一种……情绪的共振。大人的焦虑，
孩子的烦躁，空间的窒息感，都像低频声波，穿透耳塞，直达她的神经。那天晚上，
**和李秀兰在老宅父母房间里，和弟弟弟媳开了个简单的家庭会议。
主题就一个：接下来怎么办。弟弟陈建军在街道小厂，效益也不好，工资拖欠是常事。
弟媳没正式工作，打零工。两家人，四个大人，三个孩子（陈溪、堂弟、堂妹），
加上两个老人，挤在不足五十平米的老宅里（还包括自搭的棚屋）。矛盾早已累积，
下岗危机成了引爆点。“大哥，不是我不讲情分，”弟媳声音尖利，“可现在这情况，
多一张嘴吃饭都是压力。爸妈我们肯定管，可你们一家三口……”“我们也没说要赖在这里。
”李秀兰脸色难看，“我们自己有手有脚。”“那你们倒是搬啊！”弟媳不客气，“房子呢？
钱呢？”争吵一触即发。老人试图劝和，声音苍老无力。陈建军闷头抽烟。
**拳头握紧又松开。陈溪在布帘隔出的角落里写作业，铅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印子。
的词语碎片般钻进耳朵：“下岗”、“没本事”、“拖累”、“房子”……她觉得胸口发闷，
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她看向斑驳的墙壁，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对着墙壁大喊，或者，
把耳朵贴上去，听听墙壁后面是不是真的有另一个世界，一个安静、宽敞、没有争吵的世界。
最终，会议不欢而散。没有结论，只有更深的裂痕和压抑的愤怒。深夜，
**和李秀兰带着陈溪暂时睡在父母房间临时搭的地铺上。陈溪很久没睡着。
她听到父母在黑暗中极低的交谈。“……实在不行，我去南方看看。听说那边机会多。
”是父亲的声音，疲惫不堪。“去南方？人生地不熟，你能做什么？
万一……”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总比在这里耗死强。两万块钱，留给你们母女，
省着点用。我出去闯闯。”“建国……”“别说了。睡吧。”陈溪闭上眼睛，
眼泪从眼角滑进鬓角。她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没有根，随着家庭的波浪颠簸。
老宅不是她的家，筒子楼那个十八平米的单间早已退还给厂里。她似乎，没有“家”了。
迷迷糊糊中，她又听到了那种声音。非常微弱，像从很远的地底传来。不是说话，不是哭泣，
是一种绵长的、起伏的……哼唱。调子陌生，哀婉悠长，带着某种古老的韵律，
轻轻拍打着她的意识边缘，像摇篮曲，又像挽歌。她分不清是梦，
还是那面老墙真的在“唱歌”。第二天，**走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最后的几百块钱，
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站台上，李秀兰咬着嘴唇没哭，陈溪紧紧拉着母亲的手。火车开动时，
**从车窗探出身，挥了挥手，身影迅速变小，消失。家，
这个曾经由单位分配的、虽然狭小但稳定的“容器”，在1998年的秋天，正式破裂了。
它被时代的浪潮打碎，变成漂浮的碎片。父亲去寻找新的容器，
母亲和女儿暂时退回老宅这个陈旧、拥挤、充满裂痕的旧容器里，等待未知的重组。
陈溪回头看向城市灰蒙蒙的天空。高楼开始零星出现，起重机在远处转动。
这座城市正在疯狂地生长、变化，抛弃旧的，迎接新的。而她的家，在这剧烈的变动中，
失散了。她握紧母亲冰凉的手。那一刻，她发誓，
将来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坚固的、不会被任何风雨打碎的“家”。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她想要。老宅在她身后沉默伫立，
像一个巨大的、装满叹息的旧陶罐。
暗流（1948-1976）第一层记忆：墙哭（1948年冬）陈溪的锤子落下第三下时，
那块颜色略深的地砖松动了。她小心地用凿子撬起边缘，灰尘和碎屑簌簌落下。
砖下面不是实心土地，而是空的——一个不大的、长方形的空洞，像个小匣子。
她的心提了起来。打开手机电筒照进去。空洞里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秘密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