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是疼醒的。
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的疼，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钝痛，像是整个人被拧干了又被粗暴地塞回了某个壳子里。她迷迷糊糊地想，原来死是这种感觉。
不，不对——她猛地睁开眼。
头顶是天花板。白色的，但边角泛着黄，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蜿蜒出去，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灯是那种老式的圆形吸顶灯，乳白色的灯罩上落了一层灰，边缘甚至能看到一只小虫的干瘪尸体嵌在里面。
这不是她的家。
她的家在另一个城市，有着温暖的米黄色墙壁和落地窗，窗帘是她挑了很久的亚麻材质，儿童房的门上贴着她和孩子一起选的卡通身高贴。
那个家是她花了三年才真正接纳的地方。从一开始的陌生、抗拒、想家，到后来慢慢熟悉每一条街道的走向，知道哪家菜市场的排骨最新鲜，哪家药店的老板最好说话，甚至能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开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她花了三年，才敢在心里把那间房子叫做“家”。
可她再也没有家了。
记忆像溃堤的水一样涌进来——手机屏幕亮起来的那一晚，他在浴室里洗澡，手机搁在床头柜上，震动了一声。
她本来没打算看的。她从来不是那种查岗的女人。但那一秒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她转过头去，就那么一眼，消息的预览文字就那么**裸地摊在屏幕上，没有一个字是她看不懂的。
后来的事情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争吵、冷战、他歇斯底里的否认，再到她终于在某一天凌晨趁他睡着翻遍了他的手机——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躺着，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酒店订单，他甚至懒得删，也许是觉得她永远不会发现，也许是因为根本不在乎她会不会发现。
那种被彻底践踏的感觉，比离婚本身更让她窒息。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她是家庭主妇，他收入高，也愿意要孩子，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她至今记得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孩子的小手牵着她，开心地看着她笑。
她把他交给前夫的那一瞬间，孩子的笑脸还挂在脸上，朝她伸出手，以为这还是一次普通的再见。
她转身走了五步，身后传来孩子突然爆发的哭声，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那之后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早已记不清了。只知道自己重新回到成都，自从有了孩子便一直脱离职场的她，费尽周折，才在超市谋得了一份工作。
此后的每一天，她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机械地重复着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半分兴致，脸上的神采一点点褪去，再也没了多余的表情。
有时候深夜一个人躺在床上，会莫名其妙地流泪，流着流着就睡着了，睡着了又会梦到孩子，梦到他长大了，梦到他被后妈虐待，在梦里拼命想喊却喊不出声，惊醒之后枕头已经湿透了。
她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像一根燃到尽头的蜡烛，连挣扎都显得多余。
直到某一刻，蜡烛灭了。
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可现在——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年轻的、光滑的、没有细纹的手。指甲上没有去年磕在行李箱上留下的那道凹痕，右手食指上也没有被烤箱烫过的淡粉色疤痕。
这双手看起来像是十八九岁的手，充满了胶原蛋白和没被生活捶打过的舒展。
她猛地坐起来。
这是一张1米5的床，铺着浅蓝色的床单，材质是那种洗了很多次已经起了毛球的棉布，薄得能直接感觉到下面的床垫——那种质量很差的弹簧床垫，她翻身的时候能听到弹簧咯吱咯吱的声响。
床头是一个简易的布艺收纳架，用三根钢管撑起来，架子上塞着几本旧杂志、一个小台灯、还有半包心相印的纸巾。
