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为命运的初次会面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在行政楼迷路了。九月的南方，

暑气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即使到了傍晚，依然从水泥地的每一个毛孔里蒸腾出热浪。

我捏着录取通知书和一叠乱七八糟的表格，

第三次穿过同一条走廊——两侧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磨砂玻璃后透出灯光，却没有人声。

“同学，需要帮忙吗？”声音从身后传来，像夏天里第一口冰镇汽水。我转身，

看见一个女人——或者说，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存在。她大概二十五六岁，

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卡其色长裤，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颈侧。

最特别的是她的眼睛，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依然亮得惊人。

“我...我找新闻学院的新生报到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干。她笑了，

眼角漾开细细的纹路。“你就是陈默？我是沈月，你的辅导员。我正要去办公室，跟我来吧。

”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个疑问在脑子里闪了一下，

但很快被其他情绪淹没——主要是松了口气，以及一种莫名的、被拯救的感觉。

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不大，堆满了资料和书籍，但意外地整齐。窗台上有一盆绿萝，

长得茂盛，藤蔓几乎垂到地面。“坐。”她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自己则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等了很久吧？今天系统出问题，

很多学生的信息没同步，我一个个去核对了。”我接过水，瓶身冰凉。“谢谢沈老师。

”“叫我沈月就好，或者月姐。”她已经在电脑前坐下，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陈默，

福建泉州人，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来...喜欢写作，高中时拿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我愣了一下。她居然知道这些。“每个学生的资料我都会仔细看。”她仿佛读出我的心思，

抬头笑了笑，“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习惯。”那一刻，窗外的夕阳正好斜射进来，

给她整个人镶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金边。我看见她睫毛上细碎的光，

看见她衬衫领口微微敞开处露出的锁骨，看见她握着鼠标的右手腕上，

有一道淡淡的、像是旧伤疤的痕迹。很多年后我都在想，如果那个下午我没有迷路，

或者迷路后遇到的不是她，我的人生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但命运就是这样，

它从不给你预告，只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轻轻推你一把。你就坠落了。

二理所当然的靠近大学生活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节奏展开。我参加了文学社，

在校报做见习记者，每天的生活被课程、稿件和社团活动填满。但所有这些事情的背景板里，

都有沈月的存在。她是我们新闻一班的辅导员，负责三十八个学生的日常。

每周三下午有年级大会，她会在讲台上讲安全教育、学分制度、职业规划。

她的声音永远平稳清晰，像新闻联播的主播，但又多了一丝温度。我第一次单独找她，

是因为助学贷款的事。家里的情况比申请材料上写的还要糟一些——父亲年初失业，

母亲在制衣厂的工作也不稳定。助学贷款批下来了，但生活费仍然成问题。

我想申请勤工助学岗位。“为什么不早说？”沈月听完我的话，眉头微微蹙起。

“我...不想麻烦别人。”她看了我几秒，那眼神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

“这不是麻烦，这是我的工作。”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图书馆的岗位满了，

但我可以推荐你去宣传部做学生助理，每周工作十小时，不影响学习，报酬也够基本生活费。

”“真的可以吗？”“我已经和那边的老师打过招呼了。”她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明天下午两点，直接去宣传部办公室找李老师。就说是我推荐的。”我怔怔地看着她。

这件事我纠结了半个多月，在她这里，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沈老师...谢谢你。

”她摆摆手，“叫我沈月。还有，以后有任何困难，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自己硬扛，

明白吗？”我点点头，喉头发紧。走出办公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又在电脑前工作了，

侧脸在屏幕光的映照下，显出一种专注的雕塑感。那盆绿萝在窗台上轻轻摇曳，

像在无声地招手。从那以后，我去她办公室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正事——交材料、咨询选课、申请活动经费；有时候只是路过，

找借口进去打声招呼。她总是很忙，但从未表现出不耐烦。桌上永远放着一盒薄荷糖，

每次我去，她都会推过来：“吃一颗，提神。

”我渐渐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的事：她是本校硕士毕业留校的，

带我们是她第一年当辅导员；她喜欢喝茶，尤其是茉莉花茶；她办公桌左手边第一个抽屉里，

放着所有学生的紧急联系人信息，她说这是“以防万一”。但我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关于她毕业前的经历，关于她的家庭，关于她手腕上那道疤的来历——这些我都不知道，

