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的小芳小芳陈默方芳-鱼中的闲鱼小说
村口那棵老榕树下，新立了一块碑。碑是黑色的花岗岩，打磨得能照出人影，
上面只刻了三个字：李小芳。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称谓，简洁得让村里老人们直摇头。
但碑是上好的料子，听说是从三百里外的凤凰山运来的，光运费就够普通人家半年的嚼用。
立碑那天是冬至，天阴沉得厉害，像一块浸饱了水的灰布。村里能走动的人都来了，
围在老榕树周围，却没什么人说话。风穿过干枯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的叹息。
“小芳到底还是回来了。”八十岁的李老汉拄着拐杖，看着墓碑喃喃道。
他是村里最后一个见过小芳离开的人。不，她没回来。回来的是她的骨灰，
装在一个紫檀木的盒子里，被一个穿黑色西装、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捧在胸前。
那男人四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人群前，像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是方总的助理，”男人开口，声音平淡得不带一丝涟漪，“遵照方总遗嘱，
将她的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谢谢各位乡亲到场。”“方总？”人群里有人小声问。
“就是小芳，”老会计推了推老花镜，“报上说了，她现在是大公司的老板，叫方芳。
”人们这才把“方总”和记忆里那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眼睛总像蒙着雾的姑娘联系起来。
可怎么联系呢？那画面碎得像摔在地上的镜子，怎么也拼不回原样了。助理打开木盒，
将里面的白色粉末撒进老榕树下事先挖好的小坑里。动作机械而精准，
像在完成一项工作流程。然后他直起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陈旧的搪瓷杯，
杯身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已斑驳不堪。他将杯子轻轻放在填平的小坑上，转身，
朝众人微微颔首，便走向路边那辆黑色的轿车。“这就完了？”有人忍不住问。“完了。
”助理拉开车门，顿了顿，又补充道，“方总的遗嘱说，什么仪式都不要，放下就行。
”车子绝尘而去，留下一地尘土和面面相觑的村民。
“那搪瓷杯……”李老汉眯起昏花的老眼，“是知青点用那种吧？”是的，就是那种。
杯口有个小缺口，是小芳当年不小心摔的。陈默用胶布仔细粘好，说还能用。后来他回城，
杯子就留给了小芳。谁也没想到，二十年后，它会以这种方式回来。
一、雾起小芳离开的那天，其实有预兆。前一夜，村里来了个收山货的外乡人，
住在她家隔壁的空屋。那人带着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夜里拧开，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
小芳靠在窗边听了很久，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歌声丝丝缕缕，
在寂静的乡村夜晚格外清晰，也格外不真实。“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小芳轻轻跟着哼，哼着哼着，眼泪就下来了。
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流。月光透过窗棂，在她脸上划出明暗的界线。
她取出压在箱底最深处的那封信。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快要断裂。她没展开，
只是用手指一遍遍摩挲着信封上那个城市的邮戳。那是陈默回城后的第三封信，
也是最后一封。三封信，从炽热到平淡到告别，完整地记录了一场爱情的消亡。
她记得收到第一封信时的雀跃。那时她还在田里插秧，邮递员在田埂上喊她的名字。
她赤着脚跑上去，手上还沾着泥巴，接过信时手都在抖。拆开，密密麻麻三页纸，
写他的思念，写城市的喧嚣与格格不入，写“小芳，等我，一定要等我”。她把信贴在胸口，
觉得心快要跳出来。第二封信是半年后。一页半，字迹依旧工整，但语气平静了许多。
谈工作安排，谈父母期望，最后一句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她读了很多遍，
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出隐藏的温度，但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像一排排冷漠的眼睛，回望着她。
第三封信，只有一页。很简短，很客气，像在写一份公函。
他说了很多“现实”“差距”“前途”，最后说：“小芳，你是个好姑娘，
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忘了我吧。”忘了？怎么忘？
那些在老榕树下听他讲《红与黑》的夜晚，那些他笨拙地帮她家挑水的午后，
那些他偷偷塞给她一颗大白兔奶糖的瞬间，
那些他说“你眼睛里有星星”的情话……所有这些，用一个“忘”字就能抹去吗？
小芳把信按回箱底，锁上。钥匙扔进了门前的小河。那一夜，她睁着眼到天亮。天蒙蒙亮时，
她起身，收拾了一个小小的帆布包：两件换洗衣服，
母亲前年给她做的一双新布鞋（一直舍不得穿），省下的十五块八毛钱，
还有那个补过的搪瓷杯。她给父母留了张纸条，压在搪瓷杯下。推开房门时，雾正浓。
