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醒来我是被一巴掌扇醒的。“赔钱货！就知道睡！家里哪有闲米养你这种吃白饭的！
”耳边的声音尖利刺耳，像是有人拿指甲刮黑板。我睁开眼，入目是一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
墙上糊着旧报纸，头顶是一盏发黄的15瓦白炽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粗布褂子，手里还攥着一根擀面杖。
“苏小禾！你聋了？你婶子叫你呢！”那女人又喊了一声，擀面杖差点戳到我脸上。
我叫苏小禾。不，这不是我的名字。我叫苏禾，2024年的苏禾。
我是C9高校金融专业硕士毕业，在头部投行做了六年，刚被提拔为副总裁。三天前，
我在公司年会上喝多了，从28楼的阳台上掉了下来。然后我醒了，
醒在一个叫“苏小禾”的17岁女孩身上。1983年，秋天，皖南一个叫石桥村的地方。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涌进来一堆不属于我的记忆：苏小禾，父母双亡，寄住在叔叔婶婶家，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喂猪、做饭、洗衣、下地，吃不饱穿不暖，被当作牲口使唤。
她上个月刚被叔叔做主，许给了隔壁村的周建安，收了人家三百块钱彩礼。
下个月就要嫁过去了。周建安，24岁，在家种地，整天游手好闲，喝酒赌钱。
上一个许给他的姑娘，被他喝醉了酒打跑了的。而苏小禾，不愿意嫁，试图跑过一次。
被抓回来之后，婶子用擀面杖打了她一顿，关在柴房里饿了两天。我闭了闭眼，
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上辈子的苏禾，29岁就做到了投行副总裁，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
谈判桌上从来没输过。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牛鬼蛇神没打过交道。我深吸一口气，
撑着身子从地上站起来。“婶子。”我开口，声音沙哑，
但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被擀面杖打过的人，“那三百块钱，我会还的。这桩婚事，我不嫁。
”婶子孙梅愣了一下，随即瞪大眼睛，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不嫁？你凭啥不嫁？
你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你以为你是千金大**？三百块钱，你拿什么还？
拿你那两条细胳膊？”我看了她一眼，没有争辩。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上辈子我在投行最擅长的事情，是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挖坑埋自己。“婶子，您放心，
一个月之内，三百块钱，我连本带利还给您。”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在我还钱之前，
婚事暂缓。一个月之后如果我还不上，我二话不说，自己上花轿。”孙梅盯着我看了好几秒，
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像是在掂量这句话的分量。三百块钱，在1983年的农村，
是一个壮劳力大半年的收入。她当然不相信我能拿得出来。“行。”孙梅冷笑着说，
“一个月。到时候你拿不出钱来，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她没有注意到的是，
我在说“连本带利”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弧度。上辈子在投行，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口头承诺”了。但孙梅不知道，这种承诺对我来说，不过是缓兵之计。
我要的不是一个月的时间，我要的是——永远摆脱这张牌桌。我走出柴房，站在院子里，
抬头看了看天。1983年的天空，比2024年蓝得多，蓝得不像真的。
远处有炊烟升起来，空气里有柴火和猪食混合的味道。院子里有一棵歪脖子枣树，
树上挂着半串红透了的枣子。墙角堆着一垛柴火，旁边是一口压水井。
这不是2024年那个能刷脸支付、能点外卖、能一键叫车的水泥森林。但这是1983年。
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已经开始赚到第一桶金了。1984年，
**同志首次南方视察后将催生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
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宗庆后这些后来的商界大佬，都将在这一年踏上创业之路-19。
