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锦源一石岛港没有秋天。这里只有两种风:夏天的咸风,冬天的咸风。
咸风里裹着铁锈味、鱼腥味,还有海丰集团烟囱里飘出来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化学气味。
风从海上刮过来,经过那些搁浅在滩涂上的渔船时,会发出呜呜的声音,
像是谁在用生锈的哨子吹着同一支曲子。渔船是绿的——或者说曾经是绿的,现在油漆剥落,
露出底下褐红色的铁锈,船帮上挂着一绺绺海草,干了,发白,像死人头上最后一撮头发。
崔铁山坐在老船长酒馆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他的左腿伸直,右腿弯曲,
膝盖处鼓出一个不自然的包。那里面不是骨头,是钢板和螺丝。三年前那场“事故”后,
医生从他膝盖里取出的碎骨装了小半塑料袋,灰白色的,像砸碎的海蛎子壳。
酒馆里飘着劣质白酒的气味,还有常年不散的油烟。王会计在柜台后面扒拉算盘,
手指头在油光发亮的算珠上滑动,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他五十多岁,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哪怕在这满是鱼腥味的地方,他也坚持每天穿衬衫,领口洗得发白。
“老崔,腿又疼了?”王会计没抬头。崔铁山没应声。他的眼睛还盯着窗外。滩涂远处,
海丰集团的办公楼立在那里,十二层,玻璃幕墙在阴天里泛着铅灰色的光。
楼顶竖着四个红色大字:海丰集团。到了晚上,那四个字会亮起来,红彤彤的,
像是滩涂上突然长出来的一个瘤子。门开了,轮椅的声音。杜海潮推着自己进来,
左腿的裤管在膝盖处打了个结,空荡荡地垂着。他三十出头,脸上却已经有了四十岁的纹路,
尤其是眼角,笑起来时皱纹会像渔网一样撒开。现在他没笑,只是把轮椅转到崔铁山对面,
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刚出锅的,”杜海潮说,“鲅鱼饺子。”崔铁山这才转过头。
他接过油纸包,手指碰到时还是温的。打开,六个饺子挤在一起,
皮薄得能看见里面青白色的鱼肉。“红梅包的,”杜海潮说,“她调馅有一手。
”说到“红梅”两个字时,他的声音轻了轻,像是怕惊着什么。臧红梅从后厨走出来,
围裙上沾着面粉。她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扎个马尾,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额头上。
看见崔铁山在吃饺子,她笑了笑,嘴角有个很浅的梨涡。“咸淡还行?”“正好。
”崔铁山说。其实有点咸。但他没说。在这里,咸是常态。空气是咸的,风是咸的,
连人的眼泪流到嘴里都是咸的。王会计终于从算盘上抬起头:“海潮,你欠我那三千块钱,
月底能还上不?”杜海潮脸上的肌肉抽了抽。“能,”他说,“船修好了就去捞一网。
”“哪还有鱼可捞,”崔铁山突然开口,声音沙哑,“滩涂都死了。”他说的是实话。
三年前,海丰集团在石岛港搞卤水养殖,说是“高科技渔业革命”。他们挖了十几条水渠,
把海水引进来,加了不知道什么药水,说能让海参、鲍鱼长得快。第一年确实长得好,
海参有小孩胳膊那么粗。第二年,滩涂开始泛白,像得了皮肤病。第三年,寸草不生,
连最贱的海菜都不长了。鱼也没了。老渔民说,夜里再也听不见鱼群游过时那种哗哗的声音,
海安静得让人心慌。门又开了,带进来一股更咸的风。老金头站在门口,身子佝偻着,
像是被那阵风吹弯的。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些什么。他没进来,就站在门槛那儿,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崔铁山。“老崔,”他说,“我孙子没了。”酒馆里突然安静了。
王会计的算盘停了,杜海潮的手僵在轮椅上,臧红梅擦桌子的动作顿住了。
崔铁山慢慢地、慢慢地放下手里的半个饺子。他站起来,那条伤腿让他起身的动作很不自然,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什么时候的事?”“昨儿夜里,”老金头说,“医院说是怪病,
治不了。”他把塑料袋放在地上,转身走了。风吹着他空荡荡的袖管,他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沼里拔腿。臧红梅走过去,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沓纸,
最上面是死亡证明。她翻到第二页,手指停在某一行。“重金属中毒,”她念出来,
声音很轻,“血铅含量超标十七倍。”崔铁山闭上眼睛。再睁开时,
他看着窗外那栋十二层的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只没有瞳孔的眼睛。