床尾立着一台老式落地扇，扇叶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灰尘的焦味。
她再看四周。房间不大，大概只有十几平米，勉强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
窗帘是那种最普通的遮光布，深蓝色的，底部被什么东西勾出了一个线头，垂下来一小截。
窗帘杆是一根白色的细铁管，两头用塑料底座固定在墙上，看起来随时都会掉下来。
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角落，大脑像生锈的齿轮一样缓慢地转动着，试图把这个空间和记忆中的某个坐标对上。
然后她看到了那扇门——门是木头的，漆面已经起泡，门把手是不锈钢的，上面有斑斑的水渍痕迹。
门背后贴着一张泛黄的便利贴，上面用黑色水笔写着：记得交水费。
她认识那张便利贴上的字迹。那是她自己的字，很久以前的字，那时候她写字还带着一点学生气，笔画圆圆的，不像后来那么锋利。
这是成都。是她在成都租的那间房子。
王琦的大脑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她几乎是本能地伸出手，在枕头下面摸了起来——那个动作太熟悉了，以至于身体比意识先动了起来。
指尖触到了一个冰凉的、方方正正的东西，她把它拽出来。
是一部手机。
一部很旧的智能手机，屏幕不大，边框很宽，贴着的磨砂膜已经起了泡，边角处有磕碰的痕迹。
她按了一下电源键，屏幕亮起来，屏幕正中央用白色的字体显示着时间：7月18日，星期三。
她愣了一下。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像是一扇尘封了很久的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
她的拇指有些发抖，但还是稳稳地点开了桌面上的日历图标。日历跳出来的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人从高空抛了下去。
2012年7月18日。
她盯着屏幕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瞳孔微微颤动，呼吸变得又浅又急，胸腔里像是有无数只蝴蝶在拼命扑扇着翅膀。
2012年。她大专毕业两年了。两年里她干过保险，每天穿着不合身的黑色西装、踩着高跟鞋在写字楼里一家一家地敲门，被拒绝了太多次之后，连笑都变得程式化。
后来她又当过销售员，在商场里站柜台站到小腿静脉曲张，被不讲道理的客人骂哭过好几次。
再后来，就是现在——在一家小软件公司上班，工资刚够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说不上多有盼头。
这个房间是她和夏玲合租的那个又旧又破的小套二的其中一间卧室。
她后来换过很多住处，住过装修精良的公寓，住过带飘窗的主卧，甚至住过自己亲手布置的、每个细节都妥帖的家。
可是她死了。
然后她回到了2012年。
王琦愣愣地坐在床上，像被人从身体里抽空了一样。电风扇呜呜地响着，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老旧出租房特有的气味——潮湿的、混合着洗衣粉和灰尘的味道。
这味道像一把钥匙，拧开了她记忆深处某个被上了锁的房间，无数细碎的画面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她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听见了敲门声。
咚咚咚。
那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敲在她的心口上，震得她整个人都在微微发颤。
“琦琦，起来了吗？”门外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带着点急切，尾音微微上扬，“要迟到了。”
王琦浑身一僵。
那个声音——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的意识。她的眼眶几乎是立刻就红了，鼻头酸得发疼，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她当然认得这个声音。这是夏玲的声音。
是她以前在成都小公司里关系最好的同事的声音。
她还记得那时候她们合租了快两年，每天早上都是夏玲来敲她的门，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喊她起床，一模一样的语气说她要迟到了。
后来的后来，她们失联了。王琦跟着前夫搬去了别的城市，各自的联系方式换了一轮又一轮，渐渐就彻底断了联系。
她曾经在很多个失眠的夜里想起过夏玲，想起她们一起挤在这个小破房子里的日子。
可是那些人，那些事，都被后来的婚姻、后来的人生碾成了模糊的背景板，只有在最脆弱的时候才会浮上来，像水底的卵石一样硌得人生疼。