南方沿海城市的商品批发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个体户从“投机倒把”变成了“发家致富”的象征，“你下海了吗？
”将成为八十年代初最流行的问候语-。而我知道接下来二十年每一步的财富密码。
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选择——考大学还是做生意。我两个都要。
考大学是为了拿学历、进圈子、建立人脉；做生意是为了积累资本、掌握话语权。
上辈子我用了十五年爬到投行副总裁，每天996，看尽人间冷暖，
到头来一场年会就全没了。这辈子，我17岁。我有大把的时间。我有一整个时代的机遇。
我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列了一个清单：第一步，赚钱。三百块钱的“卖身债”，
一个月之内必须还清。这是当务之急。第二步，考大学。1983年的高考已经过了，
下一场是1984年7月。我还有不到十个月的时间。第三步，做生意。从摆摊开始，
积累本金，然后追着政策红利走。我走到压水井边，压了一盆水，洗了把脸。井水冰凉刺骨，
激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对着水里的倒影看了看自己现在的脸——瘦，瓜子脸，颧骨微微凸起，
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但五官底子不错，一双眼睛尤其亮。这是苏小禾的脸。从现在开始，
也是我的脸。“苏小禾已经死了，”我低声说，“活下来的是苏禾。
”我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正式的了断。转身回到屋里，
我从床底翻出一个布包。这是苏小禾仅有的“财产”——一双半新的布鞋，
一面破了角的镜子，还有一张皱巴巴的毛票，总共三毛八分钱。三毛八分钱。
上辈子一顿早餐都不够的钱。我攥着那几毛钱，嘴角却弯了起来。不是因为好笑，
是因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兴奋——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地狱开局”。没有退路，没有依靠，
只有你自己。上辈子在投行最痛苦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反而什么都有了。因为你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而现在，
我连这“三毛八分钱”都可以失去。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财富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
而是脑子里有多少东西，心里有多少胆量。2第一桶金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
我就起了床。上辈子苏禾的作息是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出门，九点到公司。
但苏小禾的身体习惯了早起的节奏，我也没觉得多难受。我摸黑穿好衣服，把布包塞进怀里，
蹑手蹑脚地出了门。门外的空气冷得刺骨，秋天凌晨的石桥村笼罩在一片浓雾中。
我沿着田埂走了二十分钟，到了镇上。石桥镇不大，一条主街从头走到尾也就十来分钟。
街上有供销社、粮站、卫生院、邮局，还有两家个体户开的小卖部。1983年的乡镇，
个体户还是新鲜事物，大多数人买东西还是习惯去供销社——公家的，放心。
但供销社的东西贵，品种少，服务态度还差。那些最先摆摊卖货的人，正是瞅准了这个空子。
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第一批下海试水经商的，
很多是被正统体制边沿化的人——心眼活、不安分、不被单位看好的“调皮捣蛋分子”--。
他们倒商品、倒批件、倒配额，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找饭吃，反而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我不需要去南方倒货。我有现成的。苏小禾的记忆告诉我，镇上的供销社每逢三六九赶集，
从附近各村涌来的农民会把鸡蛋、干菜、山货拿来卖。收鸡蛋的大多是二道贩子，
从农民手里低价收，转手送到县城加价卖。中间商赚差价，这是最古老的生意模式，
也是最稳定的。但我要做的不是倒卖鸡蛋。
我在苏小禾的记忆里找到了一个信息：石桥村背后的那片山里，长着一种野生的葛根，
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供销社不收葛根，但在县城的中药铺子里，
葛根干片能卖到六毛钱一斤。六毛钱。一斤葛根干片能卖六毛钱。
一斤鲜葛根晒干后大约能出二两干片，也就是说，五斤鲜葛根能卖六毛钱。五斤鲜葛根，