二那天夜里,崔铁山把杜海潮叫到酒馆后面的小仓库。仓库里堆着破渔网、生锈的锚,
还有一台报废的柴油机。空气里有股霉味,混合着机油的刺鼻气味。
崔铁山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毛。“烧了它。”他说。
杜海潮没接。他的手在轮椅扶手上握紧,指关节发白。“这是什么?”“登记表,
”崔铁山说,“愿意跟着干的人的名字。”“多少人?”“三十七个。”杜海潮笑了,
笑声很干,像是从裂缝里挤出来的。“三十七个人,去跟海丰斗?”“不是去斗,
”崔铁山说,“是去讨个说法。”“说法?”杜海潮的声音突然高了,“我这条腿,
你那条腿,不都是**讨来的?”三年前的事,杜海潮记得每一个细节。
那天崔铁山拿着检测报告去镇**,报告上写着海丰集团排污口的重金属超标倍数。
崔铁山是渔业公司的技术员,懂这些。他本来可以不说,公司领导找他谈过,
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块钱。崔铁山没收,他把钱扔在领导桌上,说:“这是买命钱。
”后来就出了“事故”。崔铁山在码头检修渔船时,吊机的钢缆突然断了,砸下来。
杜海潮看见了,扑过去推开了崔铁山,自己的左腿被砸在下面。骨头碎了,医生说保不住,
只能截。再后来,调查组来了,说是崔铁山操作不当导致事故。他被开除,
那封检举信也成了“诬告”。崔铁山不服,去市里**,回来的路上被人打了,
右腿的膝盖骨被打碎。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像一块石头扔进海里,噗通一声,
然后什么都没了。“这次不一样,”崔铁山说,“老金头的孙子死了。孩子才八岁。
”“所以呢?”杜海潮的声音在颤抖,“再死几个?你,我,还是红梅?”门外有响动。
崔铁山猛地转头,手已经摸向腰后——那里别着一把扳手,常年别着。是臧红梅。
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姜汤。热气袅袅升起,在她脸前散开。“我听见你们吵,”她说,
“喝点汤,暖暖。”杜海潮接过碗,没喝,只是捧着。碗很烫,但他没感觉。
他的眼睛盯着臧红梅,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溺水的人看着一根漂过来的木头。
臧红梅走到崔铁山面前,从怀里掏出另一份文件。这次不是死亡证明,而是一沓检测报告,
每一页都盖着红色的章。“我这三个月取的样,”她说,“滩涂的泥,海水,
还有渔港旁边的土壤。铅、汞、镉,全部超标。最严重的是滩涂东边,镉超标四十倍。
”她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十几个圈。“这是排污口的位置,
”她的手指在上面滑动,“海丰集团有四条暗管,直接通到海里。白天排清水,夜里排污水。
”崔铁山看着那些红圈。它们连起来,像一条蛇,盘踞在石岛港的海岸线上。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问。臧红梅沉默了一会儿。“环保组织的,”她说,“但也不是。
我姐姐在另一个渔村,三年前得了癌症,死了。也是重金属中毒。”她说得很平静,
但崔铁山看见她握着报告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仓库里又安静下来。只有柴油机漏油的声音,
滴答,滴答,像是谁的脉搏。王会计突然出现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个账本,很厚,
封面是黑色的。“海丰又要搞新动作了,”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他们找银行合作,
搞渔船抵押贷款。利息三分,还不上的,船就归他们。”“多少家签了?”崔铁山问。
“十七家,”王会计说,“都是实在活不下去的。海丰的人说了,要么签,要么等着饿死。
”杜海潮把碗放在地上。碗底碰着水泥地,发出清脆的响声。“所以呢?”他看着崔铁山,
“你现在想怎么办?带着这三十七个人,去堵海丰的大门?让他们再打断几条腿?
还是直接打死几个?”崔铁山没说话。他走到仓库唯一的窗户前,推开。咸风灌进来,
带着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海潮,”他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
“你还记得你爹是怎么死的吗?”杜海潮的脸一下子白了。“渔船翻了,救生衣是坏的,
”崔铁山继续说,“说是意外。但你爹水性那么好,怎么会翻船?”“别说了。
”“后来那批救生衣,是海丰采购的。低价中标,以次充好。你爹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杜海潮的拳头砸在轮椅扶手上。“我说别说了!”臧红梅走过去,
把手放在他肩上。杜海潮浑身一震,像是被烫到了。“海潮,”臧红梅说,
“崔师傅不是要我们去送死。他是要给死去的人讨个公道,给活着的人找条活路。”“活路?
