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这是我意识复苏后最先感知到的东西。不是山间清修的寒露，而是那种能钻进骨头缝里，
带着城市尾气和灰尘味道的湿冷。我蜷缩在一条窄巷的垃圾箱后面，
身上是一件单薄且脏污的看不出原色的T恤和一条破旧牛仔裤。口袋里空空如也。我是谁？
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凌渊。
还有其他一些碎片化的概念——修炼、灵气、瓶颈……但它们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遥远而不真切。与之相比，更强烈的是胃部灼烧般的抽搐和喉咙里干得发痛的渴意。饥饿，
是人类最原始，也最无法抗拒的教师。它很快就教会了我，在这个光鲜亮丽的钢铁丛林里，
活下去是第一要务。我踉跄着走出小巷，汇入清晨匆忙的人流。人们衣着光鲜，步履匆匆，
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或早餐，
没有人多看我这个浑身散发着异味、眼神茫然的流浪汉一眼。霓虹闪烁，高楼林立，
这一切本该让我感到新奇，但我却只觉得格格不入，像一滴油浮在水面上。
阿姨；那个推着简陋早餐车、警惕地四处张望、躲避城管的小贩；还有那几个蜷缩在天桥下，
裹着破旧被褥的流浪者。我在一个公交站台的长椅上坐下，试图理清思绪。
旁边坐着一位老人，比我更邋遢，身上一股浓重的酸馊气，
但他看着我的眼神却没有其他人的回避与冷漠，反而有种同病相怜的浑浊善意。“新来的？
”他哑着嗓子问，递过来半个干硬的馒头。我迟疑了一下，
饥饿最终战胜了那点残存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矜持。我接过来，狼吞虎咽，
粗糙的食物刮过喉咙，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满足。“谢……谢谢。”我的声音干涩。“嘿，
没啥。”老汉咧嘴笑了笑，露出稀疏发黄的牙，“这世道，谁还没个难处。叫我老胡就行。
”老胡告诉我，他是怎么下岗，怎么家庭破裂，怎么流落街头的。他的话琐碎而悲观，
但那半个馒头和短暂的交流，却像一颗微小的火星，落在我冰封的心湖上，
泛起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涟漪。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陌生，却不全然令人厌恶。然而，
这点微弱的暖意转瞬即逝。一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过，溅起路边的积水。
一个空的塑料瓶滚到路中间。老胡眼睛一亮，
几乎是本能地蹒跚着冲过去想捡——那能换几毛钱。刺耳的刹车声！然后是沉闷的碰撞声。
车头只是轻轻擦到了他，但老胡像片枯叶一样摔倒在地。轿车停都没停，
只是稍微减缓了速度，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恶狠狠地骂了句“老不死的，找死啊！”，
便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我冲过去扶起他。他脸色惨白，捂着胸口，呼吸急促。
“没……没事……”他喘着气，挣扎着想站起来，“就是……碰了一下……嘿，
瓶子没捡着……”周围的人远远看着，指指点点，没有人上前。有人拿出手机，
不知是在拍照还是报警。老胡的呼吸越来越弱，眼神开始涣散。他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指甲嵌进我的肉里，似乎想从我这唯一的“熟人”身上汲取一点力量。
“冷……好冷……”他喃喃着。我抱着他，徒劳地想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
却只感到他生命的温度在快速流逝。那种感觉无比清晰，像握着一捧沙，
眼睁睁看着它从指缝漏光，无能为力。救护车来时，他已经没了气息。
我被医护人员询问了几句，一无所知的我什么也答不上来。他们把他抬上车，呼啸而去。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街道很快恢复了秩序和整洁，只有地上那一小滩未干的水渍，
映照着城市冷漠的天空。我站在原地，
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情绪——一种混合着茫然、愤怒和巨大悲凉的情绪，
狠狠撞击着我空荡荡的胸口。这就是人间？这就是我要求体验的“疾苦”？老胡的死，
像一盆冰水，浇醒了我。空泛的迷茫被更具体的生存压力取代。我必须找到吃的，
找到遮风挡雨的地方。凭借着一副还算强健的身体（这似乎是封印后仅存的好处），
我在一个嘈杂混乱的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小工的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
搬砖、和水泥、清理垃圾，工作繁重得能让最壮的汉子散架。汗水浸透衣服，
混合着尘土粘在身上，晚上收工时，胳膊腿都像不是自己的。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
克扣工钱、骂骂咧咧是家常便饭。工友们大多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被生活压弯了腰，
麻木地重复着苦役。他们起初欺生，让**最累最脏的活儿，我默默承受了。不是逆来顺受，
而是这些琐碎的恶意，与老胡的死相比，似乎轻飘飘的，激不起我太多情绪。
直到我认识了小陈。小陈睡在我旁边的铺位，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削，
但眼睛里总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比我晚来几天，却主动帮我熟悉环境。晚上，
别人聚在一起打牌喝酒吹牛，他却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一本破旧的护理书籍。“俺娘病着呢，
