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深秋，华山医院行政楼顶层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坐了十五个人。左侧是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右侧是神经内科临床研究团队，正前方投影幕布亮着，上面显示着汇报标题：《基于多组学整合分析的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精准分型：一项为期一年的探索性研究》。

汇报人那一栏，写着：顾昭，苏沐，钟砚清。

我的名字在最后，小号字体。

但我站在讲台前。

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头发剪短到耳下，素颜，但气色比一年前好了太多。母亲三个月前转入华山医院的临床试验组，用的是一种还在I期阶段的Aβ清除剂，副作用不小，但认知量表评分，奇迹般地稳定住了。

“各位老师，我的汇报分为四个部分。”我按下翻页笔，声音平稳，“首先是研究背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阿尔茨海默症的疾病模型？”

幕布上出现一张经典的阿尔茨海默症病理进展图。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线性进展的疾病：Aβ沉积→tau蛋白缠结→神经元死亡→认知下降。”我圈出那个箭头，“但临床中我们发现，病理改变与临床症状之间，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有些人脑内病理改变严重，却认知正常；有些人病理轻微，却快速进展。”

台下有人点头。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我翻页，一张全新的示意图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可能不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综合征。不同亚型有着不同的驱动机制、不同的病理轨迹、以及——不同的治疗靶点。”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基于这个假设，过去一年里，我们对华山医院记忆门诊的327例早期患者进行了多组学分析：包括血液转录组、脑脊液蛋白质组、以及神经影像组学。”我继续翻页，数据图表一一呈现，“通过无监督聚类，我们初步识别出了四个潜在的亚型——”

我停在这里，看向台下。

顾昭坐在右侧首位，微微颔首。

苏沐在我侧后方，对我比了个“继续”的手势。

“亚型A，我们称之为‘炎症驱动型’，特征是外周血中IL-6、TNF-α等炎症因子显著升高，海马萎缩速率最快。亚型B，‘代谢紊乱型’，胰岛素抵抗相关基因表达异常，颞顶叶连接性下降最明显。亚型C，‘血管功能障碍型’，与血脑屏障损伤相关标志物升高，白质病变最突出。”

我深吸一口气。

“而亚型D，”我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暂时命名为‘突触稳态失衡型’。这个亚型最特别——Aβ和tau病理改变都很轻微，但突触相关蛋白在脑脊液中异常降低，且默认模式网络的功能连接紊乱最为显著。”

我点开一张对比图。

左侧是周承实验室三个月前发表在《自然·衰老》上的那篇文章的摘要图，上面展示了他们发现的“通用早期标记物组合”。

右侧是我做的亚型D的特异性标记物热图。

“有趣的是，”我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当我们用周承教授团队提出的‘通用标记物’去检测亚型D患者时，敏感度只有32%。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亚型D患者，用现有方法会被漏诊。”

会议室彻底安静了。

伦理委员会主席推了推眼镜：“钟……砚清是吧？你的意思是，周承教授那套被业内看好的早期诊断方案，存在重大缺陷？”

“不是缺陷，是局限。”我纠正道，“他们的研究基于一个隐含假设：所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都有相似的病理起源。但如果我们的分型假设成立，那么‘通用标记物’可能只对某几个亚型敏感，而完全错过了其他亚型——比如亚型D。”

“临床证据呢？”一位临床主任问，“亚型D的患者，如果被漏诊，会怎样？”

我翻到下一页，那是一组纵向随访数据。

“这是我们追踪的17例亚型D患者。其中9例在三年前参加过周承实验室的多中心队列研究，当时他们的‘通用标记物’评分均为阴性，被判断为‘认知正常’。但过去三年，这9人全部出现了明确的认知下降，其中4人已经符合轻度认知障碍诊断。”

我放大其中一例的影像图。

“这位患者，女性，62岁，三年前在周承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她脑脊液中突触相关蛋白（SNAP-25、synaptotagmin）水平比健康对照组低40%，且默认模式网络的功能连接强度逐年下降。去年，她开始出现明显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下降。”

