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抖音热推小说《钝刀》全文在线阅读
九年后，我嫁给了村西头的屠夫。婚礼那天，我穿着不合身的红嫁衣，
口袋裡藏着一把生锈的剪刀。直到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掀开盖头，粗声说：“我知道你没疯。
”我捏着剪刀的手，第一次开始颤抖。1.通知书来的那天鞭炮是父亲林建国亲自点的，
从村头响到村尾。红色的纸屑在七月的热风里打着旋，落在我洗得发白的帆布鞋上。
我站着没动，看着村长把那个印着“清华大学”的硬壳信封，像捧圣旨一样，
递到我父亲满是老茧和油污的手里。堂屋里挤满了人。空气闷热，混杂着汗味、劣质香烟，
和一种近乎亢奋的喜悦。“了不得！了不得！咱们县头一份！”“老林家祖坟冒青烟喽！
”“溪丫头，给咱们村争光了！”一张张黝黑、布满沟壑的脸凑过来，笑容谄媚而陌生。
母亲王秀兰穿梭其间，倒着糖水，声音尖利得有些失真：“哎呀，都是孩子自己争气！
我们也没啥本事，就是苦供……”苦供。这个词像一根细针，扎进我耳膜。
我下意识地去看堂屋正中央墙上外公外婆的遗像。照片是黑白的，两位老人笑得慈祥。
外公胃癌，外婆肺癌，前后脚查出来，前后脚走的。为了那几年治病，家里卖了两头牛，
三亩好田，还欠下五万块的债。钱是我放学后去采茶、暑假去镇上罐头厂剥橘子，
一分一分凑的。也是我无数次在煤油灯下熬夜做题，换来每学期的奖学金填进去的。这些，
他们都忘了。或者，他们选择只记得“我们为你付出了所有”。
父亲林建国已经喝得满面红光，他几乎是把信封怼到我眼前，
唾沫星子喷在烫金的字上：“看！看清楚！清华！我林建国的闺女！以后就是北京人，
是大官！”信封很硬，边缘硌着掌心。我小心翼翼地抽出来——浅紫色的底，庄重的校徽，
还有我的名字，林溪，印刷体，工整得不像真的。“爸，妈，”我的声音有点干，
“我想……提前去学校看看。录取须知上说，有新生夏令营，可以熟悉环境，
还能选课……”堂屋里的喧闹，像被猛地掐断了。父亲脸上的红光褪去了一些，
眉毛拧起来：“去哪？北京？现在？”母亲端着糖水壶的手停在半空：“去啥夏令营？
那不就是骗钱的？报纸上都说了，专骗你们这些刚考上的学生娃！”“不是骗钱，
是学校组织的，有些还是免费的……”我试图解释，手里紧紧攥着通知书，
仿佛那是唯一的浮木。“免费？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饭！”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
压过了屋外残留的鞭炮回音，“从咱们这到北京，火车票多少钱？你去了住哪？吃啥？
北京那地方，喝口水都要钱！”“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还有绿色通道，
学校有补助……”“贷款？！”父亲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一拍桌子，糖水碗跳起来，
又落下，发出刺耳的碰撞声，“你老子我累死累活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欠债！你倒好，
书还没念，就先想着背债？！利息不用还啊？那都是吃人的！”“林溪，”母亲放下水壶，
走过来，试图拉我的手，声音放软，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听话。爸妈还能害你吗？
北京太远了，你一个女娃娃，从来没出过远门，被人骗了咋办？学坏了咋办？
就安心在家待着，等开学了，让你爸送你去，啊？”她的手指粗糙，握得我很紧，有点疼。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关切，有疲惫，但更深的地方，
是一种我无法穿透的、坚固的恐惧。他们在怕。怕我飞走，怕我失控，
怕他们用一生心血和债务换来的“出息”，最终脱离他们的手掌心。那天晚上，
我躲在用木板隔出来的、不足五平米的小房间里，打着手电筒，
一遍遍翻看随通知书寄来的《新生指南》。图书馆穹顶的浮雕，礼堂前宽阔的草坪，
骑着自行车的年轻面孔……光晕晃动，纸页上的画面仿佛活了过来。
我听见外间父母压低的交谈，像夏季蚊虫恼人的嗡嗡声，断续传来。“……得花多少钱？
”“起码得这个数。”是父亲含糊的咕哝。“我的天……不行，不能让她去。师范多好，
学费全免，还有补贴，毕业就回来当老师……”“我再想想……清华这名头，
说出去实在太好听了……”“好听能当饭吃？老张家的儿子，去上海念书，
第二年就欠了网贷，差点跳楼！大城市，花花世界，女娃心野了，收不回来的！