她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床，赤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也没觉得凉，两步跨到门口，手搭上门把手的那一瞬间，竟然犹豫了。
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那种从心底翻涌上来的、巨大的、无法名状的情绪，让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失控。
她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女孩。
二十出头的模样，头发随意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鹅黄色的雪纺连衣裙，裙摆刚好在膝盖上方一点点。
她的脸圆圆的，皮肤很白，眼睛不大但笑起来会弯成两道月牙，让人看了就觉得舒服。
整个人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气息。
夏玲。
王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她什么都没想，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倏地一下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夏玲。
她的手臂收紧，把那个温热的、真实的身体箍进怀里，下巴抵在夏玲的肩膀上，再也控制不住了。
眼眶一热，两行泪无声地滑落下来，落在夏玲雪纺面料的裙子上，洇出两个小小的深色印记。
她哭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最终都化为乌有，哭自己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亲手把她的世界打碎了，哭自己的孩子现在连看都看不到了，哭自己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最后什么也没抓住，哭自己甚至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有人这样站在门口叫她起床是什么时候了。
夏玲整个人僵住了。
她的两只手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她和王琦认识一年有余，合租也已半年，关系确实很好，在公司一起吃饭、一起吐槽老板、一起摸鱼刷微博，下班了一起走路回家，有时候还会一起窝在客厅的破沙发上看一部电影。
但她们之间的亲密，仅限于手挽手逛街、互相夹菜、互相借东西的级别，从来没有发展到拥抱这种程度。
而且王琦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实际上骨子里有点疏离，不太会主动做这种亲密的举动。
夏玲尴尬得要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两只手最后还是轻轻拍了拍王琦的后背，像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一样：“怎么了这是？”
王琦终于反应过来了。她松开手，退后一步，飞快地用胳膊蹭了蹭脸上的眼泪，觉得自己简直像个疯子。
重生这种事本来就够荒诞的了，她一上来就抱着前同事嚎啕大哭，这算怎么回事？夏玲怕不是以为她中邪了。
“我……”王琦吸了吸鼻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扯出一个有点难看的笑容，“我昨晚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死了。吓死我了。”
她说完这句话，心脏猛地抽了一下。那不是梦。但她现在只能这么说。
夏玲的表情瞬间从尴尬切换成了了然，甚至还带着一点心疼。
她伸手拍了拍王琦的肩膀，笑着安慰道：“梦都是假的，别当真。你是不是昨晚吹风扇太久，吹得有点晕了，人晕晕乎乎的就容易做噩梦，我上次也是……”
“嗯。”王琦用力点头，声音还有点哑，“可能是吧。”
“好啦好啦，”夏玲看了一眼小客厅挂的旧钟，脸色一变，语气立刻急促起来，“哎呀别废话了，快去洗漱，真的要迟到了！上次小张迟到一分钟被他骂成什么样——”
“好。”王琦说。
她转身冲进厕所的时候，脚步轻快得不像自己。
厕所果然还是那个样子。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都要小心翼翼，不然胳膊肘就会磕到墙。
洗手池是白色陶瓷的，边缘有一道细细的裂缝，裂缝里渗进了黑色的霉斑，怎么刷都刷不掉。
镜子是一块长方形的普通玻璃，背后用玻璃胶粘在墙上，四周有一圈黑边，镜面上有几个细小的水银剥落的黑点，映出她的脸——一张年轻的、还没被生活摧残过的脸。
王琦愣住了。
