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强装镇定地把竹笔递给汉子，看着他蘸了墨高高兴兴地走了，才瘫坐在椅子上。窗外的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一切真实得可怕，绝非梦境。

傍晚时分，私塾里来了几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才五岁，都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手里捧着用毛边纸订成的本子。为首的男孩叫狗剩，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见了周砚之就作揖：“周先生好！”

周砚之硬着头皮应了声，拿起竹笔在黑板上写字。她本想写“人之初”，落笔却成了“天地玄黄”。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念起来，声音清脆得像山涧的泉水。她看着他们认真的模样，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或许，留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坏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周砚之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这个时代的事。现在是光绪二十六年，村子里闹过义和团，也来过洋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用自己带来的现代知识，教孩子们算算术，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说周先生懂得比镇上的秀才还多。

这天，她正在给孩子们讲“勾股定理”，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喧哗。狗剩跑出去看了看，回来时脸色煞白：“先生，不好了！官兵来了，说要抓教书先生！”

周砚之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历史书上说，这年夏天，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朝廷到处抓“乱党”，稍有学问的人都可能被安上“通洋”的罪名。她教孩子们的那些“奇谈怪论”，要是被官兵听见了，后果不堪设想。

“快，你们都从后门走，回家去，别告诉任何人见过我。”周砚之推搡着孩子们往外走。

孩子们吓坏了，哭着不肯走。就在这时，门被一脚踹开，几个穿着制服的官兵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把总，手里拿着一把长刀。“你就是周先生？”他瞪着周砚之，“有人举报你私通洋人，妖言惑众，跟我们走一趟！”

周砚之的心沉到了谷底。她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空空如也——她想起那方端砚，要是它还在就好了。就在官兵的手抓住她胳膊的瞬间，她的指尖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