”杜海潮笑了,笑声里带着哭腔,“红梅,你看看这里。滩涂死了,海死了,人也要死了。
哪还有活路?”崔铁山转过身。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半明半暗,
那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伤疤显得格外清晰。“有,”他说,“要么活出人样,要么死得明白。
”他从怀里掏出打火机,咔嗒一声,火苗窜起来。“登记表,烧还是不烧?”他看着杜海潮。
杜海潮看着那簇火苗。它很小,在风里摇晃,像是随时会灭。但它在燃烧。“烧了,”他说,
“名字我都记在心里了。”崔铁山点点头,点燃了笔记本。火焰舔舐着牛皮纸封面,
然后蔓延到内页。纸页蜷曲,变黑,化成灰烬飘起来,像是黑色的雪。三三天后,
老金头孙子的葬礼。孩子埋在后山的坟地里。坟地很小,挤着几十个坟头,大多数没有墓碑,
只是用石头垒个包。老金头蹲在坟前,手一下一下地拍着新土,像是在拍孙子的背。“乖孙,
”他说,“爷爷在这儿呢。”他声音很轻,但站在后面的人都能听见。三十七个人,都来了。
男人、女人、老人,他们穿着最干净的衣服——尽管那些衣服也都洗得发白,
袖口磨出了毛边。崔铁山站在最前面。他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个小小的坟包。
坟头上插着一根树枝,枝头系了条红布条,在海风里飘啊飘。老金头站起来,转过身。
他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眼泪。眼泪早就流干了。“老崔,”他说,“你说吧,咱们怎么干?
”崔铁山看着这一张张脸。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一种东西:穷。穷怕了,穷累了,
穷到不想再穷下去了。“后天,”他说,“海丰开股东大会,就在他们办公楼。我们去,
不要武器,只要事实。把检测报告带过去,把老金头孙子的死亡证明带过去,
把那些假账的复印件带过去。”“他们能让进吗?”有人问。“不让进,我们就在门口,
”崔铁山说,“让那些股东看看,他们的钱是怎么赚来的。”杜海潮坐在轮椅上,
一直没说话。他的眼睛看着远处,海丰集团那栋楼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冷冰冰的光。
葬礼结束后,人们散了。崔铁山叫住杜海潮。“你带红梅走,”他说,“去青岛,
我有个战友在那儿,能安排你们。”杜海潮抬头看他。“那你呢?”“我留下。
”“你会死的。”“可能,”崔铁山说,“但有些事情,比死重要。”臧红梅走过来。
她已经换下了孝服,穿着平时的衣服,手里拎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我不走,”她说,
“证据在我这儿,我得去。”“红梅——”杜海潮想说什么,但被她打断了。“海潮哥,
”臧红梅蹲下来,平视着他,“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有些事情,我必须做。不是为了我姐姐,
也不是为了老金头的孙子。是为了以后,为了以后的孩子还能看见活的海,活的鱼。
”杜海潮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像是里面有两簇小小的火苗。他伸出手,
想碰碰她的脸,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好,”他说,“那我也不走。
”崔铁山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他了解杜海潮,就像了解自己的儿子。那天晚上,
三个人在酒馆里喝酒。王会计破例没算账,也坐下来,倒了四杯白酒。“我有个东西给你们,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个U盘,“海丰这三年所有的账,真的假的,都在里面。
他们怎么洗钱,怎么贿赂,怎么造假,清清楚楚。”崔铁山接过U盘。很小,黑色,
握在手心里冰凉。“你为什么要帮我们?”他问。王会计喝了口酒,辣得他皱了皱眉。
“我女儿在青岛上大学,学法律的。上次她回来,看见滩涂变成那样,问我:‘爸,
你们为什么不告他们?’”他顿了顿,又喝了口酒。“我说告不赢。她说:‘那就不告了吗?
