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投降的那天,北京正在下雨。
不是那种滋润万物的春雨,是带着酸味的灰黑色雨滴,打在防化服上会发出嘶嘶的腐蚀声。外面的世界已经三年没见过真正的雨了——自从那些东西来了之后。
我站在指挥部的地下掩体里,看着屏幕上最后的数据流。全球抵抗网络节点:剩余12个。可用作战单位:预估743人。武器库存:步**平均每人17发,手榴弹平均每3人1颗。食物储备:按最低配给还能维持9天。
“投票吧。”我说。
指挥部里还有七个人。老陈,六十二岁,前**上将,现在是我们这支残兵的实际领导者。小林,二十八岁,通信专家,右眼在三年前第一波袭击中被激光烧瞎了。小赵,二十五岁,医护兵,左腿从膝盖以下是用钢筋和胶带固定的假肢。老李,五十七岁,机械工程师,双手因长期维修装备而布满烫伤疤痕。小王,十九岁,大学生,三年来长了三十公分,现在是我们最好的狙击手——如果还能找到子弹的话。小刘,三十二岁,前程序员,负责维护那台快要散架的发电机。还有我,三十四岁,陆航飞行员,现在是……什么都是。
“我反对。”老陈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我们还有七百多人。七百多条命。不能就这么放弃。”
“不是放弃。”我指着屏幕,“是战术性保存。我们继续打下去,结果是什么?所有人死光,人类彻底灭绝。投降,至少还能活下来一些人。”
“活下来当奴隶?当实验品?当那些东西的宠物?”小林拍桌子,她只有一只眼睛,但那眼睛里全是火,“你知道它们在南方集中营里对俘虏做了什么吗?它们把人的皮剥下来,研究我们的痛觉神经!把大脑取出来,研究我们的记忆机制!那不是活着,那比死更可怕!”
“我知道。”我说,“但活着就有希望。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小赵开口了,声音很轻:“昨天……七号掩体那边,有八个孩子饿死了。最小的那个才四岁。我们剩下的食物,连孩子都喂不饱了。”
指挥部陷入沉默。只有发电机的嗡嗡声和外面酸雨敲打金属顶棚的声音。
“它们给了什么条件?”老李问。
我调出那份文件——如果那能算文件的话。是一段直接输入我们通信系统的信息,用的是完美但冰冷的汉语:
“致残余人类抵抗力量:无条件投降者将获得基本生存保障。抵抗者将被彻底清除。投降截止时间:地球自转24周期后。地点:以下坐标。投降者需解除所有武装,集中列队。”
下面是一串经纬度坐标,离我们这里三十公里,一片开阔地。
“基本生存保障。”小王冷笑,“什么叫基本?像养猪一样圈养起来,每天给点饲料?”
“至少能活。”我说。
老陈站起来。他很高,背有点驼了,但站在那里还是像一座山。他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
“小张,你飞过歼-20,对吧?”
“飞过。”
“击落过它们的飞行器吗?”
“击落过三架。”我说,“但那是三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有完整的空军,还有导弹,还有雷达。现在……”我指了指天花板,“现在我们连一架能飞的无人机都没有。”
“我不是问这个。”老陈说,“我是问你,当你坐在驾驶舱里,锁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我想了想:“想我女儿。”
“你女儿在三年前就死了。”小林说,声音很硬,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第一波轰炸,上海,记得吗?”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接到出击命令的时候,电视上正在直播上海上空的战斗。我看见那些银色的三角形飞行器,像死神的折纸一样优雅而残忍地切开我们的战机。我看见防空导弹在它们周围爆炸,但连它们的能量护盾都打不破。我看见一座座大楼像积木一样倒塌。
我起飞前给妻子发了最后一条信息:“带妞妞去防空洞,等我回来。”
她没有回。后来我知道,那栋楼在十分钟后就被一道从天而降的光柱气化了。没有残骸,没有尸体,只有一片玻璃化的地面,和一个直径两百米的大坑。
“我想的不是她已经死了。”我慢慢地说,“我想的是,如果当时我能快一点,如果能多打下一架,也许就能少死一些人。也许……也许就有别人的女儿能活下来。”
老陈点点头,坐下:“所以你现在想投降,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想让人活下去。”
“是。”
“哪怕活得不像人?”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重新像人。”
老陈沉默了很长时间。雨水从掩体缝隙渗进来,在地上积成一小滩。小刘拿了个破桶去接。
“投票吧。”老陈终于说,“同意投降的举手。”
我举起手。
小赵举起手。
小刘犹豫了一下,举起手。
老李看着自己的手,那些烫伤的疤痕像地图一样纵横交错。他没举手。
小王没举。
小林没举。
四比三。
老陈没举手。
“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我说,“通过。”
“我没弃权。”老陈说,“我反对。”
“那你为什么不举手反对?”