我顿了顿。

“而周承实验室基于‘通用标记物’开发的早期筛查试剂盒，下个月就要启动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了。如果我们的分型假设成立，那么这个试剂盒可能会让数以万计的亚型D患者错过早期干预窗口。”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

“这需要验证！”

“样本量还是太小了……”

“但逻辑是通的，如果真有不同亚型，一刀切的诊断肯定有问题。”

“周教授那边知道你们的发现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伦理委员会主席问的。

我看向顾昭。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身边，接过话筒。

“周承教授不知道。”顾昭的声音沉稳，“因为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钟砚清同学在过去一年里，完全切断了与既往学术圈的联系，所有的数据收集、分析、验证，都是在华山医院的体系内完成的。我们有完整的伦理审批、知情同意、和数据溯源记录。”

他顿了顿。

“至于要不要告诉周教授——我想，等我们的预印本在bioRxiv上线后，他自然会看到。”

台下又是一阵骚动。

预印本。意味着研究成果将公开，接受全世界同行的审视。

“顾院士，”一位委员犹豫道，“周教授毕竟是咱们学校的副院长，这个研究……会不会太直接了？”

“科学只问真伪，不问官职。”顾昭平静地说，“如果我们的发现是对的，那么公开它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错了，同行自然会批评指正。这才是科学的正常生态。”

他看向我：“砚清，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我点点头，翻到汇报的最后一页。

那是一张简单的对比表格。

左侧是周承实验室那篇《自然·衰老》文章的贡献者名单：周承（通讯），林薇（共一第一），其他作者七人。

右侧是我这篇预印本的贡献者名单：顾昭（通讯），苏沐（共一第一），钟砚清（共一第二），其他作者五人。

而在表格下方，我加了一行小字：

“致谢：本研究部分灵感源于钟致远教授（1958-2021）未发表的学术笔记。钟教授关于‘疾病异质性’的早期思考，为本研究的假设提供了重要启发。”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掌声响起。

不是热烈的、激动的掌声，而是缓慢的、深思的、带着某种沉重敬意的掌声。

汇报结束，人群陆续离开。顾昭被几位主任围住，苏沐在回答技术问题。我收拾电脑和材料，手在微微发抖。

“钟砚清。”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转身，是伦理委员会主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李主任。”我点头致意。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你父亲要是能看到今天，会为你骄傲的。”

我的眼眶骤然发热。

“谢谢您。”

“但是，”他话锋一转，“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周承不会坐视不理。预印本一发，战争就正式开始了。”

“我知道。”我握紧手中的U盘，“我准备好了。”

李主任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对了，你母亲在我们医院的临床试验组，情况怎么样？”

“稳定。”我说，“虽然还没逆转，但至少没再恶化。”

“那就好。”他笑了笑，“有的时候，临床医生的最大成就，不是治愈，是给时间——给病人时间，也给科学家时间。”

他走了。

我站在空下来的会议室里，窗外是上海灰蒙蒙的秋天。

手机震动，是苏沐发来的消息：“预印本已经上传，链接发你。顾老师说，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开始，会有很多电话。”

我点开链接。

bioRxiv的页面加载出来，标题、摘要、作者列表，一切都和我刚才汇报的一模一样。

我慢慢滑动屏幕，直到看见“下载PDF”的按钮。

指尖悬在上面，停顿。

一年前，我坐在上海那个咖啡厅里，对苏沐说：“我要一个干净的实验室位置。不需要署名权，我只要三年时间。”

现在，我的名字在共一第二。

父亲的名字在致谢里。

而周承的名字，在我这篇论文的讨论部分，被礼貌而尖锐地挑战了。

手机又震，这次是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钟砚清吗？”一个年轻男声，语速很快，“我是《知识分子》的科学记者，我们刚刚看到您在bioRxiv上的预印本，想约个采访，关于阿尔茨海默症分型的新发现，以及它对当前诊断策略的挑战……”

“抱歉，”我说，“目前暂时不接受采访。所有信息都在预印本里。”