’”“我答不上来。”四个人都不说话了。酒馆里只有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那只钟还是老式的,需要上发条。王会计每天都上,准时准点。臧红梅突然开口:“王叔,
你女儿叫什么?”“王小雨,”王会计说,“下雨的雨。”“好名字,”臧红梅笑了,
“等这事儿完了,我请她吃饭。”王会计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举起酒杯:“来,
干一个。为了小雨,为了所有还在上学的孩子。”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声音很轻,但很脆。
四股东大会那天,阴天。从早上开始,天就是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风比平时更大,吹得滩涂上的碱蓬草伏在地上,一片一片的,像跪着的人。崔铁山起得很早。
他仔细地刮了胡子,换了件干净的衬衫——虽然领口已经磨破了,但他用针线细细地缝过。
杜海潮帮他擦轮椅,擦了又擦,直到每一根钢管都泛着光。
臧红梅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印了三份,用塑料文件夹装好。她还准备了个U盘,
里面是所有的电子证据,包括一段视频——她夜里偷偷摸到排污口拍的,
镜头里黑色的污水汩汩地往外冒,像脓水。九点钟,三十七个人在酒馆门口**。
他们排成两排,没人说话。男人们站得笔直,女人们手拉着手,老人们拄着拐杖,
但腰板都挺着。崔铁山站在最前面。他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记得谁家欠了多少债,记得谁的孩子在哪儿上学。“走吧,”他说。
队伍开始移动。轮椅的轮子碾过石子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脚步声很齐,像是训练过。
但其实没有,他们只是自然地走在一起,因为要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海丰集团的大门口,
保安已经站了一排。八个年轻人,穿着统一的制服,手里拿着橡胶棍。他们看见这支队伍,
互相看了看,眼神里有警惕,也有不屑。“站住,”领头的保安说,“干什么的?
”崔铁山上前一步。“我们要见董事会。”“有预约吗?”“没有。”“那不能进。
”崔铁山从怀里掏出一沓文件。“我们有证据,证明海丰集团的排污导致环境污染,
造成人员伤亡。我们要当面交给董事会。”保安笑了,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证据?
什么证据?我们这是合法企业,有环保批文的。”“批文可以造假,”臧红梅上前,
举起手里的检测报告,“但数据不会造假。滩涂的土壤,海水,还有死去的孩子的血,
这些都不会造假。”人群开始往前涌。保安们举起橡胶棍。“退后!都退后!”“让他们进!
”突然有人喊。是老金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挤到了最前面,手里举着孙子的照片。
照片上的孩子笑着,缺了两颗门牙。“让我孙子看看,”老金头的声音在抖,“让他看看,
是谁害死了他!”保安愣住了。他们可以拦着大人,但面对一个举着孩子照片的老人,
橡胶棍举不起来。就在这时,里面走出来几个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
最前面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油亮,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海丰的副总经理,
姓刘。“怎么回事?”刘总皱眉。保安队长赶紧上前解释。刘总听着,眼睛扫过人群,
扫过崔铁山,扫过杜海潮的轮椅,最后停在臧红梅手里的文件上。“各位乡亲,”刘总开口,
声音很温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这样堵着门,影响不好。
”“我们要见董事会,”崔铁山说,“当面谈。”“董事会正在开会,不方便。
”“那就等他们开完。”刘总脸上的笑容淡了点。“这样吧,你们派两个代表,跟我进去谈。
其他人先回去,好不好?”人群骚动起来。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崔铁山看着刘总。
他知道这是陷阱,进去了,能不能出来就难说了。但他也清楚,这么多人堵在这里,
最后肯定会被警察驱散。“好,”他说,“我和她去。”他指了指臧红梅。
杜海潮抓住他的胳膊。“师傅——”“没事,”崔铁山拍拍他的手,“你在这儿等着,
看好大家。”他弯下腰,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如果我一个小时没出来,
你就带着大家撤。U盘在红梅包里,备份在我床底下。”杜海潮的手在抖,但他点了点头。
崔铁山和臧红梅跟着刘总进了大楼。玻璃门在身后关上,把外面的声音隔断了。
大厅里很安静,铺着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空调开得很足,臧红梅打了个寒颤。
他们被带进一个小会议室。刘总让人倒了茶,但没人喝。“文件可以给我看看吗?”刘总说。
臧红梅递过去一份。刘总慢慢地翻着,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合上文件夹,
叹了口气。“这些数据……”他斟酌着词句,“可能有些误会。我们的排污都是达标的,
有监测报告。”“那是白天的报告,”臧红梅说,“你们夜里排的,敢拿白天的报告出来吗?
”刘总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小姑娘,说话要讲证据。”“我有证据,
”臧红梅从包里掏出U盘,“视频、照片、采样记录,全在这里。”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
又进来三个人,都穿着西装。其中一个年纪最大,头发花白,但腰板笔直。
他是海丰的董事长,姓赵。“赵董,”刘总站起来。赵董摆摆手,示意他坐下。
他自己也坐下,看着崔铁山。“我认识你,”赵董说,“崔铁山,对吧?