浓得看不见十步外的路。她深吸一口气，踏进那片白茫茫中，没有回头。
李老汉看见她的背影时，她已走到村口的老榕树下。雾中，她的身影单薄得像一片叶子，
随时会被风吹走。他想喊，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姑娘这一走，
怕是再也回不来了。二、南行列车小芳没有直接去陈默所在的城市。她说不清为什么。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自尊，也许只是需要时间。她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因为听说南方工厂多，
好找工作。车票花去了她大半积蓄。绿皮火车拥挤不堪，过道里塞满了人，行李和各种家禽。
空气混浊，汗味、烟味、食物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小芳缩在靠窗的位置，
紧紧抱着她的帆布包。对面坐着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叫阿梅，也是去南方打工的。
“你去哪？”阿梅问她，嘴里磕着瓜子。“深圳。”小芳说。这是她第一次说出这个地名，
感觉陌生而遥远。“我也是！我表姐在那边，说一个月能挣两百块呢！”阿梅眼睛发亮，
“你在那边有熟人吗？”小芳摇摇头。“那下了车跟我走，我先带你去我表姐那儿凑合一晚。
”小芳感激地点点头。窗外的景色飞快后退，村庄、田野、山峦，
渐渐被平整的厂房和楼宇取代。她知道自己正在离开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前路如何，
她不知道，但身后已无退路。深圳比想象中更令人晕眩。高楼像雨后春笋般疯长，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们的步伐快得像在追赶什么。小芳站在火车站出口，
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措。阿梅的表姐在关外一家电子厂做工，住的是工厂的集体宿舍，
八人间，上下铺。表姐好心，让小芳挤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带她去见工。
“流水线操作工，包吃住，一个月一百八，加班另算。”招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烫着夸张的卷发，叼着烟，上下打量小芳，“多大了？识字吗？身体健康不？”“二十，
识字，健康。”小芳小声回答。“行，今天就开始吧。身份证？”小芳愣住了。
她没有身份证。村里人都没办过那东西。“没身份证？”女人皱眉，“那不行，
查出来厂子要罚钱的。”“姐姐，通融一下吧，她是我老乡，人老实肯干。
”阿梅的表姐赔着笑，悄悄塞过去一包烟。女人把烟收进抽屉，又看了小芳一眼：“叫什么？
”“李小芳。”“李小芳……行吧，先干着。不过工资只能给一百五，等办了身份证再补。
同不同意？”小芳连连点头。她需要这份工作，需要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立足点。
流水线的工作枯燥而疲惫。小芳负责检查电路板上的焊点，每天十小时，
面对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绿色板子。她必须眼疾手快，不能漏掉一个瑕疵。起初几天，
她的眼睛又酸又痛，手指也被锋利的板边划出好几道口子。晚上回到宿舍，八个人轮流洗漱，
常常连热水都抢不到。但她不抱怨。她需要钱，需要活下去。每个月发工资那天，
她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在汇款单附言栏，她总是写：“爸妈，我很好，
勿念。”她确实很少想念。不是不想，是不敢。想念是奢侈的，会让人软弱。
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主动要求加班，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她都接。
半年后，她被提拔为小组长，工资涨到二百五。组长要识字，要会填报表。小芳只读过小学，
很多字不会写。她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本小学生用的作业本，每晚下班后，
就在床头就着昏暗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同宿舍的姑娘笑她：“都打工了还学什么字，
不如多睡会儿。”小芳只是笑笑，继续写。她写得认真，一笔一划，
像在描画某种重要的东西。她也不知道学这些有什么用，只是隐隐觉得，多学一点，
就能离某种东西近一点——离什么近呢？她也说不清，
也许是离陈默描述过的那个世界近一点。一年后，工厂扩产，需要提拔几个线长。
主管注意到了小芳——这个沉默寡言、做事一丝不苟的姑娘。她召集的几个小组，
次品率总是最低的。“你想当线长吗？”主管问她。小芳愣住了。线长要管五十个人，
要懂生产流程，要会和各部门沟通。她行吗？“我可以学。”她说。
主管笑了：“就等你这句话。给你三个月试用期，行就上，不行就回去当你的小组长。
”那三个月是小芳一生中最辛苦也最充实的日子。她不仅要完成本职工作，
还要学看生产图纸，学排班，学处理人际关系。有老员工不服她，
故意使绊子；有男同事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有次品率不达标，她被主管骂得狗血淋头。
她躲在厕所里哭过，但哭完，洗把脸，又回到车间。试用期结束，
她的生产线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五，次品率下降了一半。主管拍着她的肩膀说：“李小芳，