一个女人用半天时间就能挖到。剩下的就是体力活和耐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挖葛根。
婶子孙梅还在睡觉，叔叔苏德厚昨晚喝多了，鼾声如雷。我带上柴刀和蛇皮袋，
沿着屋后的山路往后山走。山里的晨雾浓得像一锅白粥，路边的草叶上挂满了露水。
我在投行练就的十公分高跟鞋能穿出平底鞋的感觉，但走这种山路完全是另一回事。
泥土松软，石头湿滑，我一个踉跄差点摔进路边的沟里。“苏禾，你行不行啊。
”我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走了大概四十分钟，我终于在一条小溪边上发现了一大片葛藤。
葛藤这东西生命力极强，藤蔓爬得到处都是，叶片肥大，根茎粗壮。我用柴刀砍开藤蔓，
顺着藤找到根部，然后开始往下刨。上辈子我唯一干过的体力活是搬家时自己搬箱子。
但苏小禾这双手虽然瘦，骨节分明，却有力气。不到一个小时，我挖出了十几斤鲜葛根，
堆在蛇皮袋旁边。我歇了口气，掏出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个冷红薯啃了两口。
红薯是昨天晚饭剩下的，又硬又凉，但嚼在嘴里有一种粗糙的甜味。
我一边嚼一边盘算着接下来的步骤。挖葛根只是第一步。葛根挖出来之后，要洗干净，削皮，
切成薄片，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晒干的葛根片才能卖给药铺。秋天日头好，
晒两天就能干透。也就是说，从挖到卖，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我继续挖，一直挖到日头升高，
雾散了，山下的村庄在阳光下一览无余。蛇皮袋装得满满当当，少说有三十来斤。
三十斤鲜葛根，晒干后大约能出六斤干片。六斤干片，按六毛钱一斤算，就是三块六毛钱。
三块六毛钱。上辈子我请客户吃一顿饭，够挖三千斤葛根。但在这里，
三块六毛钱就是苏小禾一个月的零花钱。我告诉自己，积少成多。所有的大生意，
都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的。上辈子我进投行第一个项目，是从整理底稿开始做的，
一页一页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一步登天的。
我扛着三十斤重的蛇皮袋往山下走，肩膀被压得生疼。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几个早起的村民看到我，交头接耳地嘀咕。“那不是苏家的丫头吗？大早上从后山下来，
扛那么大一个袋子……”“听说是被许给周家了，下个月就出嫁，
这时候还去山上挖东西……”“苏家那两口子也是黑心，
三百块钱就把人打发了……”我不理他们，低着头走。
上辈子的苏禾在投行里被人当面骂过更难听的话，这种程度的闲言碎语，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回到苏家院子的时候，孙梅已经起来了，正在灶房里烧火做饭。她看到我扛着蛇皮袋进来，
脸色一沉：“又死哪儿去了？猪还没喂呢！”“婶子，我去山上了。”我把蛇皮袋放在墙根，
没有解释里面是什么。孙梅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再说什么，转头继续烧火。在这个家里，
苏小禾就是一个透明人，不值得她多费口舌。我洗了葛根，削了皮，切成薄片，
铺在院子的簸箕里。孙梅出来倒水，看到簸箕里白花花的葛根片，愣了一下。
“你弄这些干什么？”“卖钱。”我说，“还您的三百块钱。”孙梅哼了一声，
嘴角挂着不屑的笑，转身走了。她根本不信我能靠几片葛根还上三百块钱。我也不需要她信。
我只需要她暂时别找我的麻烦。3镇上赶集五天之后，我第一次去县城。
晒干的葛根片攒了大概十二斤，按六毛钱一斤算，能卖七块二毛钱。
加上我又挖了几株野生的党参和黄芪，那是苏小禾记忆里山上的药材，药铺也收。
党参加上黄芪，大约能卖两三块钱。这是我重生后的第一桶金。不多，
但够我买一些必需的东西——一沓白纸，一支钢笔，一瓶墨水，还有几本初高中的课本。
石桥村到县城有二十多里路，不通公交车，只能走路。我凌晨三点就起床，背着竹篓上路，
走四个小时，赶到县城的时候天刚亮。1983年的县城，比我想象的繁华。
主街上已经有不少个体商户摆出了摊位，卖布匹的、卖日用品的、卖小吃的，
吆喝声此起彼伏。街上的人穿着各色衣服，灰蓝色的中山装和军绿色解放鞋还是主流，
但已经有年轻人穿上了喇叭裤和花衬衫，戴着蛤蟆镜，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
按着铃铛在人流里穿行-。几个年轻姑娘烫了头发，穿着碎花的确良衬衫，脚踩白色高跟鞋，
烫了卷的刘海用发胶固定得一丝不苟，远远看过去和香港挂历上的明星一模一样。
县城的马路还是水泥路，路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
不时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后斗里装着货物，有时还装着人。
偶尔有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呼啸而过，扬起一**灰尘。