“因为我是指挥官。”老陈站起来,“指挥官的责任不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执行集体的决定。既然多数人同意投降,那么……”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在他胸腔里颤抖,“那么我们就投降。”
小林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从那只完好的眼睛里涌出来,流过满是伤疤的脸。
小赵走过去抱住她。
“通知所有剩余单位。”老陈的声音恢复了军人的硬朗,“二十四小时内,到指定地点**。交出所有武器,整齐列队。我们要……体面地投降。”
它们自称为“收割者”。
不是侵略者,不是征服者,是收割者。像农民收割麦子一样收割文明。
它们在三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出现。没有预警,没有信号,没有谈判。三万艘银色三角形飞船出现在地球轨道,然后攻击就开始了。
第一波打击持续了七十二小时。全球所有军事基地、工业中心、大城市,全部被摧毁。我们的核武器发射并了,但导弹还没飞出大气层就被拦截。我们的战机起飞了,但激光武器在一百公里外就能把它们切成碎片。我们的军舰出港了,但一道光束就能让整艘航母蒸发。
七十二小时后,人类失去了90%的人口和99%的军事能力。
然后它们开始第二波:清理残余抵抗。那花了六个月。六个月里,我们这些幸存者像老鼠一样躲在地下,看着它们在地面建立基地,建立工厂,建立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设施。
第三波是“文明评估”。它们抓走各行各业的人——科学家、艺术家、工人、农民、孩子、老人。有人说被抓走的人成了实验品,有人说成了奴隶,有人说直接被分解成了原材料。没人知道真相,因为没人回来过。
我们是第四波——最后的清理对象。零散的抵抗力量,像野草一样顽固地生长在废墟里。
三年来,我们从几千人打到几百人。从有组织的军队打成游击队。从有补给打到弹尽粮绝。
而现在,我们决定投降。
消息传下去后,掩体里很安静。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只有一种深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默。
人们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整理的——一人一个背包,里面是几件破衣服,一点私人物品,也许还有一张全家福,如果家人还在的话。
武器要上交。这是最难的。
我看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抱着一把95式步枪,抱得像抱婴儿一样紧。他叫小吴,我记得。三年前他还是个高中生,现在脸上有了一道从额头到下巴的疤,是被飞溅的混凝土划的。
“必须交吗?”他问我,声音在发抖。
“必须交。”我说,“这是投降的条件。”
“可这是我爸的枪。”他说,“他死了之后,我就一直用着。枪托这里,你看,有他刻的字——‘保家卫国’。”
我看了看,确实有字,刻得很深,但已经磨损得快看不清了。
“你可以记住这些字。”我说,“把字记在心里,比刻在枪上更有用。”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把枪递给我。我接过枪,沉甸甸的。不只是金属的重量,还有三年战争的重量,还有无数人生命的重量。
那天晚上,我负责清点武器。一共743人,交上来的武器有:步枪317支,手枪89把,机枪12挺,火箭筒7具,手榴弹243颗,子弹12741发。还有一些自制的武器——钢管做的长矛,菜刀绑在木棍上做的砍刀,甚至有用自行车链条做的鞭子。
我坐在武器堆旁边,一支一支地检查。大部分枪都保养得很好,尽管缺油少件,但看得出来主人们很爱惜。有些枪托上刻着名字,有些缠着布条,有些贴着家人的照片。
老陈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想什么呢?”他问。
“想这些枪的主人。”我说,“有多少还活着,有多少已经死了。”
“大部分都死了。”老陈点了一支烟——真正的烟,三年前的存货,他一直舍不得抽,“三年前,我们团有一千二百人。现在,加上我,还有九个。”
“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抵抗了三年。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也许能少死很多人。”
老陈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慢慢散开:“你知道吗,小张,我这辈子打过三次仗。第一次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十九岁,怕得要死,但想着保家卫国,就冲上去了。第二次是抗洪抢险,我三十多岁,带着兵在长江大堤上扛沙包,七天七夜没合眼。第三次就是这次,六十岁了,本来该退休了,结果碰上这些**的外星杂种。”
他停下来,看着手里的烟:“三次打仗,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保卫什么?国土?人民?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们保卫的,是选择的权利。选择抵抗的权利,选择投降的权利,选择怎么活、怎么死的权利。”
“但现在我们没得选了。”
“有。”老陈把烟掐灭,“我们选择了投降。这也是选择。而且……”他看着我,“而且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了。所以更要做好。”
“怎么做才算好?”
“整齐列队,挺直腰杆,看着它们的眼睛——如果它们有眼睛的话。告诉它们:我们不是被打败了才投降,是我们选择了投降。这两者不一样。”
“它们会在乎吗?”
“它们不在乎。”老陈站起来,“但我们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