”手电筒的光圈，定格在一张照片上。未名湖，波光粼粼，湖畔有长椅，有捧书静读的身影。
我轻轻摸着那片印刷出来的湖水，指尖冰凉。
2.第一次反抗与“病”的开始战争在第二天正式爆发。
起因是父亲带回来一张省师范大学的预录取确认书，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命令我签字。
“我不签。”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你说什么？”父亲眯起眼。“我要去清华。
我的分数够，通知书也拿到了。”我挺直脊背，感觉那块骨头硬得发疼。“反了你了！
”父亲暴怒，额头上青筋跳动，“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让你来忤逆老子的？！
省师范怎么了？毕业就是铁饭碗！离家近，周末都能回来！清华清华，
北京那地方是你去的吗？你知道那里坏人有多少？
你知道现在大学生有多少被骗去搞传销、拍不三不四照片的？！
”他的怒吼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母亲在一旁抹眼泪，不说话。“我会小心的。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坚持。“你不是小孩子？你懂个屁！”父亲抓起那张省师范的确认书，
哗啦哗啦抖着，“签！今天必须签！不然你别想出这个门！”“我不！
”“你——”父亲扬起手。我闭上眼睛，但没有躲。预想中的耳光没有落下。他喘着粗气，
手在空中僵了片刻，最终狠狠甩下，指着我的鼻子：“好，好，林溪，你翅膀硬了。
你不签是吧？你看我治不治得了你！”他摔门而去。母亲走过来，想拉我，被我轻轻避开。
她哭着说：“溪溪，你别怪你爸，他是为你好……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再去欠一**债，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弟以后还要娶媳妇……”“妈，”我打断她，
声音疲惫，“我没有弟弟。”他们一直想要个儿子，但母亲生我时伤了身子，再也怀不上了。
这是他们心里的一根刺。母亲脸色一白，哭得更凶了。接下来的三天，
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不吃不喝。不是绝食**，只是单纯地吃不下。
那张清华的通知书就放在枕头下面，我时不时要摸一下，确认它的存在。第四天下午，
房门被打开了。进来的不是父母，是镇卫生院的刘医生，
后面跟着脸色阴沉的父亲和眼睛红肿的母亲。“刘叔叔。”我哑着嗓子叫了一声。
刘医生和我家有点远亲，我小时候发烧，都是他给看的。刘医生点点头，
拿出血压计和听诊器：“溪溪，听说你不舒服？来，让叔叔看看。”我配合地伸出手臂。
冰凉的袖带缠上来，气囊充气，压迫。刘医生一边操作，一边温和地问：“怎么不吃饭呢？
有什么心事，跟叔叔说说。”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
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微弱的希望：“刘叔叔，我想去北京念书。我能考上的，您知道的，
我分数够……”刘医生记录血压数值的手顿了顿，抬头看了我父亲一眼，又看看我，
笑容有点勉强：“读书是好事，但也要听父母安排。他们经验多，考虑得周全。
”“可是清华……”“林溪啊，”刘医生打断我，语气加重了些，“人要知足，
要体谅父母的难处。你看你爸妈，为了你读书，多不容易。”希望像被针戳破的气球，
噗一声，瘪了。我收回手臂，不再说话。刘医生又简单检查了一下，
对父母说：“身体没啥大问题，就是情绪有点激动，压力太大了。多休息，别**她，
过两天就好了。”他背着药箱走了。父亲送到门口，我听见他压低声音问：“老刘，
你看她这……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魔怔了？”刘医生的回答听不真切，
隐约有“……想开点……别逼太紧……”之类的词句。门重新关上。父亲走回来，
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那里面少了暴怒，多了审视，
还有一种奇怪的、混合着担忧和笃定的神色。“听见没？医生让你别胡思乱想。
”他语气硬邦邦的，“从今天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北京，不要再提了。”我没应声。
