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了一下。

“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怎么样，你的车你做主。就是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平静地回答。

“刘哥，我换车是个人消费选择，和赵婉宁没有关系。之前顺路带她，是出于同事互助，从没收取过任何费用。现在新车只有两个座位，无法搭载其他乘客，这是车辆物理条件限制。至于她的通勤困难和经济压力，我很同情，但这确实不是我造成的，也不应该由我来解决。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个人有个人的困难，还是分清边界比较好。”

刘哥被我一番话说得接不上茬。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地划清界限。

“那是，那是，边界感确实重要。我就是这么一说。工作为重，工作为重。”

我点头，离开了会议室。

接下来几天，一种冰冷的氛围在我和赵婉宁之间蔓延。

她不跟我说话，我也无需再找话题。

但在公共区域，茶水间、走廊，我能感觉到更多注视和窃窃私语。

有次我经过打印室，门虚掩着，听到里面有人说。

“……至于吗？都是同事，帮一把怎么了？又不是永远让她带，好歹等人生完孩子再说啊。换辆两座的，不就是明摆着不想带了吗？让人孕妇天天打车，也真做得出来。”

“听说她新车是保时捷，挺贵的呢，有钱换跑车，没点同情心。”

“说不定人家就是不想被占便宜呗，现在有些人觉得怀孕了全世界都得让着。”

“话不能这么说，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议论声在我推门进去拿打印纸时戛然而止。

里面的两个女同事略显尴尬地朝我点点头，迅速离开了。

这就是代价。

打破一种看似“和谐”实则单方面付出的关系，总要承受一些非议。赵婉宁成功地，用她的眼泪和孕妇身份，将我置于一个道德上可能被挑剔的位置。

她不再直接要求我做什么，但她让周围的环境开始向我施加压力。

周五下午，临下班前，赵婉宁站起身，走到我工位旁边。

她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挺精致的甜品盒。

“念安姐。”

声音不大，但足够附近几个同事听到。

我抬起头。

她把甜品盒放在我桌上，脸上是努力挤出的、带着讨好和歉意的笑容。

“前几天我情绪不好，可能有些话说得不对，你别往心里去。这个是我老公昨天特地买的，说味道不错，你尝尝。”

她顿了顿，手指绞着衣角，声音压低，带着恳求。

“那个……念安姐，你看，你新车副驾反正也是空着……我打车这些天，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司机开车野，味道也杂，对宝宝不好。费用也太高了。能不能……还像以前一样？我保证，就坐到生孩子前，生完我肯定自己想办法。油钱、停车费，咱们可以商量。就当……就当帮帮我和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