也不敢问。我以为时间还长。三那些似是而非的瞬间大一下学期，我生了一场病。

不是什么大病，重感冒，但持续低烧，整个人昏昏沉沉。请了三天假在宿舍躺着，

室友帮我打饭买药。第四天下午，手机响了。“听说你病了？”是沈月的声音。“嗯，感冒，

快好了。”“吃药了吗？”“吃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宿舍楼是不是7号楼？

房间号多少？”“沈老师，不用...”“房间号。”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拒绝的温柔。

二十分钟后，她提着一个小塑料袋出现在我宿舍门口。室友们很有眼色地借口去图书馆，

把空间留给我们。“发烧怎么能吃食堂的油腻东西。”她一边说，一边从袋子里拿出保温盒，

“这是粥，我让食堂阿姨专门煮的，清淡。这是水果，补充维生素。还有这些药，

按说明书吃。”我坐起来，看着她忙碌。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针织开衫，头发披散下来，

看起来比平时柔软。“沈老师，这太麻烦你了...”“不麻烦。”她把粥倒进碗里，

递给我，“我是你的辅导员，这是我的责任。”责任。这个词像一颗小石子，

在我心里激起一圈涟漪。只是责任吗？但我什么也没说，低头喝粥。粥熬得很烂，

温度刚刚好。“你父母知道吗？”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问。“没告诉他们，小病，

说了让他们担心。”她点点头，“也是。不过下次如果再不舒服，记得告诉我。

至少我能给你送粥。”我抬头看她。午后的阳光从阳台门照进来，她整个人笼罩在光晕里，

美得不真实。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说些什么，

想问问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想告诉她...“沈老师有男朋友吗？”话出口的瞬间，

我就后悔了。太唐突，太不合时宜。沈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有点复杂。

“怎么突然问这个？”“就是...好奇。”我低下头，耳朵发烫。“目前没有。”她说，

声音很轻，“工作太忙了，没时间考虑这些。”目前没有。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

所以，是有机会的？还是说，只是暂时没有？她站起身，“你好好休息，明天如果还不舒服，

就别去上课。假条我帮你补。”走到门口，她回头又说：“对了，校报那个专题策划我看了，

写得很好。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详细讨论。”门轻轻关上。**在床头，

看着那碗还剩一半的粥，忽然觉得这个狭小的宿舍，因为这个人的来过，而变得不一样了。

病好后，我果然去了她办公室讨论策划。那是关于校园边缘群体的报道，

我采访了几个贫困生、残疾学生和留学生。“角度选得很好，”沈月一边看稿子一边说，

“但你的写法太冷静了，像是在写调查报告。新闻需要温度，陈默。”“温度？

”“就是共情。”她抬头看我，“你不能只是记录他们的困境，

你要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困境。比如这里——”她指着一段描写贫困生一天伙食费的文字，

“你可以写他如何在食堂窗口前犹豫，如何在最便宜的菜前徘徊，如何计算每一分钱。

这些细节，比干巴巴的数字更有力量。”我怔怔地听着。她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

手指在稿纸上滑动，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

混合着办公室特有的纸张和墨水的气息。“我明白了。”我说。“你很有天赋，”她微笑，

“坚持下去，你会成为一个好记者。”那天下班后，我们一起走出行政楼。天色已暗，

路灯刚刚亮起。走到岔路口，她要去教职工宿舍，我要回学生宿舍。“沈老师，”我叫住她，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她转过身，路灯的光从她背后照过来，

让她的脸隐在阴影里，只有眼睛亮着。“不用谢。看到你们成长，是我工作中最开心的部分。

”你们。这个词又一次提醒我，我只是她三十八个学生中的一个。但真的是这样吗？

她会给每个生病的学生送粥吗？会下班后还陪他们讨论稿件吗？

会在路灯下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天起，

我写稿时开始寻找“温度”，开始注意那些曾经忽略的细节。

因为我想写出能让她认可的文字，想成为她口中“好记者”的模样。

四盛夏的边界大二暑假，我没有回家。家里经济状况依然紧张，我找了份实习，

在一家本地报社做实习记者。工资不高，但够付房租和吃饭。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自己正在向“真正的记者”靠近。沈月也没回家——或者应该说，她留在了学校。