她盯着镜子里的人看了好几秒。二十出头的年纪，皮肤光洁饱满，没有细纹、没有晒斑，下颌的线条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的圆润。
眼睛是亮的，没有那种挥之不去的疲倦，眼眶下面也没有常年睡眠不足留下的乌青。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被从水里捞出来的新鲜水果，水灵灵的，充满了生命力。
她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了。或者说，她很久没有这样认真看过自己了。在离婚后的那段日子里，她几乎不再照镜子，偶尔瞥到玻璃窗上的倒影都会下意识地移开目光，因为她不喜欢那个人的样子——那个被生活打败了的、眼神空洞的、像一团随时会熄灭的火的人。
她用力眨了两下眼睛，把那些不该在这个时间出现的情绪压了回去，然后低头去找牙刷。
牙刷杯是塑料的，橘黄色，杯底有一圈洗不掉的水垢痕迹，牙刷孤零零地插在里面，刷毛已经有点炸开了。
她犹豫了一秒，还是拿了起来，挤了一条薄荷味的牙膏，塞进嘴里开始刷牙。
凉凉的薄荷味在口腔里炸开，泡沫辣得她微微眯了一下眼睛。她机械地刷着，目光却在这个狭小的厕所里游移。
地面是老式的小方格瓷砖，白色和浅绿色相间，缝隙里填着发黑的填缝剂。
角落里的塑料盆里泡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顶的排气扇嗡嗡地转着，扇叶上积了一层灰黑色的绒絮，随着转动轻轻飘动。
这间厕所又破又旧，但是很干净。干干净净的，没有异味，甚至连洗漱台上都擦得能照出人影。
夏玲一定又花了好多力气收拾——她记得夏玲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在不动声色地把两个人合租的空间打理得妥帖舒服，从来不邀功，甚至不会刻意让她知道。她只是默默地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像呼吸一样自然。
王琦把牙刷从嘴里拿出来，吐了一口牙膏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很轻很轻地笑了一下。
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带着酸楚的释然。
她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冲下来，凉凉的，带着一点铁锈的气味。
她弯腰掬了一捧水泼在脸上，那种凉意从皮肤表层渗进血管，让她整个人的意识又清明了几分。
她胡乱搓了两下脸，也没找毛巾，直接用手背把眼睛周围的水珠擦掉，然后整个人挤出了厕所门，小跑着冲进了自己的卧室。
打开衣柜的那一刻，她又愣住了。
衣柜是老式的两门木柜，柜门上的合页已经松了，开门的时候会发出吱呀一声。
里面的衣服挂得整整齐齐，按照颜色深浅排列，毛衣叠成豆腐块摞在最上层，裤子用衣架夹好挂成一排。
但让她犯难的不是这些。
她从衣架上抽出一条连衣裙，目测了一下长度，脸就黑了。
又短又紧，领口开得还很低，大概也就刚好盖住大腿根，稍微弯个腰就能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她又抽了一件，白色的棉质款，前短后长的设计，后面倒是长一点，但前面——她拎着裙摆在自己大腿上比了比，绝望地闭了一下眼睛。
妈呀，自己以前怎么都买这么短的裙子？
她翻了翻其他衣服，情况并没有好转。那时候的衣柜里全是这种风格——各种短裙、热裤、紧身T恤，颜色鲜亮得晃眼，面料也大多数是雪纺、蕾丝、亮片这种现在看起来恨不得自戳双目的元素。
她那时候觉得自己多时髦啊，每一件都是精心挑选的，穿出去觉得自己简直整条街最靓的仔。
可现在一个死过一次、内心住着三十几岁离婚女人灵魂的人，让她穿这些？
她翻来翻去，终于在最里面的衣架上翻到一条稍微长一点的牛仔半身裙。
说稍微长一点，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裙摆大概在大腿中段的位置，至少弯腰的时候不会太离谱。
她叹了口气，把裙子拽出来，又随便找了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套上，对着衣柜内侧贴的那面小方镜照了照——还行吧，至少比那些好多了。
她随手把头发拢成一束扎了个马尾，拎起床头柜上的小挎包就往外走。
包是很便宜的人造革材质，拉链已经不太顺滑了，她用力拉了两下才拉上。
出了卧室门，夏玲已经在玄关换鞋了，弯着腰系鞋带，马尾垂下来扫过肩膀。
“你好了？”夏玲抬头看她，目光在她身上扫了一圈，忽然笑了，“你今天倒没穿那条花裙子，难得。”
“什么花裙子？”王琦随口问了一句，蹲下去换鞋。
“就你上次在网上买的那条，你说像梵高的星空那条。”
王琦的手顿了一下。她想起来了。那条蓝紫色的、印着夸张漩涡图案的雪纺连衣裙，面料薄得跟纸一样，风吹过来就直接贴在身上。