他又站了一会儿，忽然说：“你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先替你收着。等你脑子清醒了再说。
”我猛地抬头：“不行！”“什么不行！”父亲眼睛一瞪，“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魂不守舍的！那东西放你这里，指不定又**你干出什么事来！”说着，他就来翻我的枕头。
我扑过去想抢，被他一把推开，跌坐在床上。母亲惊呼一声，上前拉住父亲：“建国！
你好好说！”“说什么说！都是你惯的！”父亲轻易地从枕头下摸出信封，看了一眼，
紧紧攥在手里，转身就走。“还给我！”我爬起来想追，母亲死死抱住我：“溪溪！
溪溪听话！让你爸保管！听话啊！”她的怀抱很紧，带着汗味和油烟味，
还有无法挣脱的力气。我看着父亲消失在门外的背影，手里捏着那张省师范的确认书，
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长的、雾气弥漫的路上，手里拿着清华的通知书。路的两边站着很多人，
有外公外婆，有小学老师，有村里的乡亲，他们都笑着对我挥手。我想走过去，
却发现脚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是粗黑的、泛着油光的铁链，锁在脚踝上，
另一头延伸到浓雾深处，紧紧攥在父亲手里。我惊醒了，浑身冷汗。天亮后，
我发现我的身份证也不见了。3.“精神病”确诊八月，蝉鸣撕心裂肺。
家里开始频繁出现“客人”。大伯、三叔、姑姑、姨母……甚至一些平时不怎么走动的远亲，
都来了。他们坐在堂屋里，喝着母亲泡的粗茶，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轮流扫过我。“溪丫头，
听婶一句，师范多好，稳定。”“就是，女孩子跑那么远干啥？爸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
”“清华是好，但咱们小门小户的，攀不起那高枝儿。”“读书读多了，脑子容易轴，
得想开点。”我最初还试图解释，后来就沉默了。解释没用。他们不是来听道理的，
是来施加压力的，是来帮助父母“规训”我这个“不懂事”的女儿的。父亲和母亲，
就在这样的“舆论支持”下，越来越坚信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而我，是“病了”，
“魔怔了”，“读书读傻了”。转折点发生在八月中旬，清华新生报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一天晚饭时，我看着桌上清炒的茄子和稀饭，忽然说：“明天是清华新生注册的最后一天。
网上注册，需要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饭桌上死一般寂静。父亲慢慢放下筷子，
盯着我：“你还想着这个？”“我没有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空洞地响起，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事实就是你要去上省师范！”父亲猛地提高音量，“林溪，
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清华那边，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不去报到，资格就自动取消！
你趁早给我清醒过来！”“你打过电话了？”我抬起头，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
“你以什么身份打的？你凭什么取消我的资格？”“凭我是你老子！”父亲拍案而起，
碗碟震得哐当作响，“就凭这个！”母亲吓得站起来，去拉他：“建国！别吵了！
孩子就是说说……”“说说？她这是中了邪了！”父亲喘着粗气，指着我，对母亲吼，
“你看看她这样子！跟丢了魂似的！整天就说这些没用的！这不是病是什么？！”他转回头，
死死瞪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豁出去的狠厉：“好，你不是病吗？我带你去看病！
看看到底是谁有理！”两天后，父亲和母亲，一左一右“陪”着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不是去教育局，不是去学校，是去县人民医院。精神科。诊室门口的长椅上，
坐着形形**的人，眼神呆滞的，喃喃自语的，狂躁不安的。
