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金佛最终被省博物馆以九十万的价格征集。加上酒金笺捐赠获得的**奖励十五万，

我的账户里第一次有了超过百万的存款。老李头坚持不要一分钱。“这是你的本事挣的，

”他说，“留着，将来有用处。”我用了十万，把聚宝斋里外翻修了一遍。换了新的门窗，

重铺了地板，安装了空调和除湿设备——老李头的风湿需要干燥的环境。

阁楼的书全部重新整理，买了专门的防虫防潮书柜，那些陪我度过十年孤寂的古籍，

终于有了体面的安身之所。剩下的钱，我存了定期。足够老李头未来十年的医药费和护理费，

也足够我在古玩街从容地生活。但我没有停下来。能力既然觉醒，就不能浪费。

我开始有计划地在古玩街及其周边活动，不再是盲目地“捡漏”，

而是有目的地寻找那些被忽视、被误解、被遗忘的珍宝。我不再只关注值钱的东西，

也开始留意那些有历史价值、研究价值但市场价值不高的物件。

因为老李头的话始终在我耳边：有些宝贝，留在自己手里是祸，送到该去的地方，才是福。

八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城南的旧货市场发现了一本破烂的账册。

那是民国时期一家当铺的流水账，纸页发黄脆化，字迹潦草。摊主开价五十，我付了钱。

回家仔细翻阅，在账册最后几页的夹层里，发现了十几张粘在一起的纸页。小心揭开，

是一份手抄的《抗倭纪略》。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一位浙江沿海的乡绅，

详细记录了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八年（1553-1559年）倭寇侵扰当地的情况，

包括倭寇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术，以及军民抵抗的细节。

文中还提到了几位史书未载的地方抗倭义士的事迹。

靖晚期（约1560年）作者：陈氏（佚名）内容价值：补充了嘉靖朝东南抗倭的地方史料，

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现状：纸张破损严重，需专业修复市场估价：作为文献史料，

约3-5万元；但历史价值远高于此我联系了市地方志办公室。他们派专家来看后，

激动不已：“这是珍贵的地方史料！对研究明代海防和抗倭历史有重要价值！

”我无偿捐赠了。地方志办公室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还邀请我担任他们的“民间文献征集顾问”。九月，我在乡下收旧货时，

从一个老太太手里买下一对绣花鞋垫。老太太说这是她太奶奶的嫁妆，清末的东西。

我付了二百块钱——远高于旧鞋垫的市场价，老太太很高兴。回家后，我没有看鞋垫，

而是盯着包裹鞋垫的那块蓝布。

：苗族锡绣背扇片年代：清中期（约18世纪）产地：黔东南苗族地区特征：深蓝土布为底，

用锡丝绣出几何纹样；纹样为传统的“龙鳞纹”，象征护佑；锡绣工艺独特，

锡丝氧化后形成特有的灰黑色光泽现状：破损严重，

仅存约30x40公分残片文化价值：苗族锡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片纹样典型，

有研究价值市场估价：作为残片，约2000-3000元我联系了省民族博物馆。

他们派人来鉴定，确认是清代苗族锡绣真品，虽然残破，但对研究苗族服饰工艺有参考价值。

再次捐赠。十月，事情开始起变化。一天下午，我正在店里整理一批新收的旧书，

门外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六十多岁，穿着朴素的中山装，戴眼镜，气质儒雅。

年轻的三十出头，提着公文包，像是助理。“请问，是阿明先生吗？”老者开口，声音温和。

我点头：“我是。您请坐。”老者坐下，年轻人站在他身后。老者自我介绍：“我姓梁，

梁文渊，在省文物局工作。这位是我的助理，小周。”文物局？我心里一动。

梁文渊打量了一下店铺，目光在书架和柜台上停留片刻，

微笑道：“阿明先生最近在圈子里名声很响啊。酒金笺，永乐金佛，抗倭手稿，

苗族锡绣……短短几个月，连续发现多件重要文物，都捐赠给了相关机构。”“运气好。

”我说。“恐怕不只是运气，”梁文渊直视我的眼睛，“我研究过你捐赠的几件东西。

酒金笺的暗纹，没有专业知识和敏锐观察力，根本发现不了。永乐金佛，表面磨损做旧，

连资深藏家都可能错过。抗倭手稿夹在账册里，

苗族锡绣被当作包裹布……这些都不是‘运气’能解释的。”我沉默。梁文渊也不逼问，

只是缓缓说：“我们文物系统，每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文物普查、征集、保护。

但我们国家太大，历史太长，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太多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等着被发现，或者……永远消失。”他顿了顿：“我们需要眼睛。

