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跳下黄浦江的那一刻，周建军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下辈子，绝不再当孝子贤孙。

冰冷的江水灌进肺里的刺痛，远不及这四十五年人生的万分之一疼。

他是被活活吸干血而死的。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九十年代身家百万，

新世纪初涉足房地产，本可成为时代弄潮儿——却硬生生被所谓的“亲情”拖进深渊。

父母说：“你是长子，得帮弟弟娶媳妇。”他就掏出二十万给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县城买了房。

弟弟说：“哥，我想开录像厅。”他又给了十万，录像厅三个月后因涉黄被查封，

钱打了水漂。二妹说：“大哥，你外甥要上学区房。”三妹说：“大哥，妈看病需要钱。

”每个人都伸手，每个人都理直气壮。

击来自妻子王秀兰——那个父母用三千元“天价彩礼”从山里娶回来的“三代贫农好女人”。

她偷偷用他的房产证做抵押，给她弟弟的赌债作担保。等法院传票送到时，

三百万债务已如山压顶。全家人的反应是什么？母亲拍着大腿哭：“建军啊，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秀兰弟弟是你小舅子啊！”父亲抽着旱烟：“钱没了再赚，

亲情断了就真没了。”弟弟妹妹们躲得远远的，生怕被牵连。王秀兰跪在地上：“建军，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最后一次妥协，变卖公司、房产，还清了债。然后在一个雨夜，

查出肝癌晚期。医院里，妻子在电话里和她弟商量改嫁的事，

父母在病房外和医生讨价还价：“晚期了就别用好药了，浪费钱。”他拔了输液管，

走到外滩，一跃而下。江水吞没他的时候，岸上灯火辉煌。

这个他奋斗半生却一无所有的城市，正迎接又一个纸醉金迷的夜晚。

如果有来生……2窒息感骤然消失。周建军猛地睁眼，耳边是尖锐的**和嘈杂的人声。

“建军！还不起来上工！要迟到了！”粗粝的男声在耳边炸响。他茫然四顾——低矮的砖房，

糊着报纸的墙壁，掉了漆的搪瓷脸盆，还有墙上那张1983年的挂历。

挂历上的女排姑娘笑容灿烂，旁边印着红色的标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

”“发什么呆！”一只粗糙的手拍在他肩上。周建**过头，

看见一张年轻却沧桑的脸——父亲周大山，五十出头的样子，头发还没全白，

但眉头那道深深的川字纹已经刻下。前世，这道纹路会越来越深，直到他死前去看父亲，

那纹路已如刀刻。“今天车间主任要来检查，你表现好点，争取转正。”周大山语气严肃，

“转正了，工资能多八块钱，也好攒钱给你娶媳妇。”娶媳妇。

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周建军脑子里。就是今年，1983年秋天，

父母用全家积蓄加上借的债，凑齐三千元彩礼，从山里给他娶回了王秀兰。三千元！

在这个工人月薪三十八块五的年代，是天价。父母的说辞他至今记得：“秀兰家三代贫农，

成分好！人老实，**大，好生养！贵是贵点，但娶妻娶德，这样的女人才旺夫！”旺夫？

旺到他四十五岁跳黄浦江。“爸，”周建军开口，声音沙哑得自己都陌生，

“我今天不去厂里了。”“你说什么？”周大山瞪大眼睛。“我说，”周建军慢慢坐起来，

一字一句，“我不去纺织厂了。我要辞职。”3家里炸了锅。

母亲李桂兰直接坐到地上拍大腿：“我的老天爷啊！你好不容易顶替你爸进了厂，

怎么说不上就不上了！临时工也是铁饭碗啊！”“临时工算什么铁饭碗？

”周建军平静地穿衣服，“一个月二十八块五，干最累的活，背最黑的锅。转正？

等排队排到，我都三十了。”“那你想干啥？”周大山气得脸色铁青。“做生意。

”周建军吐出三个字。“做个体户？”李桂兰尖叫起来，“那是资本主义尾巴！

被人看不起的！建军啊，你可不能糊涂！咱们家可是三代工人阶级，根正苗红——”“妈，

现在是1983年，不是1963年。”周建军打断她，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允许农民经商。深圳那边，个体户都成万元户了。”“那是南方！

