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篇《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标记物筛选》的数据，逻辑混乱，毫无价值。”

周承教授的手指敲在投影幕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实验室的冷光灯照在他金丝眼镜上，反射出冰冷的弧光。台下坐着他所有的博士生，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或者说，落在我熬了四百多个日夜才做出来的成果上。

“但是，周老师，这些数据我重复验证了七次，而且……”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而且什么？”他转身，笑容温和，语气却像手术刀，“钟砚清，你要记住，在咱们神经生物学领域，不是堆砌数据就叫科研。你这脑子，能帮我整理数据、跑跑基础实验，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实验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嗤笑。我的指尖掐进掌心，疼痛尖锐。

胃里像被塞进一团浸了冰水的棉花，又冷又沉。我能感觉到后颈渗出的细密冷汗，正顺着脊椎往下滑。面前电脑屏幕上，那篇已经写好、只差导师署名的论文，标题正在微微晃动。

不，不是屏幕在晃。

是我的手在抖。

这种颤抖我很熟悉——每次被否定、每次成果被“指导”后变成师兄师姐的名字、每次深夜离开实验室时看到父亲遗照，都会这样。

但这一次，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记忆像碎玻璃一样扎进脑海：三个月后，这篇被周承斥为“毫无价值”的论文，会以他和他得意门生林薇的共同一作身份，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而我的名字，缩在十几名作者的末尾，像一粒无关紧要的尘埃。

半年后，基于这篇论文开发的早期筛查试剂盒会上市，周承名下公司估值翻十倍。庆功宴那晚，我因“长期精神压力导致实验操作失误”，被实验室除名。

一年后，母亲因阿尔茨海默症快速进展去世。临终前，她已认不出我，只是反复念叨：“砚清……你爸留下的笔记……要看完……”

“钟砚清，听见没有？”周承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把数据打包发给林薇师姐，她需要这些做对比。你接下来去帮陈师兄养小鼠，别浪费时间了。”

林薇坐在第一排，对我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眼底却是一片毫无波澜的坦然。

我慢慢松开攥紧的手，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白印，再缓缓变红。

这一次，我没有低头说“好的老师”。

我抬起眼睛，看向投影幕布上那些被斥为“混乱”的数据曲线——那些曲线里，藏着父亲生前最后一个未完成的猜想，藏着一个能够将早期诊断准确率提升30%的标记物组合。

“周老师。”我的声音平静得出奇，“您说得对，这些数据确实还不够成熟。”

周承露出“孺子可教”的表情。

“所以，”我继续道，手指在键盘上轻敲，当众关闭了数据文件，“我决定撤回这份粗浅的分析，重新从头梳理。毕竟，如果我父亲钟致远教授还在世，也绝不会允许半成品流出去。”

实验室骤然寂静。

周承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僵了一瞬。我父亲的名字，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是一块有分量的碑。

“至于养小鼠，”我保存、加密、弹出U盘，动作流畅，“我最近手抖得厉害，怕是会辜负陈师兄的宝贵样本。我想先请一周假，整理一下我父亲的遗物——他留下的四十三本实验笔记，我还没看完。”

我站起身，在所有人错愕的注视中，收起电脑，走向门口。

经过林薇身边时，我停下脚步，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

“师姐，你知道为什么你重复了三次都做不出图3的结果吗？”

她的呼吸微微一滞。

“因为那组数据的处理代码，我写了一个隐藏条件。”我微笑道，“祝你好运。”

推门离开时，我没有回头。

但我知道，身后那间实验室里，周承正在快速给谁发消息。而林薇，一定已经慌乱地点开了那个数据文件。

冷风灌进走廊，我握紧口袋里那枚老式U盘——父亲去世那晚，紧紧攥在手心的东西。

里面不是数据。

是一份名单，和一句话：

“若遇学术之贼，可寻顾昭。”

顾昭。

国内神经科学领域的另一座山，周承学术生涯最大的对手，当年和我父亲并称“北顾南钟”的那个人。

电梯下行时，我打开手机，在学术会议日程里找到了这个名字。

三天后，上海国际脑科学峰会。

顾昭是主旨报告人。

电梯镜面里，我的脸苍白，眼下是长期熬夜的乌青，但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出现过的、冰冷清晰的光。