消毒水的气味混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颓败气息。我穿着最旧的衣服，头发被母亲胡乱扎起，
低着头，紧紧攥着拳头。叫到我的名字。父亲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我拉进诊室。
医生是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表情淡漠。父亲抢着说话，语速很快，声音很大，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受**”、“不听父母话”、“固执己见”、“有自杀倾向”的疯女孩。
医生偶尔抬眼看看我，问几句：“多大了？”“高考考了多少？”“为什么非要去北京？
”我回答得很简短，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十八。672。因为那是我考上的学校，
是我的选择。”医生在病历上写着什么。父亲在旁边补充：“医生，她以前很乖的，就这事，
钻了牛角尖了！怎么说都不听！您给看看，这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医生推了推眼镜，
看着我：“你觉得父母不让你去北京，是对你不好吗？
”我沉默了一下：“他们觉得是为我好。但我认为，他们剥夺了我选择人生的权利。
”“权利……”医生重复了一下这个词，笔下不停，“有幻听幻觉吗？觉得有人要害你吗？
”“没有。”“情绪持续低落？失眠？”“……最近睡得不好。
”“有自伤或伤害他人的念头吗？”“没有。”医生问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
他合上病历本，对父母说：“从目前交谈来看，没有典型的精神病性症状。
更多是认知偏差和强烈的情绪反应，可能与家庭压力、期望冲突有关。建议心理疏导，
家庭治疗，最重要的是，沟通。”父亲急了：“医生，她这还不算病？好话歹话都听不进去，
非要往火坑里跳！这……”“家长，”医生语气冷淡了一些，“孩子的意愿需要尊重。
她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可她选的是一条歪路！”父亲脸红脖子粗，“我们是她父母，
还能害她吗？！她这就是不孝！是糊涂！”医生显然不想纠缠，低头开始写诊断。
我瞥见病历本上似乎写了“适应障碍”、“建议随访”之类的字眼。
但父亲拿到那张轻飘飘的诊断书时，脸色却变了变，然后，像握住了什么尚方宝剑，
腰杆都挺直了些。他仔细把诊断书折好，放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连声对医生道谢。
走出医院，阳光刺眼。父亲长长舒了口气，对母亲说：“听见没？医生也说她有问题！
认知偏差！这就是病！”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溪溪，咱们回家，好好养养，啊？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无比荒谬，又无比寒冷。那张并未明确诊断我为“精神病”的纸，
在他们心中，已经成了将我定罪的铁证。回家的班车上，**着肮脏的车窗，
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农田和村庄。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不是那个即将奔赴锦绣前程的高考状元林溪了。我是父母口中、亲戚眼里、即将被坐实的，
“有病”的林溪。4.囚笼与钝化九月，省师范大学开学了。我自然没有去。清华的资格，
随着报到截止日的过去，正式失效。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某天晚饭时，
用一种混合着惋惜和如释重负的语气宣布：“清华那边来电话了，说你不去，
名额就给别的学生了。可惜了，不过也好，省得你再胡思乱想。”他说这话时，眼睛盯着我，
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低头扒着碗里的饭粒，一粒，一粒，数得很认真。
心里那个曾经沸腾着梦想和希望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口枯井，连回声都没有。
我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里。最初，父母还会劝我出去走走，见见人。但我一出门，
