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醒来时,刺鼻的消毒水味钻进鼻腔,那是医院独有的,带着死亡与病痛的气息,像一把无形的刀,提醒着我身处何地。我感到天旋地转,全身无力,身体仿佛被掏空了一般。我躺在一张冰冷的铁床上,床单泛着一种惨白的僵硬。手腕和脚踝都被宽厚的束缚带牢牢固定,粗糙的帆布勒得我皮肤生疼,冰冷的铁扣更是将我囚禁在原地,动弹不得。
四周是惨白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几道陈旧的裂痕,如同这房间里无声的哀嚎。头顶白炽灯发出刺眼的冷光,将一切都照得无比清晰,却又无比空洞。唯一的一扇窗户被粗壮的铁栏杆密密麻麻地封锁,透过缝隙,只能看到一小片阴沉的天空。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喊声、咒骂声和歇斯底里的笑声,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回响,又像是在提醒我,我所身处的——正是本市那所臭名昭著的私立精神病院,一个将正常人也逼疯的地方。
“放开我!我没有病!”我用尽全身力气呼喊,声音因为长时间的嘶吼而变得沙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却得不到丝毫回应,只有那回声讥讽般地嘲笑着我的无力。铁床随着我的挣扎发出吱呀的声响,更衬得这房间的死寂。
病房门被推开,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一个面无表情的护士走进来,她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护士服,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颗药丸和一个水杯。她的眼神空洞而麻木,仿佛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一个待处理的物品。
“307号病人醒了。”她对着门外说,声音像机器人般毫无起伏,然后转向我,带着命令的语气,“该吃药了。”
“我不吃!我是被冤枉的!放我出去!”我拼命挣扎,被束缚带磨破的手腕隐隐作痛,但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心痛的万分之一。我感到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头燃烧,试图挣脱一切桎梏。
护士不为所动,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抗拒。她走上前,伸出一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捏住我的下巴,强行将几颗苦涩的药片塞进我嘴里,然后又灌下一大口水。我被呛得直咳嗽,生理性的眼泪再次涌出。药片的苦涩在舌尖蔓延,直冲脑髓,让我感到恶心反胃。
“我怀孕了!不能乱吃药!”我努力平复呼吸,焦急地试图解释,希望她们能听进去。
护士冷笑一声,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讥讽和轻蔑:“又一个妄想自己怀孕的。放心吧,医生会处理好的。”她收起药盘,转身离去,留下我一个人在无边的绝望中挣扎。
处理?怎么处理?这两个字像两把利刃,狠狠刺入我的心脏。精神病院“处理”孕妇和孩子的方式,我心猛地一沉,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比任何药物都更让我感到眩晕。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地狱。每天清晨,我都会被粗暴地唤醒,然后被强制喂食那些让我思维迟钝、嗜睡的药物。午后是雷打不动的注射,冰冷的针头刺入我的肌肉,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屈辱。接着是所谓的“团体治疗”,一群穿着同样病号服、眼神涣散的病友们坐在一起,听着心理医生说着一些陈词滥调。我不断地向每一个医生和护士申诉,告诉他们我是被丈夫和闺蜜陷害的,我没有病,我怀孕了,我需要产检,我需要自由。但所有的申诉都被记录为“被害妄想症状加重”,成为了他们给我增加药量的理由。
我的理智在药物的侵蚀下变得模糊,身体也日渐虚弱。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那个曾经活泼开朗、充满希望的夏婉,正在一点点地被这冰冷的囚笼所吞噬。
一周后,我的身体出现了妊娠反应。清晨,我扶着墙壁,控制不住地剧烈呕吐,胃里翻江倒海。护工见状,非但没有关心,反而嫌弃地躲开,捂着鼻子嘟囔:“看她装得还挺像,吐得这么真。”她们的冷漠,让我如坠冰窟。
我抚摸着小腹,感受着那里微弱的存在感,它是我此刻唯一的慰藉。这个孩子,就是我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命支柱。我必须好起来,必须保护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转机出现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刺眼的闪电划破夜空,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将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压抑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位面容和善的老护士值班,我听见别人叫她王阿姨。她头发花白,眼角深深的皱纹刻画着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罕见的温柔。当她来给我量体温时,我抓住机会,用尽可能低的声音,在她耳边祈求:“王阿姨,求您了,帮我做个孕检好不好?我真的怀孕了。”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充满了卑微的祈求。
她愣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悄声看了看四周,确保没有其他人,才压低声音说:“小姑娘,别乱说,这对你没好处。”
“我发誓,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我紧紧抓住她的衣袖,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浸湿了她的护士服。“他们想害死我的孩子…您帮帮我,我求求您了。”我将自己的遭遇简要地讲给她听。
也许是母性的共鸣触动了她,也许是我眼底的绝望感染了她,王阿姨沉默了片刻,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她轻轻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悄悄塞给我一张折叠的纸条,那上面写着几个简单的字:“明天查房时装睡。”然后,她装作没事发生一般,转身离开了我的病房。
希望第一次在我心中点燃。我紧紧攥着那张纸条,指尖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指示,在医生查房时假装沉睡。王阿姨趁着量血压的机会,动作熟练而隐秘地取了我的血样。她的手法很轻,但我能感受到那冰冷的针头刺入皮肤的瞬间,那是生的希望。
三天后,她趁着交接班的间隙,悄悄溜进我的病房。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坚定。她压低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心头敲响的钟声:“小夏,你说得对,你真的怀孕了,已经十周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愤怒和心疼。
喜悦和恐惧两种情绪同时涌上心头,将我淹没。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死死抓住她的手,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句:“王阿姨…求您帮帮我,再待下去,我和孩子都会没命的!”我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哀求。
王阿姨面露难色,叹了口气:“孩子,这里是全封闭管理,很难…”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我有个远房姨婆,她的名字叫苏明月,她生前留给我一笔遗产,如果我能出去,我一定重谢您!”我急切地承诺,眼底燃烧着求生的火焰,“我也会向外面揭露这里的恶行,让更多无辜的人不再被蒙蔽。”
她思考良久,眼神在犹豫和坚定之间来回徘徊。最终,她的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那张刻满风霜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坚决:“下周三是雷雨天气,监控可能会出故障。到时候,我帮你。”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灰暗的内心。希望再次被点燃,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炽烈。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表现得温顺服从,甚至“悔过自新”。医生在我的病历上写下“病情好转,妄想症减轻”的字样,并相应地减少了药量。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假象,我必须保持清醒。我偷偷把大部分药片藏在舌根下,趁着护工不注意时吐掉,或者偷偷藏在床单的缝隙里。
我暗中观察医院的作息规律,牢记护工和保安换班的时间表。在团体活动时,我悄悄收集别人丢弃的塑料袋和橡皮筋,用极其细微的动作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用来在下雨时干扰监控设备,为我的逃亡制造机会。
等待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抚摸着小腹,轻声对宝宝说话,声音温柔而坚定:“宝宝乖,别怕,妈妈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一起去过新的生活。”这个小小的生命,成了我活下去,也必须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