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袁回国那天，莫斯科出了太阳。
我站在工厂二楼的办公室窗口，看着天空那片稀薄的蓝色，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着。
他的航班信息是昨晚发的：“明天中午的飞机，到北京凌晨了。”
我回：“一路平安。”
然后盯着对话框，直到屏幕自动熄灭。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他应该已经在机场了。
“林，这批样品什么时候发？”合伙人安德烈推门进来，抱着一摞文件。
我转身，神色恢复如常：“明天。快递单填好了吗？”
“填好了。”安德烈把文件放在桌上，眼神往我手机瞟了瞟，“在等电话？”
“没有。”
“那个中国军人？”他挑眉，“他走了？”
我拿起文件翻看，语气平淡：“嗯，出差结束了。”
安德烈吹了声口哨：“可惜。他看着不错，比上次追你的那个俄罗斯经销商强。”
“安德烈。”
“好好好，工作。”他举手投降，但出门前还是补了一句，“不过林，你工作时的样子像三十岁，但刚才站在窗口发呆的样子……确实只有十九岁。”
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文件边缘被捏出褶皱。
十九岁。
是啊，我才十九岁，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女孩一样，坦荡地期待一条信息，一个电话？
手机震了。
我几乎立刻点开。
不是李袁。
是家里。母亲发来语音，点开就是尖锐的声音：“你弟弟想出国留学，中介说一年要五十万。你想想办法，当姐姐的要支持。”
五十万。
我冷笑，打字回复：“我没有五十万。”
“你不是在俄罗斯开公司吗？新闻都报了！年销千万！”
“那是营业额，不是利润。”
“我不管！你不帮你弟，以后别回这个家！”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胸口堵得难受。
窗外的阳光刺眼。
深吸一口气，我重新拿起手机，拉黑了家里的号码。
清净了。
刚要工作，手机又震。
这次，是李袁。
一张照片。机场候机厅，窗外停着航班。
配文：“登机了。”
简单三个字。
我看着那张照片，放大，在他映在玻璃窗的倒影上停顿了几秒。
然后回复：“嗯。”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到了说一声。”
发送。
盯着那个小小的“发送成功”，我突然意识到——
我在期待。
期待他平安抵达，期待他报平安，期待这段隔着时差的联系，不要断。
三天后。
军用样品的测试报告发过来了。
李袁传的文件，整整二十页PDF，详细记录了在模拟零下四十五度环境下的各项数据。我的面料在静态保暖和透气性上达标，但动态耐磨系数差一点。
“需要改进。”他在微信里说，“但陈上校说了，民用面料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如果能把耐磨提上去，有机会进采购名单。”
我对着电脑，指尖在键盘上飞快敲击：“耐磨涂层我有备选方案，德国的新材料，就是成本高百分之二十。”
“值不值得？”他问。
“值得。”我毫不犹豫，“军用标准是金字招牌。”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持续了很久。
最后发来一段话：“我联系了国内做军用面料的厂家，他们有一种复合涂层技术，成本能控在百分之十五以内。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牵线。”
我看着那段文字，看了三遍。
心脏某个地方，轻轻塌陷了一块。
“为什么帮我？”我打字，删掉，又打，“麻烦吗？”
发送。
“不麻烦。”他回复很快，“你帮我们在先。而且……”
“而且？”
“而且你的产品确实好。”
我盯着最后五个字，嘴角不受控制地上扬。
安德烈刚好推门进来，看见我的表情，愣住：“林，你笑了？”
我立刻收敛：“有事？”
“有。”他把新订单拍在桌上，“但是你先告诉我，谁让你笑的？那个军人？”
我没理他，拿起订单看。
但耳朵有点热。
从那天起，聊天成了日常。
一开始全是工作。他传国内军用标准的最新修订版，我发俄罗斯防寒技术的行业报告。文件，数据，图表，专业术语。
后来，慢慢变了。
他会在我熬夜赶工单时发消息：“莫斯科凌晨两点了，还不睡？”
我会回：“你怎么知道两点？”
“有时差。”
“那你还不睡？”
“刚训练完。”
然后发一张照片——凌晨的军营，路灯下空荡荡的训练场，天空是深蓝色的。
我会保存那张照片。
他会在我吐槽俄罗斯客户反复修改设计时，回一句：“辛苦了。”
简单的三个字，但配上他特有的、沉稳的语气（我脑补的），就莫名有力量。
