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研究所的合同资料大多公开可查。

顾家旗下三家公司分别支付咨询费、设备维护费和数据服务费，金额都在常见业务范围内。

我把三年的付款日期排在一张表上。

每次向海外合作方汇款前，国内研究所都会收到一笔“项目支持费”；钱再分到几个供应商账户，最后一笔设备款又回到同一项目。

助理看着表格问：“这能证明他们在做实验吗？”

“不能。”我说，“只能证明资金路径有异常，项目内容还要核实。”

我没有让她继续追查，也没去研究所碰运气。

未经授权拿到的东西，最后只会让真正的证据变得更难用。

我把公开合同、付款记录、新闻稿和顾屿发来的图片分开编号，标明来源和可信程度。

能确认的写事实，不能确认的留空。

苏禾下班后来公司，手里拿着一份公开报道。

“这家研究所去年办过一次家族健康筛查。”她说，“报道里只拍了大厅，没拍参与者。”

“你怎么找到的？”

“合作名单里有研究所，我查了旧新闻和招募信息。”她把电脑转过来，“后来招募页面删了，但网页存档还在。”

页面写着“高龄家庭健康评估”，报名对象却要求填写成年子女的联系方式和既往病史。

“这只能说明他们收过资料。”我说。

“我知道。还不能说是实验。”

苏禾继续查到一位前行政人员。

对方曾负责整理筛查材料，愿意在安全的地方谈一次，但不愿公开姓名。

见面时，对方把一叠旧工作单放在桌上：“这些是我离职前留下的复印件。我不清楚样本后来去哪，只知道名单里有人根本没来过研究所。”

“这些纸是你保存的原件吗？”苏禾问。

“复印件。原件还在研究所。”

“你愿意把身份告诉调查人员吗？”

对方迟疑：“先让我知道他们会怎么保护我。”

苏禾没有劝她立刻站出来，只请她指出能确认的格式、日期和经手部门。

谈完后，我们把复印件封好，记录交接时间，没有把它当成定罪证据。

回程路上，我问苏禾：“她说名单里的人没到场，这能不能证明有人替他们填了资料？”

“不能。也可能是名单更新不及时。”

“那目前只能证明记录有矛盾。”

“对。先让调查人员核实原始表。”

我把这句话记在证据目录的备注栏。

她没有因为想救人，就把一份复印件说成铁证。

第二天，苏禾联系记者前辈，问对方是否愿意帮忙转交材料。

对方先问证人的安全，再问材料能不能找到来源。

“我们暂时不公开姓名。”苏禾说，“她愿意和办案人员谈，但要先知道保护措施。”

“我可以把线索递过去。”记者说，“别在社交平台发未经核实的名单。”

“不会发。”苏禾答，“我们只交能说明来源的部分。”

顾屿的照片仍是唯一直接指向供体候选的材料。

我给他留言，要求他保留发送设备和原文件，不要再转发给别人。

一个星期后，顾屿恢复联系。

他发来一份回国行程，说海外项目方要求他去国内研究所参加内部复核。

“你签过哪些文件？”我问。

“合作确认和项目责任书。”

“有没有签受试者名单？”

“没有。”

“把你签过的文件都保存好。不要删邮件。”

“你倒像在审我。”

“你要我救你，就先把事实说清楚。”

顾屿没有再回。

两小时后，航班和接待地址发来。

国内研究所就在那条付款记录的收款方地址上。

他回国的日期，排在下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