就会遇到村里人那种好奇、探究、同情又带着些许躲闪的目光，听到压低了的议论。“看，
那就是老林家闺女，听说这里有问题了……”有人点点自己的太阳穴。“可惜了，
好好的状元苗子。”“读书读傻了呗，心比天高。”“她爸妈也是可怜，
摊上这么个……”我很快就不再出门了。阳光灼眼，人言可畏。
那个曾经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在考场上挥斥方遒的林溪，已经死在了十八岁的夏天。
活下来的，是一个苍白、沉默、日渐迟钝的影子。父母对我“病”的认定，
在日复一日的封闭生活中，不断被自我验证和强化。我不爱说话？——看，病情加重了，
更孤僻了。我反应迟钝？——是啊，脑子不清醒了。我有时会对着窗外发呆很久？——哎，
又在发癔症了。他们开始以“照顾病人”的方式对待我：饭菜端到房间，
轻声细语（哪怕眼神里满是疲惫和不耐），
收走了所有我觉得可能会“**”到我的书——除了几本旧的中学课本。他们不让**活，
怕我“累着”或“不小心伤着”。我被供了起来，像一个易碎的、需要小心看守的瓷器，
也像一座标志着这个家庭悲剧和牺牲的纪念碑。只有夜深人静时，
我会偷偷从床板下的缝隙里，摸出藏起来的半截铅笔和几张皱巴巴的草稿纸，借着月光，
一遍遍默写早已滚瓜烂熟的公式，演算那些复杂的习题。只有在这种时候，
指尖传来熟悉的触感，大脑遵循着严谨的逻辑运转，我才能短暂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那个名叫“林溪”的魂魄，尚未完全湮灭。但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
我感觉自己像一把被丢在角落里的刀，先是生了锈，然后被灰尘覆盖，
刀口在无尽的闲置和缓慢的氧化中，一点点变钝。钝到再也切不开任何东西，
甚至割伤自己都嫌费劲。时间失去了意义。一天，一月，一年。窗外的梧桐绿了又黄，
黄了又枯。亲戚们渐渐不再上门。我的名字，从村里的骄傲，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传说，
最后成了一个带着些许忌讳的谈资——“老林家那个疯了的女儿”。父亲依旧开他的货车，
早出晚归，身上总是带着机油和烟草的味道。他看我时，眼神复杂，
有残留的期望（或许希望我突然“病好”，变得听话），有深深的失望，
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愧疚？或者只是疲惫。我们很少交谈。母亲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大半，
腰也佝偻了。她包揽了所有家务，照顾我，也照顾这个日益沉闷的家。她有时会坐在我旁边，
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些村里的琐事，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我只是听着，
不回应。我知道，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痛苦，也迷茫。
他们用自认为最安全、最正确的方式“保护”了我，却亲手将我推入了另一个深渊。
但他们无法承认这一点，承认了，就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成了错误，
意味着他们作为父母的权威和爱遭到了毁灭性质疑。所以，他们必须更坚定地相信我有病，
必须更精心地维持这个“病人-照料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无解的闭环，
我们三个人都被困在里面，慢慢窒息。第四年还是第五年？记不清了。母亲有一次打扫时，
翻出了我藏在床板下的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学推导像某种诡异的符咒。她吓坏了，
拿去给父亲看。父亲盯着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符号和图形，脸色阴沉了很久，最后，
把纸撕得粉碎，扔进了灶膛。火光跳跃，映着他苍老而固执的脸。“以后，别让她碰这些。
”他对母亲说，“就是这些东西，才让她一直好不了。”火舌吞噬了最后一片纸角，
也吞噬了我心底最后一点微弱的光亮。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尝试崭新的纸笔。
钝刀彻底生锈了，连偷偷磨一磨的念头都没了。