我没看错人。”那天晚上，小芳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深圳的夜依然喧嚣，霓虹闪烁。
她忽然想起村里的夜晚，想起那些能看见银河的夏夜，想起老榕树下陈默的口琴声。
那些画面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她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城市夜空被灯光染成暗红色的天幕。
没有星星。一颗也没有。她继续往前走，脚步坚定。三、陈默的二十年陈默回城后，
并没有过上理想的生活。城市在变，变得陌生而焦躁。知青返城潮让就业市场雪上加霜，
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涌回城市，等待分配工作。他家境普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没有门路。在家待业半年后，终于通过父亲的老战友，进了一家街道小厂当办事员。
工作枯燥，薪水微薄，但他不敢有怨言。能回城已是万幸，多少人还困在农村，看不到出路。
他给小芳写过三封信。第一封是真情实感，那时的他相信爱情能跨越一切。第二封开始动摇，
母亲日日唠叨，说农村户口意味着什么，说两地分居有多艰难，说“你要为前途着想”。
第三封，是他见过介绍的对象之后写的。那姑娘是父亲同事的女儿，在小学当老师，
城市户口，模样周正。见面那天，姑娘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蓝色裙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谈莎士比亚，谈交响乐，谈她班上的孩子。陈默听着，忽然想起小芳。小芳不会谈这些，
小芳只会说“今天插秧腰好酸”“后山的栀子花开了”“我娘做了糍粑，给你留了俩”。
那一刻，他感到一种撕裂般的痛苦。一边是现实，是看得见的安稳未来；一边是记忆，
是回不去的纯真过往。他选择了现实。给第三封信时，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最终留下那页冰冷的、冠冕堂皇的文字。信寄出后，他病了一场，高烧三天，
胡话里喊的都是“小芳”。病好后，他接受了安排，和小学老师结了婚。婚礼简单，
摆了三桌酒。新娘穿着红衣裳，笑得很甜。陈默也笑，但笑容像戴上去的面具。夜深人静，
他拿出小芳编的那个红绳结，看了很久，最后锁进抽屉最深处。日子如水般流过。
他工作努力，渐渐从办事员升到科长。妻子温柔贤惠，给他生了个儿子。在旁人眼中，
他是人生赢家：有稳定的工作，和睦的家庭，按部就班的生活。只有他知道，
心里某个地方永远缺了一块。每次听到邓丽君的歌，看到栀子花，
甚至只是看到“芳”这个字，心都会刺痛一下。他从不和人谈起下乡的岁月，
那成了他生命中的禁区。儿子十岁那年，妻子发现了那个红绳结。在一个整理旧物的下午，
她从抽屉深处翻出了那个已经褪色、歪歪扭扭的结。“这是什么？”妻子问，语气平静。
陈默脸色一变，下意识想夺过来，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他沉默良久，
说：“以前一个朋友的。”妻子看看他，又看看手里的绳结，没再追问，只是轻轻放回原处。
但那之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了一层看不见的隔膜。妻子还是温柔，
但温柔里多了审视；他还是尽责，但尽责中少了温度。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街道小厂倒闭，
陈默下岗了。那时他已四十出头，忽然之间，半生努力归零。他试着做过小生意，
赔了；托关系找新工作，年龄成了门槛。最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去了一家私企当行政主管，薪水只有以前的一半。生活变得局促，妻子的抱怨多了起来。
争吵，冷战，和解，再争吵。儿子正值叛逆期，成绩一落千丈。陈默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他常常在深夜独自坐在阳台上抽烟，看城市的灯火，想那些如果。
如果当年他坚持等小芳，现在会怎样？也许他们还在农村，过着清贫但简单的生活。
也许小芳会跟他回城，在城市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也许，也许……人生没有也许。
他听说了一些关于小芳的传闻，零碎的，不确定的。有人说她在南方发了财，
有人说她嫁了香港老板，有人说她病死了。每个版本都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
他想过去找她，哪怕只是说声对不起，但终究没有勇气。见了说什么呢？说他当年多么懦弱？
说他现在多么落魄？他只能把一切埋在心底，继续过他的日子。只是偶尔，
在电视上看到企业家访谈，看到一个叫“方芳”的女企业家时，他会愣神很久。那女人干练，
犀利，眼神锐利，和他记忆里那个眼睛蒙着雾、辫子粗又长的姑娘，没有一丝相似之处。
但他知道，就是她。那个曾经把整个世界的温柔都给了他，又被他辜负的姑娘。
四、阿强的守望小芳走后，村里议论了很久。有人说她去找陈默了，有人说她去南方打工了，
有人说她可能被骗去卖了。各种猜测，沸沸扬扬，最后都被时间平息。生活总要继续，插秧，
割稻，婚丧嫁娶，日复一日。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寻找。他叫阿强，是村里的石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