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坐在沙发上,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们,一声不吭。
他像一个被安排好命运的木偶。
周铭宇拿起箱子,又从玄关柜上拿了车钥匙。
“我走了。”
他走到门口,没有回头。
“有事给我打电话。”
门开了,又关上。
防盗门发出的沉重闷响,隔绝了两个世界。
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沙发上病弱的公公,又看看那扇紧闭的门。
心里那口气,死死地堵在胸口。
上不来,也下不去。
茶几上,那份诊断书的字迹,像一只只黑色的虫子,爬进我的眼睛里。
肺癌晚期。
最多半年。
而我的丈夫,也刚好要出差半年。
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不敢深想。
那盘我为他削的苹果,还安安静静地放在桌上。
果肉的切面已经开始氧化,变成了难看的黄色。
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照顾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是什么感觉?
是无时无刻不弥漫在空气里的药味。
是半夜里压抑不住的痛苦咳嗽声。
是清理不完的呕吐物和失禁的秽物。
也是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枯萎,凋零。
周铭宇离开的第一个月,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公公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化疗的副作用让他吃不下任何东西。
我变着法地给他做流食,骨头汤,鱼肉糜,蔬菜汁。
可他常常是吃一口,吐两口。
很快,他就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周铭宇还会每天打一个电话回来。
电话总是很短。
“爸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你多费心。”
“嗯。”
然后就是沉默。
我有很多话想问。
想问他项目顺不顺利。
想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甚至想问他,有没有一秒钟,心疼过被留下的我和他病危的父亲。
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问了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换来他的一句“我这边很忙”。
第二个月,电话变成两三天一个。
内容还是一样,简短,公式化。
我开始麻木了。
白天带着公公去医院做放疗,排队,缴费,取药。
晚上回家给他擦身,喂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我的世界被压缩在卧室和医院之间,两点一线。
我和公公的交流很少。
他因为病痛,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清醒的时候,也只是睁着眼睛,沉默地看着天花板。
有一次,我给他擦背。
摸到他嶙峋的蝴蝶骨,忍不住说了一句。
“爸,您太瘦了。”
他没回头,声音沙哑得像破旧的风箱。
“小沁,苦了你了。”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不是委屈。
是一种被理解的酸楚。
这家里,唯一心疼我的人,竟然是他。
第三个月,周铭宇的电话变成了一周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