需要像你这样的眼睛。”小周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柜台上。

“这是省文物局特聘顾问的聘书，”梁文渊说，“不需要坐班，不耽误你店里生意。

只是在发现重要文物线索时，给我们提供信息。当然，

如果愿意协助我们进行一些民间文物的初步筛查和鉴定，那就更好。

”他推了推眼镜：“有津贴，但不多。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东西，

看到更多的历史。你那双眼睛，不应该只盯着古玩街这一亩三分地。”我看着那份聘书。

红头文件，省文物局的公章，我的名字已经打印在上面。“为什么是我？”我问。

“因为你这几个月的表现，”梁文渊说，“更因为老李头。”我一怔。“老李头的父亲，

李翰章老先生，当年是省内知名的古籍版本学家，”梁文渊缓缓道，“‘文革’时，

他拼死保护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你现在阁楼里的不少书。他临终前说过，

那些书留给有缘人。现在看来，你就是那个有缘人。”我转头看向里屋。老李头正在午睡，

鼾声均匀。“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我说。“老一辈人，有些事不愿提，”梁文渊起身，

“聘书你考虑考虑。想好了，给我电话。”他留下名片，和小周离开了。我坐在柜台后，

看着那份聘书，良久。我接受了聘书。不是为津贴，也不是为名头。

是因为梁文渊那句话：“你那双眼睛，不应该只盯着古玩街这一亩三分地。

”我开始以“特聘顾问”的身份，跟随文物局的工作组下乡。去偏远山村普查民俗文物，

去老旧街区记录历史建筑，去民间藏家那里征集流散文物。

我的能力在这些场合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山村祠堂的杂物堆里，

我认出了一块被当作垫脚石的唐代墓志残件；在老乡家的灶台上，

发现了一只被用来盛盐的宋代黑釉盏；在旧货市场的废铁堆里，

挑出了一把抗战时期兵工厂生产的步枪刺刀，上面还刻有生产编号。每一件东西，

也许市场价值不高，但都是历史的碎片，都应该被妥善保存。梁文渊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阿明，你有一双‘考古眼’，”他说，“不是收藏家的眼，是研究者的眼。你看东西，

看的是历史信息，不是价格标签。”这期间，古玩街也悄然变化。孙胖子不再叫我“打眼”，

也不再冷嘲热讽。有一次我在他店里看东西，他犹豫了很久，拿出一块玉佩：“阿明，

你帮我看看这个。我收了三个月，心里不踏实。”那是一块清代白玉镂雕蟠螭纹佩。

我看了三秒：真品，清代中期，和田白玉，雕工精细，但有一道暗绺。市场价五万左右。

“真的，”我说，“但左边翅膀下有道绺，影响价值。”孙胖子对着光仔细看，

果然发现了那道极细的绺裂。他苦笑：“我看了三个月都没看出来。阿明，

以前的事……对不住。”我摇摇头：“都过去了。”老王也来找过我，

拿出他那串“祖传”的核雕手串——就是被刘老鉴定为新工的那串。我仔细看了，确实新工，

但其中三颗是老核，民国时期的，雕工还不错。“这三颗是真的，”我指给他看，

“可以拆下来重新配串。”老王感激不尽。渐渐地，我在古玩街的角色变了。

从“打眼的笑话”，变成了“可以请教的人”。虽然我依旧年轻，依旧沉默寡言，

但没有人再敢小看我那双眼睛。十二月，老李头的身体突然恶化。肺感染，住院。

我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店也关了半个月。出院那天，

医生私下跟我说：“老人家的器官都衰竭了，就是时间问题了。好好陪陪他吧。

”我推着轮椅，带老李头回古玩街。那天阳光很好，街上的熟人都来打招呼。“李爷，

出院啦！”“李爷，气色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