以前渔业公司的技术员。”崔铁山没说话。“三年前的事,我很遗憾,”赵董继续说,
“但那确实是意外。公司已经给了赔偿,你也签了协议。”“我签的是事故协议,
”崔铁山说,“不是封口协议。”“有区别吗?”赵董笑了,“白纸黑字,你拿了钱,
就不能再闹事。这是规矩。”“规矩?”崔铁山的声音提高了,“你们的规矩,
就是往海里排毒,害死孩子?”赵董的脸色沉下来。“崔师傅,话不能乱说。你孩子的死,
我们很同情,但不能什么都往我们身上推。石岛港本来环境就不好,
重金属超标是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臧红梅站起来,“排污管是你们三年前埋的,
这也是历史?”会议室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刘总看了眼赵董,赵董微微点头。“这样吧,
”刘总开口,“你们把证据留下,我们回去研究。如果确实有问题,我们一定整改。另外,
公司愿意给老金头一笔慰问金,算是人道关怀。”“我不要钱!”崔铁山也站起来,
“我要你们承认错误,公开道歉,赔偿所有受害的人,停掉所有污染项目!”赵董看着他,
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崔师傅,你是个耿直人。但这个世界,不是耿直就能活下去的。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夹,翻了翻,抽出一张纸。“这是你儿子在青岛的住址,”赵董说,
“还有你孙女上学的幼儿园。很可爱的小姑娘,扎两个小辫子。”崔铁山的脸一下子白了。
“你想要干什么?”“不干什么,”赵董把纸放回去,“就是想告诉你,做事要三思。
你自己不怕死,但家人呢?朋友呢?”他看向臧红梅:“还有你,小姑娘。
你姐姐的事我听说了,很遗憾。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往前看。
公司可以给你安排个工作,青岛分公司的文员,工资不低。”“收买我?”臧红梅笑了,
“赵董,你太小看人了。”赵董摇摇头,像是惋惜。“那就没办法了。”他站起来,
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回头说:“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明天这个时候,
要么拿着钱走人,要么……”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了。门关上。
会议室里只剩下崔铁山和臧红梅,还有那三杯已经凉透的茶。五回到酒馆时,天已经快黑了。
杜海潮一直在门口等着,看见他们回来,才松了口气。“怎么样?”崔铁山没说话,
径直走进酒馆。王会计在柜台后,看见他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谈崩了?”“崩了,
”臧红梅说,“他们拿家人威胁。”她把事情说了一遍。说到赵董拿出崔铁山儿子地址时,
杜海潮的拳头砸在桌子上,震得酒杯都跳起来。“王八蛋!”王会计的脸色也很难看。
他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然后关上门,拉下卷帘门。“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说,
“赵董那个人,我了解。表面上文质彬彬,下手黑得很。”“那怎么办?”杜海潮问。
崔铁山坐在椅子上,盯着桌上的油灯。灯芯噼啪响了一声,爆出个灯花。“原计划不变,
”他说,“明天股东大会,我们去。”“可是他们——”“他们越是威胁,
越说明我们戳到痛处了,”崔铁山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他们怕了。
怕事情闹大,怕媒体知道,怕上面查下来。”臧红梅点头:“对。
赵董最后说给我们一天时间,其实就是缓兵之计。他们肯定在想办法销毁证据,
或者准备对我们下手。”“那我们更要快,”崔铁山说,“今天晚上,就把所有证据发出去。
红梅,你那个组织,能帮忙吗?”“能,”臧红梅说,“我已经联系了。只要文件传过去,
明天早上就会在各大平台发布。”“好,”崔铁山站起来,“那就干。”那天夜里,
酒馆的灯一直亮着。臧红梅在楼上房间里,用笔记本电脑上传文件。网速很慢,
一个几百兆的视频要传好几个小时。她盯着进度条,眼睛都不敢眨。杜海潮在楼下擦轮椅。
他擦得很仔细,轮辐、轴承、刹车,每一处都检查。擦完后,他拿出一罐机油,
给关节处上油。机油黑乎乎的,沾了他一手。崔铁山和王会计在仓库里。
王会计搬出一个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旧衣服、破工具,最底下是一个油纸包。