我也会在他提到高寒地区拉练时，多问一句：“你们防寒装备够用吗？”
“够。”他总是这么说。
但有一次，他发了张照片。战友的手，冻得通红，指关节处有裂口。
我没说话。
第二天，我让安德烈去采购了一批高品质的防寒护具——手套、耳罩、面罩，全部用我公司最好的面料，加厚，加绒。
打包，寄往李袁提供的地址。
五十套。
“林，这成本……”安德烈心疼。
“值得。”我重复这句话。
包裹寄出一周后，李袁打来了视频电话。
那时莫斯科是晚上九点，国内凌晨两点。
我洗完澡，头发还湿着，看到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心跳漏了一拍。
接起来。
屏幕那边，他穿着作训服，背景是宿舍，灯光有点暗。脸上有汗，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漱完。
“还没睡？”他问，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有点低哑。
“刚忙完。”我把毛巾搭在肩上，“你呢？怎么这个点打来？”
“刚拿到包裹。”他举起一个护具手套，“寄这个干什么？”
“测试样品。”我面不改色，“顺便让战士们体验一下民用顶级面料。”
他盯着屏幕，眼睛很深。
“林沁。”
“嗯？”
“谢谢。”
两个字，他说得很慢，很重。
我别开视线，用毛巾胡乱擦头发：“没什么。对了，耐磨涂层的厂家你联系了吗？”
话题转回工作。
但气氛不一样了。
我们聊了四十七分钟。从涂层技术聊到莫斯科的夏天（虽然还是很冷），从他部队食堂的包子聊到我常去的俄式快餐店（“就是遇见你那家”）。
挂断前，他说：“对了，夏时令了，时差变成五小时。”
“嗯。”
“以后可以多聊会儿。”
“……嗯。”
视频挂断。
我坐在床边，看着黑掉的屏幕，上面映出自己通红的脸。
六月，莫斯科终于有了点夏天的样子。
虽然气温还在十度徘徊，但白昼变长了，晚上九点天还亮着。
我和李袁的聊天频率，像气温一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
早安。午安。晚安。
今天车间出了什么问题。今天训练伤了哪里。
我谈下了新客户。他升了衔。
琐碎的，日常的，没有惊天动地，但一点点渗透进生活。
安德烈经常调侃我：“林，你最近看手机的时间比看财务报表还多。”
我会瞪他：“我在谈军用订单。”
“哦——”他拉长声音，“谈订单需要对着屏幕傻笑？”
我拿起文件夹作势要打他。
但心里清楚，他说得对。
我开始在路过那家快餐店时，想起雪地里他耳根通红的样子。
开始在看军用标准文件时，想起他穿着军装，在会议室里沉稳发言的模样。
开始在深夜收到“早点睡”的消息时，感觉到一种遥远的、但真实的温暖。
手机成了某种寄托。
期待那个名字亮起，期待那些简短的分享，期待隔着五个小时时差，知道有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和我在各自的世界里努力，然后互相关心。
七月初，一个坏消息。
长期合作的俄罗斯面料供应商突然毁约，说要把产能优先给本地大品牌。我的秋季订单面料被卡住，三十万件羽绒服的生产计划全乱了。
我在工厂仓库里，看着空荡荡的货架，第一次感到恐慌。
电话打不通，邮件被退回。
安德烈急得团团转：“林，现在换供应商至少要两个月，我们的交货期只有六十天！”
我知道。
违约金会压垮公司。
我坐在仓库的水泥地上，背靠着冰冷的货架，给李袁发消息：“面料被卡了，可能要违约。”
发完就后悔了。
告诉他有什么用？他在国内，隔着一万公里，能做什么？
但消息已经送达。
三分钟后，视频请求弹出来。
我犹豫了一下，接起。
屏幕那边，他似乎在办公室，背景有军绿色的文件柜。他眉头紧锁：“具体情况，说清楚。”
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我简单说了。
他沉默片刻：“面料参数发我。”
“你要……”
“我在国内认识做外贸面料的朋友，看看能不能从国内采购，走铁路货运到莫斯科。”他语速很快，“虽然运费高，但比违约强。”
“可是——”
“林沁。”他打断我，眼神透过屏幕，直直看进我眼睛里，“信我。”
两个字。
我鼻子一酸。
“嗯。”我低头，把参数表发过去。
那晚，我没睡。
他也没睡。
凌晨三点（他那边早上八点），他发来消息：“联系好了。江苏的厂家，有现货，参数匹配。铁路运输十五天到莫斯科，运费我谈到了七折。”
后面跟着详细的联系人、合同模板、货运单号。
我盯着那些消息，手指颤抖。
打字：“你怎么做到的？”
“托了点关系。”他轻描淡写，“赶紧去安排，别耽误生产。”
“李袁……”
“嗯？”
“谢谢你。”
那边“正在输入”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