咱们这儿是华北！”周大山拍桌子，“你一个初中文化的，做什么生意？赔了本，

全家喝西北风？”周建军不说话了。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在父母那代人眼里，

进国营厂就是祖坟冒青烟，个体户就是走资派，娶媳妇就要娶成分好的，哪怕花光家底。

前世的他，顺从了四十五年。这一世，他要换种活法。“反正我不去厂里了。

”周建军拿起桌上的窝窝头咬了一口，“今天我去市里转转。”“你——”周大山扬起手。

周建军抬头看着他，眼神平静无波：“爸，你这一巴掌打下来，

以后我每个月给家里交十块钱生活费。不打，我交十五。”手僵在半空。

李桂兰连忙爬起来打圆场：“建军啊，你是不是中邪了？怎么说话这么冲……”“我没中邪，

我就是想通了。”周建军站起身，“人活着，不能总被别人安排。我的命，我自己挣。

”他走出家门时，听见母亲在身后哭：“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变？不，是回来了。

回到一切还没开始，还可以重来的1983年。4周建军在市里转了一天。

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这条街1985年会拆，

盖起全市第一个百货大楼；那个十字路口1987年会通车，

成为商业中心；火车站旁边那片荒地，1988年会被香港商人买下，

建起五星级酒店……而他前世在做什么？在纺织厂三班倒，每月领二十八块五，

交给家里二十，自己留八块五。抽烟最便宜的“大前门”，看电影要攒三个月钱。

直到1986年，厂里效益下滑，第一批下岗名单里就有他这种临时工。那时他才着急，

学着别人去南方倒腾电子表，结果本钱被骗光，回家被父母骂了三个月。

后来还是靠着一个机会——在深圳认识的一个港商，带他做服装外贸，才慢慢起家。

可挣来的钱，没一分花在自己身上。父母要盖新房，他出钱。弟弟要结婚，他出钱。

妹妹要嫁妆，他出钱。妻子娘家要这要那，他出钱。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他“有出息”了，就该拉扯全家。拉扯到最后，他成了被吸干骨髓的骆驼，倒在沙漠里，

无人问津。“这一世，”周建军站在百货公司门口，看着橱窗里时髦的收录机，

“我要先让自己活成人。”5启动资金是最大的问题。家里不可能给钱，

父母已经把积蓄都规划好了——三千元彩礼，一千元办酒席，剩下的给弟弟周建国说亲用。

周建军摸遍全身，只有六块三毛钱。其中五块还是上个月工资剩下的。但他有记忆。

1983年夏天，这座城市会发生几件大事。第一，七月底连降暴雨，城东老库房垮塌，

里面封存的一批“四旧”物资被清理出来，公开处理。其中有不少古籍字画，

被不识货的人当废纸卖。第二，八月中旬，南方来的贩子会在黑市收购全国粮票，

价格比官方兑换高出一倍。因为南方乡镇企业兴起，大量农民进城打工，需要粮票吃饭。

第三，九月，火车站旁边会开第一家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

而最受欢迎的是“迪士高磁带”，一卷能卖到二十元，是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

周建军算了算时间，今天是7月15日。距离暴雨还有十天。6要搞到第一桶金，需要本金。

周建军去了厂里，没找车间主任，直接去了工会。工会主席老孙是个退伍军人，为人正直，

前世周建军下岗时，老孙曾私下塞给他五十块钱，说：“建军，拿着，别让家里人知道。

”那是前世少有的温暖。“孙主席，我想预支三个月工资。”周建军开门见山。

老孙正在看报纸，闻言抬头：“预支？为什么？”“家里急用。”周建军没细说，

“我可以写借条，按手印。如果厂里不同意，我也可以辞职，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了。

