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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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律师听完录音，没有立刻高兴。

“磁带保存年限太久，要先做真实性鉴定，还得找到当年做记录的人。单独一段声音，对方可以说是剪辑、模仿。”

“录音里提到的派出所在哪里？”

“当年的河西街派出所已经撤并。档案几次转移，未必还全。”

我把三盘磁带装进密封袋。

“那就一处一处找。”

接下来一周，我没有回应网上的谩骂。

我先去了县卫生院。

旧楼拆了十多年，接生登记却作为历史病案保存在档案室。

管理员翻了两天，在发霉的纸页里找到九月十日的记录。

产妇：何春梅。

新生儿：女，出生后轻度窒息，右肩有棕色胎记。

家属拒绝留院观察，于九月十一日晚自行办理离院。

而苏桂兰在九月十二日凌晨四点四十分，把我送回同一家医院急诊。

急诊记录写着：女婴体温四十度，严重脱水，疑似在低温环境中停留数小时。

襁褓上的半截编号，也与何春梅的住院号完全吻合。

我看着两份相隔几个小时的病历，忽然明白母亲为什么从不让我在下雨天穿湿鞋。

小时候只要我的袜子沾一点水，她就会蹲下来替我换掉。

她总说寒气钻进骨头里，以后会疼。

原来她抱起我时，我浑身已经冷得像一块冰。

档案室的老管理员姓陆，退休返聘多年。

她看到何春梅的名字，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就是那个孩子？”

我点头。

她摘下眼镜，眼圈慢慢红了。

“当年我在产科做护士。那女人把孩子放过一次，被值班护士发现抱回去。她婆婆在走廊骂，说女娃命硬，丢都丢不掉。第二天一家人突然办出院，我们以为他们想通了。”

“后来苏桂兰抱着你跑回来，鞋都没穿好。她身上只有十二块钱，把自己的银镯子压在收费处，求医生先救。”

我从来没见过那只银镯子。

母亲跟我说，她年轻时穷，没戴过首饰。

陆姨愿意出庭作证，还翻出一本私人工作笔记。那页纸已经泛黄，上面写着：

“弃婴疑为十床何春梅之女，家属否认。苏姓女工守一夜。”

第二站是档案馆。

顾律师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到当年的登报公告。黑白报纸角落里，有一块巴掌大的寻找弃婴亲属启事，连续刊登过三次。

启事上没有“许知念”这个名字，只有“卫生院后门蓝花襁褓女婴”。

何春梅和郑国强住在离卫生院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却从未认领。

第三站，是已经退休的老民警陈建平家。

陈叔八十一岁，听力不好。我把录音放到他耳边，他闭着眼听了很久。

“是我。”他说，“那时候所里设备差，正式笔录被他们抢去撕过一次。我怕以后说不清，就又录了音，备份交给苏桂兰。”

“他们为什么没有被追究？”

老人叹了口气。

“证据不够，孩子又活下来了。两口子一口咬定是亲戚照看不当，后来连夜搬走。我们找过，没找到。那个年代信息不通，很多事最后只剩一张纸。”

他说完，从旧柜子里拿出一本封皮卷边的工作日志。

九月十二日那页，写着郑国强夫妇第一次否认亲生关系。

十一月二十日那页，则写着一句：

“郑某索款三万，称不给钱就接走女婴另送他人。已严厉制止。”

这不是一个贫穷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他们嫌我是女儿，嫌我生病，丢掉我。

发现有人愿意救，又想把我的去留卖个价钱。

二十四年后，价格从三万涨到一千六百万。

他们从来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