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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越来越少。

1961年，一年只寄回来两封。

1962年，只剩下一封。

信里的字，也从婉清变成了家人。

阿嬷不识字，但她记得阿公的字。

以前的信，笔画刚劲，像他这个人一样不肯服软。

后来的信，圆润、柔软，带着刻意模仿的痕迹。

她忍不住开始怀疑，这些信到底出自谁手？

夜里睡不着，就点着油灯，一封封地翻那些侨批。

她用手指比着那些字，一笔一划地描。

描着描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1963年，村里来了个南洋归客。

那人穿着体面，说话带着南洋口音。

他在村口的大榕树下抽烟，跟围过来的村民吹牛。

说他当年和阿公一起在曼谷的码头扛包，后来阿公娶了当地的一个女人，日子过得红火。

有好事的人问：

“那他老婆是哪个村的？”

归客吐了口烟圈，漫不经心地说：

“好像是姓沈，长得挺漂亮，比他原来的老婆年轻多了。”

阿嬷站在人群外围，手里拎着一篮刚摘的菜。

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青菜滚了一地。

她连捡的心思都没有，转身就往家跑。

那天晚上，她烧了所有的侨批。

火光映着她的脸，一滴泪都没流。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提过阿公的名字。

可她还是等。

等到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也没等到一句真话。

我想那时的她，大概还抱有一丝幻想。

或许阿公真的有难言之隐，才让旁人替他代笔寄信。

或许所谓的再婚也不过是空穴来风的传言。

直到几年后沈之舟的出现。

让阿嬷彻底坚信，阿公真的只是因为忙走不开。

没有再婚，没有抛弃。

1995年秋天，阿嬷病倒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后来咳得喘不上气，痰里带血。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说是肺痨，没几个月好活了。

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把枯柴。

被子盖在身上，空荡荡的。

可她的眼睛，还是死死盯着门口。

我那时还在学校，接到电话连夜赶回来。

飞机落地已是深夜，我打车直接去了医院。

病房里很暗，只有走廊的光从门缝里漏进来。

阿嬷靠在床头，呼吸轻得像随时会断掉。

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

手缓缓从被子里伸出来，抓着我的手腕。

她的手冰凉到我心头一紧。

“阿远......”

她喃喃地叫着阿公的名字。

我忍着眼泪，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她：

“阿公马上就到。”

她笑得像个吃到糖的孩子。

“我就知道......他不会丢下我的......”

陪了她几个晚上，她走了。

临走时，手里紧紧攥着那张阿公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毛，像她这辈子等过的那些日子。

葬礼办得很简单。

只有我和几个老邻居。

我把她葬在城郊的山上，立了块碑。

料理完后事，我回到老家，收拾她的遗物。

箱底压着那本烧了一半的圣经，里面夹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阿嬷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最后的力气写的：

“告诉他，我原谅他了。”

我捏着那张纸条，嘴唇发颤。

原谅？

凭什么？

我抓起手机，翻出那个存在黑名单里多年的号码，拨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