”老孙打量着他：“建军，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不能胡来。”“我知道。”周建军说，

“就是因为我得扛起这个家，才不能只挣那二十八块五。孙主席，时代变了，光靠死工资，

养不活一家人。”这话触动了老孙。他儿子去年也辞职去南方了，现在每月往家里寄一百多。

“预支不行，厂里没这规矩。”老孙沉吟片刻，“但我可以个人借你五十块。不要利息，

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五十块。在这个一分钱能买块糖的年代，是重礼。

周建军眼眶发热：“孙主席，我会还您十倍。”“别说这些。

”老孙从抽屉里拿出五张十元大钞，“记住，人穷不能志短。但也要脚踏实地，别好高骛远。

”周建军郑重接过钱。走出工会时，他手里有五十六块三毛钱。这是他的全部筹码。

7接下来的十天，周建军做了三件事。第一，

用十块钱从旧货市场淘了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手自行车。第二，

用二十块钱买了雨布、麻绳、手电筒，还有一把结实的大锁。第三，

剩下的钱全部换成粮票——不是买，是换。他帮厂里几个老光棍洗衣服、打扫宿舍，

换来他们用不完的粮票。又用两包“大前门”从食堂师傅那里换来一些。到7月24日，

他手里有二百七十斤全国粮票。而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有暴雨。当天晚上，周建军没回家。

他跟父母说厂里加班，实际上骑车去了城东老库房附近，在一处废弃的传达室落脚。

凌晨三点，暴雨如约而至。雷声滚滚，闪电撕裂夜空。周建军裹着雨衣，

盯着远处那排老旧库房。前世这场雨下了整整一夜，库房在黎明时分倒塌。天亮后，

街道办组织人清理，把里面的东西拖出来堆在空地上。

有红卫兵时期收缴的“四旧”物品：旧书、字画、瓷器，还有一堆不知名的破烂。

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敢买——怕惹上政治麻烦。只有一个收废品的老头，

花五块钱拉走了一车“废纸”。后来听说，那堆废纸里有两幅齐白石的虾戏图，

被南方来的文物贩子用五百块买走了。五百块！在1983年，能在城里买半间房。

周建军等的就是这一刻。8雨在清晨六点转小。库房果然塌了，一面墙整个倒下来，

露出里面堆积如山的杂物。街道办王主任带着七八个人赶到，

看着一片狼藉直皱眉：“赶紧清理！这些东西堆这儿像什么样子！”“主任，

这些东西怎么处理？”有人问。“能用的拉回街道办，不能用的……谁要谁拉走！

”王主任挥挥手，“注意安全啊！”周建军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王主任，

”他递上一支“大前门”——用最后三毛钱买的，“我家里想糊墙，这些旧书报纸，

能便宜点卖给我吗？”王主任看看他，又看看那堆湿漉漉的破烂：“你要这些？

都是‘四旧’玩意儿……”“糊墙不看内容，看厚度。”周建军笑着说，“我家那土墙，

夏天漏风冬天漏雨，多糊几层能暖和点。”这话说得实在。王主任点点头：“那你看着给吧。

不过得自己拉走，街道没车。

”周建军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孙主席借的五十块剩下的最后五块。“主任，我身上就这些。

”王主任接过钱，摆摆手：“拉走吧拉走吧，堆这儿还占地方。”周建军开始干活。

他把那些湿透的字画卷轴、线装书、拓片，小心翼翼地用雨布包好，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又挑了几件看起来完整的瓷器，用旧衣服裹了塞进麻袋。来回拉了四趟，

