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贵的童年是泡在蜜罐里的。1983年,分田到户的第一年丰收,李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当当。王桂兰总觉得亏欠老二,便把所有疼爱都给了老三。**穿剩下的打补丁的粗布衣服,李富贵连碰都不碰,母亲总会用卖棉花的钱给他做新的灯芯绒外套——那是当时最时髦的面料,村里同龄孩子大多只能穿旧衣服。
家里煮了鸡蛋,**要留给上学路上补充营养,李富贵却能一次吃两个,蛋黄噎得直翻白眼也不肯吐。1985年,村里通了电,李家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李富贵霸着遥控器不放,每天放学就守着看《霍元甲》,**想借着灯光看书,总要等他睡了才能打开台灯。
1986年,六岁的李富贵跟着村里的孩子去偷生产队留下的甘蔗地。彼时集体经济虽已解体,但村集体仍保留着部分公共作物。被看管员抓住时,其他孩子都吓得直哭,他却梗着脖子说:“是李建业让我偷的!“
李守田闻讯赶来时,全村人都围在晒谷场看热闹。1980年代的农村,偷东西是天大的丑闻。李守田觉得丢尽了脸面,抄起扁担就往李建业身上打。李建业咬着嘴唇不吭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直到养母跌跌撞撞赶来把他护在身后,哭喊着:“不是我家建业干的!你们不能冤枉孩子!“他才哇地哭了出来。
那天晚上,**悄悄溜到张老实家窗外,把揣在怀里的烤红薯塞给李建业。1980年代的农村,红薯是主食,烤红薯更是难得的美味。“以后别跟老三玩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超出年龄的沉稳,“你要是想吃红薯,我每天给你带。“李建业捧着还热乎的红薯,看着老大清瘦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嘴里的红薯甜得发苦——他知道,这是**省下来的晚餐。
这样的偏袒贯穿了整个童年。1987年,**考上公社初中,王桂兰只给了五块钱生活费;而李富贵上小学时,她却花二十块钱买了新书包和文具盒。张老实看在眼里,私下对妻子说:“这李家,迟早要被宠坏的小儿子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