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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福利院门口围满了记者。

老院长站在铁门里，手紧紧抓着门框。

“院长，请问周砚是不是给过你一笔钱？”

“当年的入院记录有没有人为修改？”

“为什么十八年前没有找到他的父母，现在却突然出现了？”

有人把话筒从铁门缝里伸进去，差点碰到老院长的脸。

我下车走过去，把她挡在身后。

“请把话筒收回去。”

记者认出我，立刻围了过来。

“周总，启明集团说您买通福利院造假，您怎么解释？”

“我不解释。”

我看了一眼老院长。

“当年怎么把我送进来的，就怎么说。”

老院长抿了抿唇，走到门边。

“孩子是在城南公交总站被发现的。”

她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他说不出住址，也说不出父母的名字。警方查过，没有找到家长。福利院接收他以后，也没有人来认领。”

“幼儿园那边没有报失踪。老师以为孩子已经被家长接走，警方当时只按公交总站发现无名儿童的流程查找，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有没有人教您这样说？”

“没有。”

“那您为什么现在帮周砚？”

老院长看着我，慢慢摇头。

“不是帮他，是当年发生了什么，我记得。”

记者还想追问，律师已经把人拦开。

我陪老院长回到办公室。

她打开抽屉，取出几张被磨得发白的登记页。

“他们昨天派人来过。”

“说了什么？”

“说只要我承认档案有问题，就愿意给福利院一笔捐款。”

“你答应了吗？”

老院长忽然笑了一下。

“我把他们赶出去了。”

我让律师把接警记录、安置材料和福利院登记送去公证。

公证员逐页核对编号、印章和归档时间，最后在材料上盖了章。

下午，启明集团的律师发来新函，暗示福利院管理混乱，要求老院长公开道歉。

老院长看完后脸色发白。

她把那几页登记材料重新锁进柜子，钥匙攥在手里不肯松开。

“我怕他们把福利院也拖进官司。”

“公证处已经确认材料来源，律师会替你应诉。”

“我不是怕自己。”

她看向走廊尽头的活动室。

“这些孩子刚适应这里，不能再让他们搬一次。”

“会不会连累其他孩子？”

“物资我来补。”

“那不是长久的办法。”

“所以我会让其他机构接手，直到他们的调查结束。”

我让财务部把这笔钱列为无条件捐助，不接受任何宣传回报。

当天晚上，三家公益机构确认接手福利院的饭食、药品和学习用品。

记者的镜头还在门口，院里的孩子却照常上课。

十点多，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周砚吗？”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

“我是林老师。你还记得幼儿园开放日吗？”

我握紧了手机。

“记得。”

“电视台当年拍过一段没播出的原始录像。”

她停了停。

“里面有你父母对着镜头说的话。”

我没有马上答应。

“林老师，你为什么现在愿意出来？”

“因为我看见他们说你是骗子。”

她的声音有些发哑。

“那天你追着车跑，我就在门口。我后来一直以为，会有人回来找你。”

“可他们没有。”

“所以这次，我不想再装作没看见。”

我问她：“当时还有谁在场？”

“摄像师，还有两位家长。那两位家长后来在活动报道里出现过。”

“联系方式还找得到吗？”

“我可以问学校。”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周砚，如果你要公开录像，先让律师确认孩子的脸怎么处理。”

“我会处理。”

“你不怕他们说你利用旧事炒作？”

我看着窗外亮着的广告牌。

“他们已经说了。”

林老师把电话挂断前，告诉我她会去找当年的摄像师。

第二天早上，她发来一张工作证照片。

“人找到了。他愿意当面说明。”

我把照片转给律师，安排了下午的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