她当年觉得那条裙子简直美翻了，穿出去人见人夸，直到后来有一次走在路上被风吹得根本走不了路，才终于冷静下来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审美。
“我今天不想穿。”王琦说着把脚塞进一双白色的凉鞋里，一双有点旧、该换但她舍不得换的凉鞋。
两个人一起出了门。
楼道是老式居民楼的楼道，灯光昏暗，声控灯要用力跺脚才会亮，亮了也是那种惨白的光，把人的脸照得像鬼一样。
墙面上刷了一层米黄色的涂料，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大片大片地起皮脱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
楼梯扶手是铁管的，绿色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生锈的地方蹭到手上会留下一道褐色的印记。
王琦跟着她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楼道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像是灰尘、老木头和陈年油烟混合在一起，不算好闻，但一点不让她讨厌。
这种味道像时间的刻度，一下就把她拉回了那个年代——那个她还没有被任何男人伤过心、没有经历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绝望的年代。
出了单元门，阳光扑面而来。
七月的成都，热得不像话。阳光亮得刺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蒸腾的暑气，连路面上方的空气都扭曲着微微抖动。
老旧小区里没什么绿化，几棵歪脖子树稀稀拉拉地种在路边，树荫薄得可怜。
王琦走在街道边，阳光落在她的肩膀上，暖洋洋的，比任何毛毯都要贴合。
她能感觉到皮肤表面开始微微发烫，能感觉到额角慢慢沁出一层薄薄的汗珠，能感觉到风吹过来的时候T恤被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所有的感官都告诉自己，她是活的，真真切切地活在2012年的夏天里，活在成都闷热潮湿的七月，活在一个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崭新的时间里头。
夏玲已经在一家简陋的平房早餐店前排上了队。这里卖的是成都最常见的早餐搭配——豆浆、油条、包子、稀饭。
老板是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妻，排队的人不多，三四个，都是赶着上班的年轻人，脸上挂着不同程度的困倦和麻木。
“老板，两个酱肉包，一杯豆浆。”夏玲回头看了王琦一眼，“你还是老样子？”
王琦愣了一下。
老样子。她有多久没被人用这个句式问过了？在后来那个家里，她每天操心的是给孩子做什么饭、给前夫做什么便当，她自己的“老样子”早就淹没在这些琐碎里了，久到她都快忘了自己爱吃什么。
“嗯，老样子。”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夏玲转头对老板说：“再加两个豇豆包，一杯豆浆。”
老板利落地应了一声，从锅里捞出油条沥在架子上，转身从蒸笼里夹出四个包子，两个一袋分装好。然后又从旁边的保温桶里舀出两杯豆浆，麻利地封上塑料膜、插好吸管，递了过来。
王琦接过包子和豆浆。豆浆杯壁烫得很，她换了几次手才端稳。
她把包子袋套在左手腕上，右手托着豆浆杯底，小心翼翼地走着。
包子的热气透过袋子扑在她手腕内侧，温热的，带着发面特有的微微酸甜的香气。
两个人并排走在人行道上，朝着公司的方向走去。
这条路她再熟悉不过。从出租屋到公司，步行不过七八分钟的路程，沿途要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还有一排品类齐全的沿街小店。
小超市、早餐铺、面馆、冒菜店、汤饭馆、小中餐馆……林林总总，一应俱全。
这一切都还在这里。
“你今天怎么老走神？”夏玲咬着包子含糊不清地说，侧头看了她一眼，脸上带着一点好奇和担忧。
王琦收回目光，低头也咬了一口包子。豇豆和肉末的馅儿，咸鲜的，热乎乎地涌进口腔，是那种实在的、朴素的、让人觉得活着真好的味道。
她慢慢嚼了几下，咽下去，然后笑了笑。
“没什么，”她说，声音很轻，“就是觉得今天的包子特别好吃。”
夏玲没多想，笑着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含混地说：“那当然了，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快走吧，不然真要迟到了。”
王琦“嗯”了一声，加快了脚步。
阳光落在她**的小腿上，温热的。风吹过来，带着街边早餐摊的油烟气、行道树新叶的青涩味、还有这个城市特有的、湿漉漉的朝气。
她抱着那杯滚烫的豆浆，跟着夏玲穿过斑马线，朝着那栋她差点忘了长什么样的小办公楼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