周承，你说得对。

我这脑子，确实只配给你打杂。

所以这一次，我决定换个人打杂。

比如，帮你最大的对家。

电梯门开，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李编辑吗？我是钟砚清。关于我父亲遗著的出版事宜，我想加快进度……对，特别是那部分关于‘学术伦理边界’的未公开手稿。”

挂断电话时，我听见走廊尽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周承的行政助理小跑过来，脸上堆着笑：“砚清，周老师让你回去一趟，说刚才的话重了，要和你好好谈谈课题……”

我看着她的笑脸，胃里那团湿棉花变成了坚硬的冰块。

“告诉周老师，”我轻声说，“等我整理完父亲的笔记，我会带着新想法去找他。”

“不过在那之前——”

我顿了顿，声音清晰落地：

“我想先见见顾昭院士。”

助理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初冬的冷风里。

手还在抖。

但这次不是因为恐惧。

周承的“谈话”比预想中来得更快。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刚踏入医学院大楼，就被他的行政助理“请”到了办公室。不是实验室旁边那间摆满奖杯的会客室，而是行政楼顶层的院长办公室——周承上个月刚升任副院长。

权力换了包装，但气味没变。

“砚清，坐。”周承从红木办公桌后起身，亲自给我倒了杯茶，金骏眉的香气弥漫开来。他今天没穿白大褂，而是深灰色西装，袖扣是低调的铂金材质，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位儒雅的商业领袖，而不是实验室里那个会为0.01的P值发火的科学家。

“昨天是我语气急了。”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叹息一声，“你是致远兄的女儿，我本该更照顾你。但你也知道，咱们实验室竞争多激烈，《自然》子刊的坑就那么几个，林薇那边有海外合作背景，论文送审有优势。我这是……在帮你铺路。”

我捧着温热的茶杯，没喝。

铺路。多熟悉的词。

研一时他说：“砚清，你先帮师兄做预实验，这是在给你铺路。”

研二时他说：“这篇二作给你挂名，是在给你铺路。”

现在，他说要拿走我独立完成的数据和思路，也是在铺路。

一条永远到不了我脚下的路。

“老师，”我抬起眼睛，“我父亲的笔记，我昨晚看了三分之一。”

周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哦？致远兄留下了不少宝贵资料吧。”他语气关切，“需要实验室帮忙整理数字化吗？咱们有扫描仪，也有学生工。”

“不用了。”我放下茶杯，“里面有些私人内容，关于我母亲病情的记录，不太方便。”

这是真话，但不是全部。

父亲的四十三本笔记里，有十二本纯粹是实验记录，已经发表过。剩下三十一本，二十本是学术思考随笔，九本是日记，最后两本——编号42和43——是加密的。

加密方式很简单：每页右下角有极小的数字，需要按特定顺序排列，才能读出完整内容。

父亲去世前三个月，曾教我玩一种纸牌游戏，叫“致远序列”。他说：“砚清，这游戏能训练逻辑，以后你做科研用得上。”

那不是游戏。

是密码本。

昨晚，我用“致远序列”解密了第42本的前十页。

不是数据，不是实验方案。

是一份名单，记录了过去十五年里，从周承实验室流出、但署名权存在争议的十七项成果。每项后面跟着原始完成人的名字，其中六个已经转行，四个还在学术圈但沉寂，三个去了国外，两个——在过去的五年里——因“意外”或“精神问题”离开了科研一线。

第十七个，是我的名字，后面打了个问号。

而第43本的扉页上，只有一句话：

“若实证，可昭。”

顾昭。

“砚清，”周承的声音将我拉回，“你母亲的病情，我也很关心。瑞华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是我老同学，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特需病房。费用方面，实验室的横向课题可以覆盖一部分。”

我胃里的冰块开始融化，渗出冰冷的酸水。

母亲确诊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是半年前的事。我谁都没告诉，除了每个月必须请假带她复查时，向周承报备过两次“家里有事”。

他那时只是点头，没多问。

原来不是不关心。

是在等这个时刻——等一个可以用“关心”来交换筹码的时刻。

“谢谢老师。”我轻声说，“不过母亲最近情况稳定，先在社区医院随访就好。”

周承看了我两秒，忽然笑了。

“你呀，就是太要强，这点和你父亲一模一样。”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致远兄当年也是，明明我可以帮他争取更多资源，他非要自己埋头苦干。结果呢？他那篇关于tau蛋白磷酸化通路的文章，要是当年挂上几个国际合作者的名字，影响力何止现在这样？”