挂断电话。

下一秒，另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喂，钟师妹吗？我是周老师课题组的王师兄，咱们以前一起开过组会。你那个预印本我们看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请通过邮件联系。”我挂断。

第三个电话。

第四个。

我关掉手机。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苏沐走进来，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怎么样？”她把一杯递给我，“轰炸开始了？”

我点头，接过咖啡：“比预想的快。”

“正常。”苏沐靠坐在会议桌上，“周承实验室肯定设置了bioRxiv的关键词提醒，‘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诊断’+‘标记物’，你的论文一上线，他们第一时间就会看到。”

她喝了口咖啡：“猜猜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开紧急会议。”我说，“分析我的数据，找漏洞，或者——找把我这篇论文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方法。”

“聪明。”苏沐笑了笑，“但这次，他们可能没那么容易得手。顾老师已经联系了《自然·医学》的编辑，表达了下个月正式投稿的意向。国际审稿人那一关，周承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我握着温热的咖啡杯，没说话。

“你在想什么？”苏沐问。

“我在想C-17。”我轻声说，“他上周出院了，给我发了封邮件，说想见一面。”

苏沐的眉头皱起来：“现在？时机不太对。”

“我知道。”我看向窗外，“但他邮件里说，他手里有一样东西，可能对我们有用。”

“什么东西？”

“周承实验室过去五年所有项目的原始经费报销记录。”我说，“以及，与三家医药公司‘咨询费’往来的银行流水。”

苏沐的咖啡杯停在半空。

“他怎么会……”

“他说，他住院这半年，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转回头，“学术不端只是表象。真正的病灶，是资本与学术权力的合谋，把公共科研资源变成了私人提款机。而他要做的，不是举报一个人，是揭开一整个系统。”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

良久，苏沐放下咖啡杯。

“你想见他吗？”

“想。”我说，“但我需要你陪我一起。还有——我需要顾老师同意。”

苏沐拿出手机：“我现在问。”

她走到窗边打电话，我继续看着窗外。天色渐暗，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

一年前，我站在北京初冬的寒风里，觉得自己像一片无根的落叶。

现在，我站在这里，手里握着可能引爆一个系统的火柴。

我不知道点燃之后会烧掉什么。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点，那些被埋在数据垃圾场里的真相、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那些本可以更早得到帮助的病人，就会永远沉默下去。

苏沐走回来。

“顾老师说，”她看着我，“如果你想见，就去见。但有两个条件。”

“你说。”

“第一，全程录音录像，保障安全。第二，”她顿了顿，“无论C-17给你什么材料，都不要立刻公开。等我们的正式论文被《自然·医学》接收后，再决定下一步。”

我点头：“好。”

“那今晚？”苏沐看了眼时间，“约在哪里？”

我想了想：“外滩，和平饭店咖啡厅。人多，公开场合，安全。”

“行。”苏沐开始发消息，“我安排人提前过去。你也准备一下，记住，无论C-17说什么，保持冷静，不要承诺任何事。”

“明白。”

她发完消息，抬头看我：“砚清，你怕吗？”

我沉默了几秒。

“怕。”我诚实地说，“我怕我做的这一切，最终伤害不了周承分毫，反而让更多人受牵连。我怕母亲的治疗受影响。我怕父亲的名字，最后还是会被遗忘。”

“但你还是做了。”

“嗯。”我看向窗外，玻璃倒映出自己的脸——短发，眼神清亮，和一年前那个在实验室里手抖的女孩，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如果我不做，我会更怕。”我轻声说，“怕十年后的自己，回头看时，发现我成了另一个周承——一个习惯了沉默、习惯了交换、习惯了在系统里找舒适位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苏沐没说话，只是走过来，轻轻抱了抱我。

很短暂的一个拥抱。

“走吧。”她说，“去见C-17。然后，打一场硬仗。”

我收拾好东西，和她一起走出会议室。

走廊很长，灯光很亮。

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一声，一声，像倒计时，也像冲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