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在厂医务室观察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被王师傅和秀兰一左一右“押”回了家。

所谓的家，是厂里分配的一间筒子楼单间，位于三楼走廊的尽头。狭窄的走廊两侧堆满了各家的煤球、白菜和杂物，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的油烟和潮气。打开那扇刷着绿漆的木门，不到十二平米的空间一览无余：一张挂着蚊帐的双人木板床，一个掉了漆的五斗柜，一张折叠饭桌，两把凳子，墙角用布帘隔着，后面算是“厨房”，放着一个小煤炉和几个锅碗瓢盆。

这就是他和秀兰的新房，也是他前世记忆里最初的家，充满了窘迫，却也承载过他最初、最纯粹的温暖。

“你好生躺着，我去厂里给你请两天假。”王师傅把他扶到床边坐下，不容置疑地吩咐，“秀兰，你看住他，别让他瞎琢磨，身子是革命的本钱！”

秀兰连连点头，送王师傅到门口。

门一关，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阳光从唯一的小窗户透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块光斑，光柱里灰尘飞舞。

陈越看着秀兰忙碌的背影，她正把从医务室带回来的搪瓷缸放好，又拿起暖水瓶晃了晃，发现是空的，便提着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打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

他走到五斗柜前，柜子上方挂着一面小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年轻、略显苍白但充满朝气的脸，额头那块青紫格外显眼。浓密的黑发，眼神虽然因为刚苏醒还有些迷茫，但底子里是属于年轻人的清亮。这是他，二十一岁的陈越，身体里却装着一個六十三岁、饱经沧桑的灵魂。

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交织在一起。

“看啥呢？还不快躺下！”秀兰打水回来，见他站着，急忙放下暖水瓶，过来拉他。

陈越顺势抓住她的手。秀兰的手有些粗糙，指关节因为常年做活显得有些粗大，但温暖、有力。

“秀兰，”他看着她的眼睛，无比认真，“以后，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秀兰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嗔怪地抽回手：“净说胡话！赶紧把身子养好，就是好日子了。”她只当他是劫后余生的感慨，或是小夫妻间的情话，并未当真。

陈越也没再多说。他知道，空口白话毫无意义。行动，只有切实的行动和改变，才能扭转既定的命运。

他躺到床上，大脑却没有休息。

放弃南下的快钱，不等于坐以待毙。他需要启动资金，需要在这个计划经济的框架下，找到合法合规，至少是灰色地带的原始积累方式。国库券、猴票这些，需要时间和信息渠道，而且在本市操作空间不大。股票认购证更是遥远。

眼下，最实际的，是利用他超前几十年的知识和信息，在这个庞大的、看似铁板一块的国营工厂里，找到突破口。

红星机械厂，主要生产矿山机械的零部件，在计划经济年代曾是香饽饽，但技术落后，管理僵化，生产成本高，效率低下。这些都是他前世后来才看清的症结。

能不能从技术革新入手？他脑子里装着后世许多成熟的机械原理和改良方案。但一个二级钳工，突然提出跨越时代的技术方案，太过惊世骇俗，弄不好会被当成异类，甚至惹来麻烦。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和方式。

或者，从“副业”开始？他记得，八十年代初，一些有门路的工人已经开始偷偷搞点“外快”，比如帮人修理收音机、手表，或者利用厂里的边角料做些小玩意儿拿出去卖。

收音机……陈越心中一动。这个年代，收音机是家庭重要的娱乐和信息工具，但故障率高，维修点少且贵。他前世后来为了生活，钻研过电器维修，对付老式晶体管收音机绰绰有余。

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既能积累点小钱，又能初步建立一些人脉和名声。

“秀兰，”他忽然开口，“咱家还有闲钱吗？”

秀兰正在小煤炉上给他熬药，闻言回过头，警惕地问：“你要钱干啥？可不能乱花。”她掌管着家里微薄的财政，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我想买点电子元件，旧的也行。”陈越解释，“我寻思着，看能不能学着修修收音机。”

秀兰更疑惑了：“你啥时候会修那玩意儿了？”

“在厂里看电工班的师傅弄过，自己瞎琢磨。”陈越找了个借口，“反正养病闲着也是闲着，试试看，万一能成，以后邻居谁家收音机坏了，也能帮帮忙，省得送去外面修费钱。”

这话说到了秀兰心坎里。她是个节俭的人，也觉得陈越找点正经事做比瞎想强，犹豫了一下，从五斗柜抽屉深处拿出一个手帕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和一些硬币。

“家里就剩这八块三毛五了，”她数出三块钱，递给陈越，“你省着点花，可别都糟蹋了。”