我握着茶杯的手指收紧。

父亲那篇文章，是周承学术生涯的起点——当时父亲是通讯作者，周承是三作。但后来所有综述引用时，都习惯性写成“周承等人发现”，父亲的名字渐渐被遗忘。

“老师，”我放下茶杯，陶瓷底座与玻璃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一声，“您昨天说我的数据逻辑混乱，我回去想了很久。确实，我在数据处理时用了非线性拟合，可能不太符合常规。”

周承转过身，眼神微亮：“是吗？具体哪个部分？”

“就是标记物组合筛选那里。”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纸，上面是我重新画的简化流程图，“我原本用聚类分析找出了六个候选标记物，但您说得对，应该先用传统统计方法过一遍。所以我打算推倒重来，用最基础的T检验和方差分析重新筛。”

我把纸推过去。

周承接过，看了几眼，眉头渐渐松开——这是一种放松的、带着些许轻视的松动。

“这就对了。”他把纸放在桌上，“科研要扎实，不要总想着走捷径。你那套机器学习算法，花里胡哨的，评审看了都头疼。”

“是。”我点头，“所以我想请一周假，专心重做分析。小鼠那边……”

“让林薇先接手吧。”周承大手一挥，“你好好整理思路。不过砚清啊，一周后，我要看到初步结果。毕竟这个方向，林薇那边也在做，你们算是良性竞争。”

良性竞争。

用我的数据，和我的思路，和我竞争。

“好的。”我站起身，“那我先回去了。”

走出办公室时，我听见周承打电话：“……对，她服软了，要重做分析。嗯，你抓紧时间，在她出结果之前，把文章框架搭起来……数据？她不是说有隐藏代码吗？找计算机系的人破解，最多两天……”

门在我身后关上，隔绝了声音。

走廊很长，两侧挂着历任院长的肖像。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块。

我走过光与暗的交界处，脚步平稳。

那张流程图，周承大概会随手扔进碎纸机。

他不会注意到，流程图右下角，我用铅笔写了极小的三个字母——不是英文，是希腊字母：τ、α、υ。

连起来是“tau”，父亲研究了一辈子的蛋白。

也是父亲那篇被遗忘的文章里，一个未被验证的猜想：tau蛋白的某种特殊修饰，可能不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结果，更是驱动早期病理改变的因。

这个猜想，需要特定标记物才能捕捉。

而那六个“花里胡哨”的机器学习筛出的标记物里，有一个，恰好能指向它。

周承不会在意。

林薇也不会。

他们只会盯着那堆“逻辑混乱”的数据，试图破解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隐藏代码”。

而我，需要这宝贵的一周。

电梯下行时，我打开手机邮件。

一封新邮件躺在收件箱，发件人是“华山医院神经内科顾昭团队”，主题是“关于钟致远教授遗著出版的咨询”。

发送时间是今天凌晨三点二十一分。

邮件正文很短：

“钟砚清女士：获悉令尊遗著整理中，涉及学术伦理议题。恰逢上海脑科学峰会，若方便，可于11月15日下午3点，至会场二楼咖啡厅一叙。顾昭。”

下面附了个私人号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电梯到达一楼，门开。

冷风灌进来。

我按熄屏幕，走出大楼。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母亲护工发来的消息：“钟**，您母亲今天早上一直在翻相册，指着您父亲的照片问‘这是谁’。不过下午好多了，还自己剥了个橘子。”

我站在初冬的寒风里，打字回复：“告诉她，那是她很爱的人。也是我很爱的人。”

点击发送。

然后我打开购票软件，买了一张明天飞往上海的经济舱机票。

付款成功的瞬间，另一条消息弹出。

是林薇。

“砚清，周老师让我接手你的小鼠。笼位号和基因型资料，麻烦发我一下。另外，你那个数据分析的原始代码，能不能也打包给我？老师说让我学习一下。”

学习。

我慢慢打字回复：

“师姐，笼位资料在共享盘‘动物房’文件夹里。至于代码——”

我顿了顿，继续输入：

“我U盘中毒了，正在格式化。等恢复了我发你。”

发送。

然后我关掉流量，走进地铁站。

列车进站时，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周承发来的：“砚清，刚收到消息，顾昭院士那边突然对你父亲的手稿感兴趣，还问起了你。如果那边联系你，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把关。学术界人际关系复杂，别被人利用了。”