才把那堆“废纸”搬完。最后一趟时，一个卷轴从包裹里滑出来，在泥水里展开半截。

周建军蹲下身，借着晨光看那泛黄的绢布——工笔花鸟，色彩斑驳，但笔触精致。

右下角有个模糊的印章：“八大山人”。他心脏狂跳，手却稳如磐石，慢慢将卷轴收好。

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的画僧，真迹在二十一世纪拍卖会上，一幅能过亿。

虽然这幅已损毁严重，但在这个年代，足够换他第一桶金。9东西拉回废弃传达室，

周建军仔细清点。字画十七幅，大多破损，但有两幅相对完整：除了那幅八大山人的花鸟，

还有一幅郑板桥的竹子。线装书四十二本，有《周易》《诗经》的明清刻本，

也有地方志、族谱。瓷器十一件，多是民窑，但有一对青花小碗看起来品相不错。

最让他惊喜的是一方砚台——端砚，巴掌大小，雕刻精美，摸上去温润如玉。

周建军不懂文物，但前世跟港商打交道时，见过人家收藏这些东西。

那个港商说过一句话：“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现在内地人不识货，正是捡漏的好时候。

”他把东西仔细藏好，只带着那对青花碗和砚台，去了市里的文物商店。

1983年的文物商店还属于国营，冷冷清清。柜台后坐着个戴眼镜的老头，正在看报纸。

“同志，帮忙看看这两样东西。”周建军把碗和砚台放在柜台上。老头推了推眼镜，

拿起碗看了看：“民窑青花，清中期的，品相还行。”又拿起砚台，手顿了顿，

掏出放大镜仔细看。“这个……”老头抬起头，“哪来的？”“家里祖传的。

”周建军面不改色，“老人走了，收拾屋子找出来的。想问问值多少钱。

”老头沉吟片刻：“碗一对，店里收的话，二十块。砚台……这是端砚，老坑料，雕工也好。

能给八十。”一百块。周建军心里有数了。这价格压得低，但国营店就这样。如果去南方，

至少能翻三倍。但他等不了那么久。“行，就这个价。”他爽快答应。老头有些意外，

多看了他两眼，开票付款。周建军拿着一百元巨款走出文物商店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

这是他重生后挣到的第一笔钱。10有了本金，下一步就是粮票。南方贩子八月中旬才会来，

但周建军知道他们落脚的地方——火车站旁边的红星招待所。

他花两块钱开了个最便宜的通铺床位，每天去招待所门口转悠。第八天，他等到了人。

三个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南方人，提着人造革皮包，说话带着粤语口音。他们进了招待所，

直接包了一个房间。周建军等到晚上，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警惕地看着他：“找谁？”“听说你们收粮票。”周建军压低声音。男人打量他：“进来。

”房间里烟雾缭绕，另外两个人正在数钱——厚厚一沓十元大钞，看得人眼热。“有多少？

”男人问。“二百七十斤，全国粮票。”周建军说。男人眼睛一亮：“什么价？”“黑市价，

一斤换一块二。”周建军说得很稳。这时候官方兑换是一斤粮票六毛钱，黑市能到一块，

他开一块二，是试探。果然，男人皱眉：“太贵。一块一，全要了。”“一块一毛五。

”周建军不退让，“我知道你们运到南方，一斤能卖到一块八。我这儿量大，省得你们零收。

”三个南方人对视一眼，刚才开门的男人笑了：“小兄弟懂行啊。行，一块一毛五，

但要验货。”周建军从怀里掏出粮票——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清点，算账。二百七十斤，