空气中混杂着汽油味、炸油条的香味和路边公厕飘来的氨水味。
上辈子的苏禾在五星级酒店的套房里点着香薰蜡烛，
现在的苏禾在八十年代的县城街边吃三毛钱一碗的馄饨，用缺了口的瓷碗，馄饨皮薄馅大，
葱花和虾皮在汤里浮浮沉沉，一口下去从胃暖到心。这才是真实的1983年。
我先把葛根和药材卖给了街尾的一家药铺，一共卖了九块八毛钱。
药铺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称药材的时候把秤杆抬得很高，
看准星的时候把秤拿到眼皮底下。“小姑娘，这葛根是你自己挖的？”他一边付钱一边问。
“嗯，山上的野葛根。”“片切得薄，晒得干，品相不错。下次还有，还拿来。
”九块八毛钱。我把钱叠好，塞进布包里，心里默算了一下。加上之前攒下的三毛八，
现在一共有十块一毛八分钱。十块钱。在这个年代，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大米了。
然后我去了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书店不大，一排排书架上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还有一个角落卖教科书和参考书。我花了三块多钱买了一套初中的数理化课本和几本参考书，
又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两刀白纸和一支钢笔、一瓶墨水。抱着这些书走出书店的时候，
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踏实感。上辈子的苏禾读的是C9名校的金融硕士，
高考分数全省前三百。她的脑子比普通人转得快，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都是顶尖的。
1983年的高考试卷，她虽然没有见过，但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应付。
不是靠穿越的“金手指”，是靠脑子。但知识只是一部分。
80年代的高考录取率极低——1982年全国报考人数187万，录取32万人，
录取率仅约17%-。考上大学的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毕业包分配，
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辈子苏禾高考的时候，
录取率已经超过了70%，班里考不上的才是少数。但在1983年，情况完全相反。好在，
我还有将近十个月的时间。4偶遇从书店出来，路过县城的农贸市场时，我停下了脚步。
市场里人头攒动，卖菜的、卖肉的、卖干货的、卖布匹的，各色摊位挤满了整条街。
最热闹的是布匹摊位前，几个中年妇女正围着一个摊主，你一言我一语地讨价还价。
我好奇地挤过去看了一眼——摊子上摆着几匹的确良布料，颜色鲜亮，有碎花的、有条纹的，
一看就是从南方倒腾来的。的确良是八十年代最时髦的面料，比棉布挺括，不容易皱，
花色也洋气，是女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1983年，的确良从南方沿海倒腾到内地，
一转手就能翻倍卖。我站在布摊前，脑子里突然亮起了一盏灯。葛根一天最多挖二三十斤，
晒干了卖，顶天了一天赚两三块钱。这已经是体力活的天花板了。但倒卖商品不一样。
一件的确良衬衫在南方进货可能只要几块钱，拿到内陆县城一转手，卖到十几二十块。
扣除路费，利润对半开。这就是八十年代初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做的生意。
1983年到1984年，
从广州、深圳、珠海这些地方往内地倒腾电子表、蛤蟆镜、喇叭裤、录音机、布料，
只要胆子大，不怕吃苦，一年赚几千上万块不是梦。在职工月均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
万元户已经是大富大贵的代名词了。我需要资本。三百块钱的债只是小头，
真正的大头是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倒卖服装是最好的起步方式——门槛低，周转快，利润高。
但我需要先找钱。“小姑娘，让一让。”身后有人说话。我侧身让开，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年轻男人从我旁边走过去。他身材高挑，五官清俊，
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手里拿着一本书。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他手里的书。
《建筑设计原理》。我的目光跟着他走了一段。他走到街角的一棵梧桐树下停下来，翻开书，
靠在那里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他的书页上，光影斑驳。