他打开油纸包,里面是一把手枪,老式的五四式,还有十几发子弹。“我爹留下的,
”王会计说,“当年打海匪用的。我一直藏着,没敢告诉任何人。”崔铁山拿起枪,很沉。
他检查了一下,保养得很好,枪膛里没有锈迹。“会用吗?”“年轻时候在民兵连练过,
”崔铁山说,“但二十多年没碰了。”“以防万一,”王会计说,
“明天如果真动起手来……”他没说完,但意思都明白。凌晨三点,
臧红梅终于传完了所有文件。她合上电脑,走到窗前。外面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海丰集团的楼顶还亮着红灯,一闪一闪,像是一只不眠的眼睛。楼下传来声音。
她下去看,是崔铁山和杜海潮在说话。“你带着红梅走,”崔铁山说,“现在就走,
开我的三轮车,去青岛。”“我不走,”杜海潮说,“说了多少遍了,我不走。
”“海潮——”“师傅,”杜海潮打断他,“我这条腿是你救的,我这条命也是你救的。
现在你要去拼命,我跑了,我还是人吗?”崔铁山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
放在杜海潮肩上。“好,”他说,“那咱们爷俩,就一起。”臧红梅走过去,站在他们身边。
“还有我。”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都笑了。笑得很轻,但很真。王会计从仓库出来,
手里拎着个暖壶。“喝点热水吧,暖暖身子。”他们围着桌子坐下,一人倒了一杯热水。
水很烫,捧在手里,热度一直传到心里。“王叔,”臧红梅突然说,“谢谢你。
”王会计摆摆手。“谢什么。我这辈子,做了太多亏心事。这次,就当是还债吧。
”“你不欠谁的,”崔铁山说。“欠,”王会计说,“欠我自己的良心。”窗外传来鸡叫声。
天快亮了。六股东大会是上午九点开始。八点半,崔铁山他们就到了。
这次人更多——消息传开了,不止那三十七个,又来了二十多人。有渔民,有渔民的家属,
还有几个从邻村赶来的。他们听说石岛港有人要跟海丰斗,就来了。他们的滩涂也死了,
他们的孩子也病了。五六十个人,堵在海丰集团的大门口。保安增加到二十个,
还来了几个穿黑西装的人,一看就是保镖。他们站成一排,手背在身后,眼神冰冷。九点整,
一辆辆轿车开进来。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好车。车里下来的人,男的西装革履,
女的珠光宝气。他们是股东,是投资人,是来分红的。他们看见门口的人群,都皱起眉。
有人加快脚步,有人低头打电话,有人干脆绕到后门。崔铁山站在最前面。
他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还我青山绿水,还我子孙未来。”字是臧红梅写的,
毛笔字,很工整。杜海潮在他旁边,轮椅的扶手上也绑了个小牌子:“血债血偿。
”臧红梅在发传单。她把检测报告印成了单页,一张一张递给路过的人。有些人接了,
有些人躲开了,有些人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上。九点半,赵董的车来了。
是一辆黑色的宾利,缓缓开到大门口。车窗摇下,赵董的脸露出来。他看了眼人群,
看了眼崔铁山,然后对司机说了句什么。车没停,直接开进去了。保安开始驱散人群。
“散开!都散开!”“我们要见赵董!”有人喊。“赵董没空!”“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推搡开始了。保安用橡胶棍指着人群,人群往前涌。一个女人被推倒了,是个渔民的妻子,
怀里还抱着孩子。孩子吓哭了,哭声尖锐。崔铁山冲过去,扶起那个女人。“别动孩子!
”一个保安的橡胶棍砸下来,砸在崔铁山背上。他闷哼一声,但没倒,
反而转身抓住那根橡胶棍。“你敢打人?”“打你怎么了?”保安很年轻,一脸横肉,
“赶紧滚,不然打死你!”人群炸了。有人冲上来,和保安扭打在一起。场面乱了。
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冲过来,急刹停在大门口。车门拉开,下来几个人,扛着摄像机,
拿着话筒。是记者。“怎么回事?”一个女记者问,“为什么打人?”保安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会有记者来。臧红梅赶紧上前:“记者同志,我们是石岛港的渔民,
海丰集团排污导致环境污染,害死了孩子,他们还威胁我们!”她把传单塞给记者,
又拿出U盘。“所有证据都在这里!”记者们眼睛亮了。这种事,是大新闻。
更多的车开过来,更多的记者。有本地的,有省城的,甚至还有一家中央媒体的。
臧红梅的组织起作用了,他们连夜联系了所有能联系的媒体。赵董终于出来了。他脸色铁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