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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十一点五十分。林婉保存好文档，关掉电脑，拿起背包走出隔间。柜台换了个年轻男孩，正在吃泡面。
“退卡。”她把临时卡放在柜台上。
男孩头也不抬：“押金不退，卡你留着吧，下次来还能用。”
“没有下次了。”林婉轻声说，转身推门离开。
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光亮。街上人多了起来，上班族匆匆走过，外卖电瓶车响着刺耳的喇叭，公交车喷着黑烟靠站。
她该去哪里？
学校宿舍还有她的床位，但今天是周日，室友们应该都在。她不想解释，不想看见同情的目光，不想回答“你和你妈和好了吗”这种问题。
她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天桥，经过公园，最后在一家房产中介的橱窗前停了下来。玻璃上贴满了租房信息：单间1500起，合租床位800，押一付三。
最下面有一行小字：“日租床位，50元/天，限女性，有监控。”
林婉记下地址，那是一个老式小区，离这里三站公交。她看了眼公交站牌——车费两元。她犹豫了一下，最终选择步行。
四十分钟后，她站在一栋六层楼房的铁门前。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楼道里堆满杂物，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饭菜的混合气味。
按照地址，她敲响了302的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褪色的家居服，手里拿着锅铲，打量她的目光锐利得像在评估商品：“租床位？”
“嗯，日租。”
“一天五十，押金一百，最少租三天。晚上十点前必须回来，早上八点前必须离开。不能带人回来，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用厨房，卫生间轮流用，一次不超过十分钟。”女人语速极快，像在背诵条文，“同意就交钱。”
林婉从钱包里抽出两百五十元——这是她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女人接过钱，数了数，侧身让开：“最里面那个床。”
所谓“床位”，其实就是客厅用帘子隔出来的一个小空间，摆着一张窄小的行军床，床上铺着洗得发硬的床单，没有枕头，只有一床薄被。帘子不厚，能听见隔壁床的动静，能看见外面走动的人影。
客厅里还隔出了另外三个床位，此刻都空着。女人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柜子：“这个格子是你的，可以锁。”
柜子分四格，每格配了一把小小的挂锁。林婉把自己的背包塞进去，锁好，钥匙攥在手心，硌得生疼。
“厕所在那边，洗澡加十块，热水限时十五分钟。”女人说完就回了厨房，继续炒菜。油烟飘过来，是青椒肉丝的味道——那是哥哥最爱吃的菜，母亲每周至少做两次。
林婉坐在硬邦邦的行军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炒菜声、电视声、小孩的哭闹声，忽然觉得这一切荒诞得像一场梦。
二十四小时前，她还坐在那个明亮温暖的餐厅里，虽然位置不好，虽然心在滴血，但至少她还有一个“家”可以回。
二十四小时后，她蜷缩在这个用帘子隔开的、不足两平米的空间里，身无分文，前途未卜。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林婉，我是大姑女儿。你妈找你找疯了，给你辅导员都打电话了。你在哪儿？看到回个电话。”
她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按下删除键。
找疯了？
她想象不出母亲“找疯了”是什么样子。是像她小时候走丢那次一样，漫不经心地在家附近转一圈，然后说“她自己会回来”吗？还是像她高二发烧住院那次，只在出院时出现，抱怨“耽误我打麻将”？
不，母亲不会真的找她。母亲只是生气——生气她竟然敢反抗，敢让全家在亲戚面前丢脸。等气消了，母亲就会恢复常态：偶尔提起她，用那种混合着嫌弃和无奈的语气说“那个不孝女”，然后继续生活，就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就像过去的二十二年一样。
林婉躺下来，行军床的弹簧发出刺耳的**。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张扭曲的脸。她盯着那张“脸”，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噩梦：她被关在一个没有门的房间里，拼命敲墙，喊爸爸妈妈，但没有人听见。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尿了床。
那是她最后一次尿床，六岁。母亲罚她跪在厕所里洗床单，洗到手脱皮。母亲说：“这么大了还尿床，丢不丢人？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没用的东西。”
那天晚上，她偷偷把床单晾在阳台最角落，希望它永远不要干。因为床单干了，就意味着要重新铺上床，意味着要再次躺上去，闭上眼睛，祈祷不要再做噩梦。
但她还是会做噩梦。只是再也没有尿过床。
帘子外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有人回来了。是个年轻女孩，哼着歌，把背包扔在床上，然后开始换衣服。帘子不隔光，林婉能看见她模糊的身影。
“新来的？”女孩突然问，声音清脆。
林婉愣了下，才意识到是在跟自己说话：“嗯。”
“学生？跟家里吵架了？”
同样的问题，今天第二次被问到。林婉“嗯”了一声。
女孩笑了：“都一样。我叫小雨，住你对面床。来了多久了？”
“刚来。”
“这地方就这样，别指望太多。房东王阿姨人还行，只要按时交钱不惹事，她不管你。”小雨顿了顿，“你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我认识个地方招发传单的，日结，一天八十，就是累。你要去吗？明天早上九点，在人民广场。”