尿毒症，每周都得透析。”他有一次低声对我说，眼神里有沉重的负担，也有光，
“得多攒点钱。听说学好护理，能去大医院当护工，钱多些。”小陈的勤奋和目标感，
让我看到苦难中另一种姿态。我们渐渐熟络起来。他教我如何更省力地干活，
我把工头发的、自己舍不得抽的烟给他。一种基于共同困境的、简单而真诚的友谊开始滋生。
然而，好运似乎从不光顾这里。一场暴雨后，工地湿滑，小陈在搬运钢筋时脚下打滑，
沉重的钢筋条砸在他的腿上。惨叫过后，他的小腿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鲜血淋漓。
工头赶来，脸色难看地骂他不小心，耽误工期，只让人草草把他送去附近的黑诊所。
诊断是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刻动手术，否则可能残疾。手术费、医药费，
对于小陈来说是天价。工头矢口否认是工伤，说小陈自己违反操作规范，
最多给点“人道主义补偿”——区区几千块。小陈躺在散发着霉味的病床上，脸色惨白，
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绝望。他攒下的那点钱，连手术的零头都不够。他家里的母亲，
还在等着他的钱透析。我看着小陈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变成了死灰。
那种熟悉的、面对不公和苦难时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我。愤怒在我胸腔里积聚，
那是一种冰冷而陌生的情绪，与我模糊记忆中的“平静修行”格格不入。我去找工头理论，
换来的只是奚落和威胁：“不想干就滚！有的是人干！再闹事，那几千块都没有！
”我甚至尝试去更高级的地方投诉，但流程复杂，证据难寻，远水救不了近火。小陈等不起。
夜里，我看着小陈因疼痛和焦虑而无法入睡，咬着牙不发出**，眼泪却无声地从眼角滑落。
那一刻，我强烈地渴望拥有那些模糊记忆中的“力量”。哪怕只是一点点，
能轻易掰断工头的手指，或者变出救命的钱财。但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无能的凡人。最终，是我和其他几个看不下去的工友，
凑了一笔微不足道的钱，又逼着工头多掏了一点，勉强让小陈做了个最基础的手术，
保住了腿，但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能不能再干重活，都是未知数。他被老家的亲戚接走时，
拉着我的手，
哽咽：“凌哥……谢谢……俺娘的病……咋办啊……”卡车载着他和他的绝望消失在尘土中。
我站在原地，拳头紧握，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渗出血丝。
挫败感和愤怒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内心。人间疾苦，不仅仅是饥饿寒冷，
更是这种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努力被践踏、却呼告无门的绝望！
工地的工作随着项目结束而终止。我拿着微薄的结算工资，再次流落街头。
小陈的遭遇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冰冷的审视。为了省钱，
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简易灶台的隔间。隔壁住着一对母子，女人叫苏晴，
看着不到三十岁，却有着超乎年龄的疲惫和沧桑。她儿子叫乐乐，大约五六岁，很瘦弱，
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但眼睛很大很亮，见到我会怯生生地叫“叔叔”。
他们似乎过得很艰难。我经常听到苏晴深夜压抑的咳嗽声，
和乐乐因为病痛而发出的细微**。透过薄薄的门板，
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混合着中药和消毒水的味道。一次，
我下班回来（我找到了一份在后厨洗碗的临时工），正好碰到苏晴抱着乐乐跌跌撞撞地出门，
孩子发着高烧，小脸通红。她一个人手忙脚乱，又要拿包又要抱孩子，显得无比艰难。
鬼使神差地，我上前接过了孩子。“去哪家医院？我帮你。”苏晴愣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戒备，但看着怀里烧得迷糊的孩子，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眼神里满是感激的脆弱。去了医院，排队、挂号、取药，我一直陪着。乐乐确诊是肺炎，
需要住院观察。苏晴忙前忙后，缴费时看着那张薄薄的银行卡，脸色比乐乐还要苍白。
我瞥了一眼缴费单上的数字，那几乎是她好几个月的收入。
我把我刚拿到手的、还没捂热的工资，抽出一大半，塞给她。“先拿着应急。
”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手，“不行！不能要你的钱！我们非亲非故……”“就当借的。
”我的语气很生硬，似乎不习惯这种帮助人的姿态，“孩子要紧。”她看着我，
眼眶瞬间就红了，嘴唇颤抖着，最终低下头，接过那叠皱巴巴的钞票，
声音细若蚊蚋：“谢谢……我一定会还你……”从那以后，我们的交集多了起来。
我会在下工后，顺路买点水果或者便宜的玩具去看乐乐。孩子很乖，打针吃药都不哭闹，
只是睁着大眼睛问：“叔叔，我什么时候能好？我想去幼儿园。”苏晴则总是忙忙碌碌，
照顾孩子，还要接一些零散的手工活拿回家里做，常常熬到深夜。我了解到，
乐乐得的是一种先天性的血液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和定期检查，费用高昂。
苏晴的丈夫早年抛弃了他们母子，她一个人扛起所有。生活的重担几乎将她压垮，
但她从未在乐乐面前表现出绝望，总是温柔而坚强。在她的身上，
我看到了与小陈相似的韧性，却又多了几分母性的光辉和一种令人心碎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