我盯着屏幕，直到黑屏倒映出自己模糊的脸。

然后我打字，一字一句：

“谢谢老师提醒。不过顾院士那边还没联系我。如果联系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点击发送。

列车门开，我走进去，靠在角落。

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气味混杂：早餐的豆浆油条、廉价的香水、熬夜的疲惫。

我闭上眼睛。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晚，我在医院守夜。他忽然清醒了一会儿，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砚清，爸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发了多少文章，是教出了你。但爸爸最怕的……也是教出了你。”

那时我不懂。

现在我知道了。

他怕我走上他的路——一条干净、固执、最终被遗忘的路。

列车摇晃，报站声响起。

我睁开眼睛，从包里掏出那个老式U盘，握在手心。

金属外壳被体温焐热。

爸爸。

这一次。

我不走你的路了。

我要走一条，能让你被记住的路。

哪怕，要和魔鬼做交易。

上海国际脑科学峰会的会场，像个巨大的、发光的银色甲壳虫。玻璃幕墙反射着阴天的灰白光线，门口立着三层楼高的海报，上面印着本届主席顾昭的名字——黑体字，下方一行小字：“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我穿着最普通的黑色西装套装，里面是浅灰色毛衣，素颜，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像哪个实验室来蹭会的学生，或者会务组志愿者。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下午两点五十分，我提前十分钟抵达二楼咖啡厅。这里位置隐蔽，靠窗的一排座位用绿植做了半隔断，既能看见楼下主会场熙攘的人群，又能保持相对私密。

我选了最角落的位置，背靠墙壁，面朝入口。

点了一杯美式，没加糖奶。

苦味在舌尖蔓延时，我再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要说的话——不，不是要说的话，是要给出去的东西。

父亲第43本笔记的解密内容，我打印了前三页，用信封装好。不是全部，只是足以证明价值、又不至于暴露全部底牌的引子。

信封放在膝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边缘。

两点五十八分。

入口处的绿植晃动，一个人走了进来。

不是顾昭。

是个年轻女人，看起来三十出头，白衬衫配卡其裤，外面罩了件深蓝色的实验室外套，没**子。短发，戴一副细框眼镜，走路时背挺得很直，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她径直走向我的座位。

“钟砚清？”她停在我桌旁，声音温和。

我站起身：“是我。您是……”

“苏沐，顾老师的学生。”她把其中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顾老师临时被组委会拉去合影，让我先来。他说你喜欢美式，但这家的豆子偏酸，我给你换了中烘的拿铁，不介意吧？”

我看了眼那杯咖啡，奶泡上拉了个简单的叶子图案。

“谢谢。”我坐下。

苏沐在我对面落座，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没那么强的距离感了。

“顾老师看了你邮件里附的那段手稿摘要。”她开门见山，“是关于‘学术成果代际剥夺’的田野调查设计，对吗？”

“是。”我放下膝上的信封，“我父亲在去世前三年，访谈了四十七位中青年科研人员，记录了二十三个疑似案例。这只是方法论部分，完整数据和分析在后面的笔记里。”

苏沐没接信封，而是看着我：“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因为以前我没能力保护它。”我平静地说，“也因为我母亲生病了，需要钱治病，更需要一种目前还没有、但可能被研发出来的药。”

她沉默了几秒。

窗外，楼下主会场传来一阵掌声，大概是某个演讲开始了。

“周承教授知道你来见顾老师吗？”苏沐忽然问。

这个问题很直接，甚至有些冒犯。

但我反而松了口气——对方没跟我绕圈子。

“不知道。”我说，“但应该很快会知道。他昨天暗示可以帮我母亲联系特需病房，今天早上又发消息提醒我‘别被人利用’。”

苏沐的嘴角微微扬了一下，不是笑，更像是一种确认。

“顾老师让我转达两件事。”她身体前倾，声音压低，“第一，你父亲那篇关于tau蛋白的文章，顾老师一直记得。他当年在评审时投了赞成票，但另外两位评审认为‘机制不够新颖’。”

我握紧了咖啡杯。

“第二，”苏沐继续，“周承实验室三个月前在bioRxiv上预印了一篇文章，主题是阿尔茨海默症外周血早期标记物筛选。数据很漂亮，但顾老师的博士后发现，其中一组关键图像的背景噪声模式，和五年前周承另一篇《细胞》论文的附图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