林婉坐起身，隔着帘子问：“要身份证吗？”
“不用，站街头的活儿，谁查身份证。”小雨的声音里带着了然，“没带身份证？正常，我刚来时也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离家？”小雨轻笑，“还能为什么。我妈说我是赔钱货，我爸说养我不如养条狗。所以我就走了，走了三年了。”
三年。
林婉无法想象。三天她都快要窒息了。
“你会回去吗？”她问。
帘子那边沉默了很久。炒菜的声音停了，电视换了个台，楼上传来拖动家具的刺耳噪音。
“不会了。”小雨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回去干什么呢？继续当赔钱货？继续听他们说养我不如养狗？我宁愿在这里睡行军床，至少这床是我自己花钱租的，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林婉没有说话。她重新躺下，盯着天花板上那张水渍形成的“脸”。
小雨说得对。
这床虽然硬，虽然窄，虽然在一个用帘子隔开的、充满陌生人气味和声音的空间里，但它是她自己花钱租的。五十块钱一天，是她从仅有的三百多块钱里挤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而那个家里的床，虽然柔软，虽然宽敞，虽然在一个有独立房间、有母亲挑选的床单被套的空间里，但它是施舍。每一寸柔软，都标好了价格：你要听话，你要顺从，你要承受母亲随时可能爆发的“悔生”，你要接受父亲永远的沉默，你要习惯哥姐的冷眼旁观。
那个价格，她付了二十二年。
付不起了。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这次是辅导员发来的微信：“林婉同学，你母亲联系我说你离家出走了，非常担心。看到消息请回复我，至少报个平安。”
林婉盯着那行字，指尖冰凉。
母亲联系了辅导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事情闹大了，意味着母亲真的开始“找”她了，还是意味着母亲想通过学校施压，逼她回去道歉？
她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
窗外天色渐暗，客厅的灯被打开，昏黄的光透过帘子照进来。小雨出去了，另外两个床位的租客也回来了，是一对中年夫妻，低声说着方言，听不清内容。
王阿姨敲了敲帘子：“新来的，该交明天的房钱了。续租的话现在交，不续租的话明天八点前搬走。”
林婉坐起来，从钱包里又抽出五十元，掀开帘子递出去。
王阿姨接过钱，看了她一眼：“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
“年轻姑娘，找活儿容易。楼下超市好像在招理货员，你可以去问问。”王阿姨难得地多说了一句，“但别抱太大希望，这年头，什么都不好干。”
“谢谢。”
帘子重新拉上，世界又被隔成两平米。林婉打开手机，找到图书馆王老师的电话，深吸一口气，拨了过去。
“喂，王老师您好，我是中文系的林婉，看到您发的招聘邮件……”
电话那头传来温和的女声：“林婉啊，我记得你，以前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过对吧？这个岗位要求今晚就能开始，你行吗？”
“行。”林婉毫不犹豫。
“那好，今晚七点到十一点，在二楼社科区。记得带学生证，要登记。”
“好的，谢谢王老师。”
挂断电话，林婉看了眼时间——下午四点十分。离七点还有不到三个小时。她该吃点什么，然后去学校。
她掀开帘子，客厅里没人。她轻手轻脚地走到柜子前，打开锁，从背包里拿出最后半包饼干——这是昨天早上买的，原本想当零食。
她回到床上，小口小口地啃着干硬的饼干，就着保温杯里已经凉透的白水。
饼干屑掉在床单上，她小心地捡起来，放进嘴里。不能浪费，一点都不能。现在每一分钱，每一口食物，都是她生存下去的资本。
吃到第三块时，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饼干太干，不是因为床太硬，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太陌生。而是因为，就在这一刻，她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她真的没有家了。
那个她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地方，那些她叫了二十二年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那些她忍了二十二年的委屈和伤痛——全都成了过去式。
从今往后，她只有自己。
只有这个两平米的床位，只有口袋里剩下的212.48元，只有今晚三个小时的图书馆工作，只有未知的、艰难的明天。
泪水模糊了视线，饼干在嘴里尝不出味道。她用力咽下去，擦干眼泪，把剩下的饼干仔细包好，放回背包。
不能哭。没时间哭。
她要去工作了。
今晚七点到十一点，时薪15元，三个小时45元。够付明天的床位费，还能剩下五块钱，也许可以买两个包子当早餐。
林婉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背上背包，掀开帘子。
客厅里，那对中年夫妻正在吃晚饭，简单的青菜面条。王阿姨在看电视，抗日神剧的声音开得很大。小雨还没回来。
没有人注意她，没有人问她要去哪里，没有人关心她今晚会不会回来。
这样很好。
她推开302的门，走进昏暗的楼道。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回响，一声，一声，向下延伸。
就像她的人生，从此只有下坡路要走。
但至少，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楼外，夜色已经降临。街灯次第亮起，照亮前方未知的路。林婉抬起头，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朝着公交站的方向走去。
背包很轻，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几本书。
但她的脚步，比昨天更稳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