一斤一块一毛五，总共三百一十块五毛。南方人爽快地付了钱，三十一张十元，

再加五毛硬币。周建军把钱贴身收好，走出招待所时，腿有点发软。三百一十块五毛，

加上之前的一百，他手里有四百一十块五毛。在1983年，这是一笔巨款。

普通工人要不吃不喝攒一年。11周建军没有回家。他在市郊租了一间民房，月租五块钱。

又花二十块买了被褥、煤炉、锅碗瓢盆。安顿好后，他去了趟百货公司，

买了两套像样的衣服——的确良衬衫，涤纶裤子，花了十八块。又花十五块买了双皮鞋。

人靠衣装马靠鞍。他要做生意，不能再穿得像个穷工人。接下来半个月，

他做了几件事：第一，把剩下的字画古籍仔细清理、晾干，挑出相对完整的打包好。第二，

去图书馆查资料，确认了那幅八大山人花鸟画和郑板桥竹子的价值——虽然不懂行，

但知道名头越大越值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打听到了一个消息。深圳那边，

有个香港来的古董商，正在高价收购内地流散文物。那人姓梁，住在罗湖的一家酒店里。

周建军做出了决定：去深圳。临走前，他回了趟家。12家里气氛压抑。

父亲周大山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脸色铁青。母亲李桂兰眼睛红肿，显然哭过。

“你还知道回来！”周大山看见他，猛地站起来，“一个月不见人影！厂里说你辞职了！

街坊邻居都在议论，说老周家儿子不学好，跟流氓混去了！”周建军平静地走进屋，

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周大山愣住了，李桂兰也忘了哭。

五十块！比周建军以前在厂里干两个月的工资还多。“你……你哪来的钱？

”周大山声音发颤，“建军，咱可不能干违法的事啊！”“正经赚的。”周建军说，“爸，

妈，我要去趟南方，可能两三个月才回来。这五十块你们先用着，

不够的话……”他又掏出五十块：“这是额外的。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李桂兰盯着钱，眼睛发直。“我走这段时间，你们别给我张罗亲事。”周建军一字一句，

“尤其是什么‘三代贫农’‘**大好生养’的姑娘，一个都别见。

”周大山皱眉：“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秀兰那姑娘多好——”“她不好。”周建军打断他，

“爸，我知道你们为我好。但娶媳妇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挑。”“你自己挑？

你能挑出什么花来？”周大山火了，“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娶妻娶德，

模样好看能当饭吃？”又是这套说辞。前世听了四十五年，听得家破人亡。“这样吧，

”周建军换了个说法，“我这次去南方，如果能挣到三千块钱回来，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如果挣不到，你们说娶谁就娶谁。”“三千块？”李桂兰倒吸一口凉气，“建军，

你别说大话！”“是不是大话，三个月后见分晓。”周建军把第二张五十块推过去，“这钱，

买你们三个月的沉默。行就行，不行我以后一分钱都不往家里交。”**裸的交换。

周大山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咬牙：“行！就三个月！要是挣不到三千，你就老老实实回来，

跟秀兰结婚！”“成交。”周建军走出家门时，夕阳正好。三个月，三千块。在1983年，

这是天文数字。但他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13去深圳的火车上，

周建军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硬座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他抱着装着字画的帆布包，靠在车厢连接处打盹。

“小伙子，帮个忙。”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周建军睁开眼，看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

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他手里提着个大皮箱，想放到行李架上，

但明显力气不够。“我来。”周建军接过皮箱，掂了掂，还挺沉。“谢谢。”老者擦了擦汗，

“出门在外，就是不方便。”两人聊起来。老者姓沈，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

去深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小同志去深圳做什么？”沈教授问。“做点小生意。

”周建军含糊道。沈教授点点头，没多问。这个年代，去南方的年轻人，

十个有八个是“做生意”的。列车过长江时，两人聊起了时事。沈教授学识渊博，

从改革开放讲到经济特区，从乡镇企业讲到中外合资。周建军听得认真，偶尔插两句，

观点往往切中要害。“小同志不简单啊。”沈教授有些惊讶，“这些见解，

不像你这个年纪该有的。”周建军笑笑：“瞎琢磨的。”沈教授沉吟片刻，

从皮箱里拿出一本书：“这本《政治经济学》送你。年轻人多读书，总没坏处。

”周建军接过，道了谢。翻开扉页，

上面有沈教授的签名和一行赠言：“致周建军同志：知识改变命运，眼界决定格局。

”他心头一暖。前世四十五年，除了孙主席那五十块，少有人这样真诚待他。“沈教授，

”周建军忽然说，“您懂文物字画吗？”沈教授眼睛一亮：“略知一二。怎么，

小同志有兴趣？”周建军从帆布包里小心取出那幅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他只带了这一幅，