上辈子的苏禾对建筑学没什么了解，但她知道一件事——八十年代学建筑的人，
和别的专业不太一样。建筑学要学五年，课程多，要求高，但毕业之后路子宽。
赶上改革开放后的建设热潮，建筑设计院、房地产公司、**部门，到处都是机会。
她隐约记得后来的一些房地产大佬，有好几个是建筑学或者土木工程科班出身。
她看了看那个男人的侧面——专注、安静，和周围嘈杂的市场格格不入。然后她收回目光，
转身往回走。她不是来看男人的。她是来找钱的。5挑货回到石桥村，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我刚走进院子，就看到婶子孙梅站在灶房门口，脸色铁青。“你一整天死哪儿去了？
”“去县城了。”我把竹篓放在地上，里面的书用布包着，看不到。孙梅盯着我看了几秒，
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她大概以为我去县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看我灰头土脸的样子，
也不像。她的目光落在竹篓上，看到里面鼓鼓囊囊的布包。“那是什么？”“买了一些纸笔。
”我说，“婶子，我想考大学。”院子里安静了两秒钟。然后孙梅发出一声尖锐的笑，
那笑声又短又急，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考大学？你？苏小禾，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
你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丫头片子，你考什么大学？”我看着她，没有生气。
上辈子在投行里，类似的话我听过无数次——“你一个女的做投行？”“你能扛得住吗？
”“你过两年就该结婚生孩子了吧？”——每一次，我都用事实回应了。“婶子，
初中我考过全班第一。”我说。这是苏小禾记忆里的真实信息。苏小禾成绩一直很好，
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镇初中的女生。但因为家里穷，苏小禾的爹妈死了之后，
叔叔婶婶不让她继续读，初二就辍学了。“那又怎样？”孙梅不依不饶，“你两年没读书了，
你拿什么考？”“拿脑子。”我平静地说，“婶子，我只是跟您说一声，不是跟您商量。
”我提着竹篓进了屋，把门关上。听到孙梅在外面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从布包里把书和纸笔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初二辍学，到高三的知识水平，
中间差了整整四年的课程。正常人不吃不喝学也要学一年半载。但苏禾不是正常人。上辈子，
她考研只准备了三个月，每天学习十四小时，最后成绩排在前十。学习方法这种东西，
一旦掌握了，是一辈子的事情。接下来的日程表已经在我脑子里排好了：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先去山上挖葛根或者去镇上卖货，赚够当天的生活费。白天干活的时候见缝插针地看书。
晚上吃完饭，从七点开始学到凌晨一点。一天六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不够。但我没有退路。
到1984年7月高考，还有九个多月。“够了。”我对自己说。
6建安上门苏小禾的“未婚夫”周建安，在葛根卖出去的第三天上了门。那天正好是周日，
我在院子里看书。我从镇上中学的一个老师那里借来了**的高中教材，
虽然是1980年出版的旧版，但数理化的知识体系变化不大。我正在看数学，
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草稿纸上演算一道立体几何题。周建安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头都没抬。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的确良衬衫，脚上踩着拖鞋，头发乱糟糟的，嘴里叼着一根烟。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差不多打扮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看热闹。“哟，小禾，看书呢？
”周建安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伸手就要拿我手里的书。我身子往后一靠，
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有事？”“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周建安咧嘴笑了，
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我来看我媳妇儿，天经地义。”他的两个同伴在后面起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