5.待价而沽的“商品”我二十五岁那年春天，家里来了个陌生男人。媒人王婆，
一个嘴唇涂得鲜红、说话像放连珠炮的老太太。
她带着一个身材粗壮、穿着紧绷的皮夹克、满脸横肉的男人。男人手里提着两瓶酒和一条烟，
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毫不避讳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我正在院子里晒衣服，感受到那目光，
脊背僵硬了一下，低下头，加快了动作。堂屋里传来交谈声，刻意压低，
但断断续续飘进耳朵。“……赵大壮，村西头杀猪的……前头那个病死了，
留下个半大小子……人实在，能干，家底厚……”“……我们溪溪……你也知道，
这情况……”“知道知道，不就是心思单纯了点嘛！大壮说了，不介意，就图个知书达理，
能帮他管管家，教教孩子……”“彩礼……”“八万八！图个吉利！这价钱，
娶个黄花大闺女都够了！要不是……嘿嘿……”我晾衣服的手停住了，
水珠从湿漉漉的衣角滴下来，在手背上，冰凉。母亲从堂屋出来，眼睛红红的，走到我身边，
嘴唇嚅动了几下，才发出声音：“溪溪……赵师傅……人看着挺实在的……你……你也大了，
总不能一辈子在家……”我看着她，看着这个生我养我、又亲手把我圈禁了九年的女人。
她眼神躲闪，里面有愧疚，有哀求，也有一种认命般的麻木。“妈，”我的声音干涩，
“你们要把我卖了？”“胡说！”母亲像被烫到一样，声音陡然尖利，又赶紧压低，
“什么卖不卖的！是给你找个归宿！爸妈还能陪你一辈子吗？赵师傅有手艺，
饿不着你……你过去，就是当太太的，不用你干重活……”“太太？”我扯了扯嘴角，想笑，
却笑不出来。一个“精神病”，嫁给一个死了老婆的屠户，当“太太”？多么讽刺。
父亲也出来了，背着手，脸色比平时更黑。他没看我，对母亲说：“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下个月挑个好日子。”说完，他转身回了屋，背影有些仓促，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
王婆和那个叫赵大壮的男人也出来了。赵大壮又看了我一眼，
那目光像是评估一块猪肉的肥瘦和价钱。然后他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熏得黄黑的牙齿，
对父母点点头：“叔，婶，那我先回了。礼数到了，日子你们定。”他们走了。
院子里恢复了寂静，只剩下晾衣绳上的水滴，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盆沿。嗒。嗒。嗒。
像生命的倒计时。那天晚上，我久违地走进了父母的房间。他们还没睡，父亲在抽烟，
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补袜子。“我不嫁。”我说。父亲吐出一口烟圈，没抬头：“由不得你。
”“你们这是包办婚姻，是违法的。”“违法？”父亲冷笑一声，终于抬起眼，
那双眼睛里布满红丝，深陷在眼窝里，像两口枯井，“林溪，你清醒一点。你是什么情况？
谁肯要你？赵大壮肯出八万八，那是看得起我们！是给你一条活路！
”“我不需要这样的活路。”“那你需要什么？！”父亲突然暴怒，把烟头狠狠摁灭在桌上，
“你需要什么？！啊？！需要再去北京念书？需要飞得高高的不管我们死活？！林溪，
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就别做梦了！你就是这个命！认命吧！”他的怒吼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
母亲停下针线，又开始默默流泪。我看着他们，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家，
忽然觉得无比陌生。这里不是港湾，是牢笼。而他们，我血缘上最亲的人，
正在亲手把我移交到另一个、或许更坚固的牢笼里去。我没有再争辩。争辩没有意义。
一把钝了的刀，连表达愤怒的锋利都没有了。我回到自己漆黑的小房间，在床边坐下，
手摸向褥子底下。那里，藏着一把生锈的剪刀。是很久以前母亲做针线活用的，后来忘了，
一直丢在角落。前几天收拾屋子时，我偷偷藏了起来。冰凉的铁锈触感从指尖传来。
我握紧了它，锈蚀粗糙的表面硌着手心。然后，我开始磨这把剪刀。没有磨刀石，
就用床腿粗糙的木茬，一下，一下，缓慢而用力地蹭着早已闭合的刀口。黑暗中，
只有单调的摩擦声。沙。沙。沙。磨不开的。我知道。生锈太久了，铁质都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