其他的都藏在租的房子里。车厢里光线昏暗，但沈教授只看了一眼，就倒吸一口凉气。

“这……这是真迹？”“我不懂，家里翻出来的。”周建军说，“您给看看。

”沈教授掏出手帕擦擦手，又拿出老花镜戴上，借着过道的灯光仔细看。手指轻轻触摸绢布，

又仔细辨认印章。良久，他长叹一声：“可惜，可惜啊。”“怎么？

”“这是八大山人晚年的作品，笔法已入化境。你看这鸟的眼睛，一点墨，

却有睥睨天下的神气。”沈教授指着画，“但这保存太差了，

虫蛀、水渍、霉斑……修复难度极大。”周建军心里一沉：“那还值钱吗？”“值钱？

”沈教授笑了，“小同志，艺术品不能光用钱衡量。不过如果非要论价……这幅画如果完好，

在海外拍卖，至少值十万美金。”十万美金！1983年的汇率，一美元换两块八人民币，

那就是二十八万！“但以现在的品相，”沈教授话锋一转，“能卖出十分之一的价格，

就算不错了。而且国内没人识货，得找对买家。”周建军深吸一口气：“沈教授，

您认识香港来的梁先生吗？”沈教授一怔：“你找他？”“听说他收这些东西。

”沈教授看着周建军，眼神复杂：“小同志，梁先生我确实认识。

但那个人……做生意很厉害，你小心被坑。”“谢谢您提醒。”周建军诚恳地说，

“但我需要这笔钱。”沈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个地址和电话。

“这是梁先生在深圳的住处。提我的名字，他会见你。”他把纸条递给周建军，

“就说沈从文介绍的。”周建军郑重接过：“沈教授，大恩不言谢。”“不用谢我。

”沈教授摆摆手，“我只希望，这些东西能到真正懂它、爱它的人手里，别糟蹋了。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周建军握着手里的纸条，知道第一道门，已经打开了。14深圳，

罗湖。周建军站在友谊酒店门口，看着这座1983年深圳最豪华的涉外酒店——七层楼高，

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门口停着几辆皇冠轿车。跟他一身的确良衬衫、涤纶裤子格格不入。

但他没有犹豫，径直走进大堂。“先生，请问您找谁？”前台服务员打量着他，

语气礼貌但疏离。“我找香港来的梁先生，梁世昌。”周建军说，“沈从文教授介绍的。

”服务员愣了一下，拿起内线电话。五分钟后，一个穿着西装、梳着油头的年轻人下来，

客气但审视地看着周建军：“梁先生请你上去。请跟我来。”电梯停在六楼。走廊铺着地毯，

踩上去悄无声息。套房的门开着，里面传来粤语戏曲的声音。周建军走进去，

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沙发上，穿着丝绸睡衣，手里把玩着一串佛珠。他就是梁世昌，

香港有名的古董商，也是未来十几年内地文物走私的幕后大佬之一。

前世周建军听说过这个人，但没打过交道。只知道他九十年代因为走私文物被判刑，

后来出狱去了美国。“沈教授介绍来的？”梁世昌开口，普通话带着粤语腔调，“坐。阿强，

倒茶。”周建军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脚边。“沈教授说，你有东西给我看？

”梁世昌单刀直入。周建军打开包，小心取出那幅画。梁世昌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

随即坐直了身体。他戴上白手套，接过画，走到窗前仔细看。看了足足十分钟。“八大山人。

”梁世昌放下画，摘下眼镜擦了擦，“真迹。但品相太差了。

”“所以需要梁先生这样的人来修复、保存。”周建军说。梁世昌笑了：“年轻人会说话。

开个价吧。”周建军深吸一口气：“沈教授说，这幅画如果完好，值十万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