陈越接过带着体温的三块钱，感觉分量沉重。这在1980年，相当于一个工人好几天的工资了。秀兰对他的信任，让他心头暖烘烘的，也更坚定了要成功的决心。

“放心吧。”他郑重地把钱揣进兜里。

下午，陈越不顾秀兰的劝阻，溜出了家门。他凭着记忆，去了市里唯一的旧货市场。这里比印象中还要破败和冷清，摊位不多，卖的大多是旧家具、旧衣服、废铜烂铁，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卖旧收音机、旧电唱机的摊子。

他在一个摊位前蹲下，摊主是个戴眼镜的干瘦老头。

“大爷，有坏的收音机吗？便宜点的。”

老头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坏的买回去干啥？当劈柴烧啊？”

“自己琢磨着修修看。”陈越陪着笑。

老头哼了一声，从摊位底下拖出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杂七杂八堆着几个破旧不堪的收音机外壳和零件。“都是收来的破烂，五毛钱一个，自己挑。”

陈越仔细翻看起来。这些收音机大多缺件严重，或者核心部件损坏。他最终挑了一个外壳相对完整，只是喇叭破损，线路板有明显烧毁痕迹的“春雷”牌七管半导体收音机。又花了几毛钱，在老头这里买了一些可能用到的电阻、电容和晶体管，都是最便宜的处理品。

回到家，秀兰见他真抱回个破收音机和一堆“垃圾”，心疼那三块钱，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由他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陈越就窝在小小的房间里，对着那台破收音机和借来的《晶体管收音机原理与维修》旧书，开始捣鼓。秀兰起初还担心他瞎忙活，但看他神情专注，手指灵活地用借来的电烙铁焊接那些细小的元件，竟也像模像样，便不再打扰，只是默默地把饭菜端到他手边。

实际上，对拥有后世电子维修经验的陈越来说，修复这种老式收音机并无太大技术难度。他故意放慢速度，一边“学习”书上的知识，一边实践，以免引人怀疑。

第三天下午，当他小心翼翼地接上最后一条线，插上电源，旋转调谐旋钮时——

“滋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有些失真但清晰可辨的广播声，从那个换上去的旧喇叭里传了出来！

正在缝补衣服的秀兰猛地抬起头，手里的针差点扎到手，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响……响了？”

陈越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嗯，响了。”

秀兰放下针线，凑过来，像看稀奇一样看着那台“复活”的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激昂的《咱们工人有力量》。

“越哥，你……你真修好了？”她的声音里带着惊喜，还有一丝对自家男人突然展现出的“新本事”的崇拜。

“小毛病，就是几个元件烧了，线路断了。”陈越故作轻松，内心却也涌起一股久违的成就感。这不仅仅是修好一台收音机，这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坚实而有力。

很快，邻居工友老周家的收音机不响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来给陈越瞧。陈越只用了半小时就找到了问题——一个虚焊的点。焊好后，收音机恢复正常。

老周又惊又喜，硬塞给陈越两个自家种的西红柿当谢礼。

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半个月，整个筒子楼，甚至隔壁楼的工友都知道三楼的陈越会修收音机，手艺好，还不收钱（大家通常给点蔬菜、鸡蛋或者粮票作为酬谢）。

陈越来者不拒。他修的不是收音机，是人心，是未来可能用得到的人情网络。他在修理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和这些来自厂里不同车间、不同岗位的工友们聊天，了解厂里最新的动态，各车间的实际情况，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小道消息”。

他就像一只悄然织网的蜘蛛，以这间小小的筒子楼为原点，将信息的触角慢慢延伸出去。他知道，改变这座工厂和无数人命运的机会，或许就隐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和人际交往之中。

一天晚上，陈越正在修理一台声音嘶哑的“红灯”牌收音机，秀兰坐在灯下织毛衣。广播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

“越哥，”秀兰忽然轻声说，“下个月我好像……没来那个。”

陈越拿着电烙铁的手猛地一顿，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向秀兰。灯光下，她的脸颊泛着柔光，眼神里带着一丝羞涩和不确定，还有初为人母的隐隐期待。

陈星……他的儿子，要来了吗？

前世，他对这个孩子的到来，除了短暂的喜悦，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生活的压力。而这一次，巨大的、混杂着愧疚、狂喜和责任感的情绪瞬间淹没了他。

他放下工具，走到秀兰身边，握住她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好事，这是大好事！”

他紧紧握着秀兰的手，目光却再次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时间，突然变得紧迫起来。他必须更快，更稳。

为了秀兰，为了即将到来的孩子，为了这个家，也为了那些他想要改变的、熟悉的命运。

他的黄金时代，在收音机传出的咿呀戏曲声中，在妻子温柔的低语里，在即将成为父亲的期待与责任下，正缓缓拉开厚重而充满希望的帷幕。脚下的路，依然未知，但他手中的“工具”，已不仅仅是那把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