辅导员暑假要值班，处理留校学生的事务。知道我们都留在学校时，

我心里冒出一种隐秘的喜悦。虽然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但知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足够了。七月中旬，我做的一个采访惹了麻烦。

那是一个关于城中村拆迁的报道，我采访了几个“钉子户”，写了他们的困境和坚持。

稿子发出来后，开发商找到报社施压，主编把我叫去谈话。“小陈啊，

你做新闻的热情我理解，但有些事不是非黑即白的。”主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说话慢条斯理，“这个项目是市里的重点工程，你写这些，让我们很被动。

”“可我写的都是事实...”“事实也分能写的和不能写的。”主编打断我，“这样吧，

这篇稿子我们就当没发过。你这几天先休息一下，好好反思。”走出报社时，已是傍晚。

夏日的雷阵雨刚过，街道上蒸腾着湿热的水汽。我站在路边，

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以为新闻是剑，是光，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现实告诉我，它更多时候是橡皮，是影子，是妥协的艺术。手机响了，是沈月。

“我看到你的报道了。”她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写得很好。”我苦笑，“好有什么用，

被撤稿了。”“我知道。我刚和你们主编通过电话。”我愣住了。“沈老师，

你...”“我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的辅导员。”她的语气平静，“学生遇到困难，

我总不能坐视不管。不过我没施压，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傻话。”她顿了顿，“你现在在哪？吃饭了吗？”“还没。”“来我办公室吧，

我正好点了外卖，一起吃。”我赶到时，她正把几个餐盒从袋子里拿出来。

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足，驱散了外面的闷热。“都是清淡的菜，夏天吃合适。

”她把筷子递给我，“先吃饭，再说事。”我们默默吃了会儿，她还是开了口：“主编那边，

我跟他解释了你是学生，经验不足，但出发点是对的。他答应不会为难你，实习可以继续，

但以后类似的选题，要更谨慎。”“所以我还是错了？”我放下筷子。“不是错，是年轻。

”沈月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我刚毕业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觉得新闻就要揭发一切不公，改变所有黑暗。但后来我明白，改变是缓慢的，

有时候甚至需要迂回。”“那新闻的意义是什么？”“是记录，是追问，

是在可能的空间里发出声音。”她一字一句地说，“哪怕只是一点点声音，也是意义。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办公室的灯光在我们之间投下柔和的阴影。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离她很近，近到能看见她瞳孔里我的倒影。“沈老师，”我听见自己说，

“你为什么选择当辅导员？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媒体。”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长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然后她转动左手手腕，那道淡白色的疤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

“三年前，我在一家报社实习，做了一个关于工厂污染的调查报道。稿子发出来的第二天，

我在下班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肇事者逃逸，

监控坏了。警察说可能是意外，但我知道不是。”我屏住呼吸。“住院期间，

我的导师来看我，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但有点累。”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

“后来毕业，学校正好招辅导员，我就留下来了。我想，如果不能在一线做新闻，

那就培养能做新闻的人吧。”我看着那道疤，想象着当时的场景——她躺在血泊里，

手里可能还拿着采访本。那种想象让我心脏发紧。“还疼吗？”我问。“早不疼了。

”她放下袖子，“只是有时候天气变化，会有点酸。”我想说些什么，

但所有语言都显得苍白。最后我只是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覆盖着疤痕的手腕。她没有躲开。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空调的嗡鸣，远处传来的蝉鸣，

我们交叠的手——所有声音和触感都清晰得可怕。然后她收回手，站起身收拾餐盒。

“不早了，你该回去了。”我知道，边界又一次出现了。那条看不见的线，

每次我觉得自己快要跨过去时，它就会出现，提醒我：她是老师，我是学生；她是辅导员，

我是被辅导的对象。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腕处还残留着触碰她的触感。

我反复回想她说话时的神情，回想那道疤的触感，回想她没有躲开的那个瞬间。也许，

也许不只是责任。也许，她也有一点点在意我。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

在我心里悄悄生根、发芽，在每一个见不到她的日子里，疯狂生长。五镜中月大三开学后，

我成了校报的主编。沈月在年级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时，特意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笑。

台下有掌声，有羡慕的目光，但我只看得见她。散会后，她叫住我：“陈默，恭喜。

”“谢谢沈老师。”“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算是庆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