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尾灯消失在公路尽头，像两只红色的眼睛，嘲笑着我的愚蠢。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狱警老张从值班室窗口探出头：“苏哲，你还在这儿干嘛？赶紧走吧，别在门口待着。”

我弯下腰，一张一张捡起地上的钞票。手指碰到冰冷的柏油路面，硌得生疼。一万块，厚厚一沓，是我在监狱里七年也攒不到的钱。

不，这不是钱。这是耻辱。是李明达甩在我脸上的耻辱。

但我还是捡了起来。因为我需要钱。我全身上下，只有出狱时监狱发的五百块路费，和这一万块耻辱。

帆布包里，是七年前的衣服，现在已经小得穿不下。一部坏掉的手机。几封薇薇的信——现在想起来，最后那封信是三年前。信很短，说工作忙，可能不能常写信了。

我当时还在想，她一定很辛苦，我要快点出去，照顾她。

傻瓜。苏哲，你真是天字第一号傻瓜。

我把钱塞进口袋，拎起帆布包，沿着公路走。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

监狱在城郊，离市区有二十公里。没有公交车，没有出租车。我只能走。

走到第一个路口时，下雨了。淅淅沥沥的春雨，打在身上冰冷刺骨。我没有伞，也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路两边是荒芜的农田，远处有几个废弃的工厂。

七年，这座城市变了太多。我记忆中的地标消失了，新的高楼拔地而起。我像个穿越时空的旅人，迷失在自己的故乡。

走了大概两个小时，雨停了，天也黑了。我终于看到公交站牌，有一班车可以到市区。

等车的时候，我看到了站牌上的广告。房地产广告，模特是李明达公司的Logo——“明达地产”。广告语很刺眼：“筑梦家园，温暖每一个家庭”。

呵。筑梦。他筑的是我的噩梦。

公交车来了，空空荡荡。我投了币，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霓虹闪烁，这座城市繁华得陌生。

我掏出那部诺基亚，按了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池早就坏了，但我一直留着，因为这是薇薇送的。她说：“想我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现在，我连她的号码都不记得了。七年，每个月只有一次通话机会，我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串数字，此刻在脑海里模糊不清。

或者说，是我刻意模糊了。

公交车驶过市中心，我看到了“夜色”酒吧。招牌换了新的，但位置没变。那晚我就是在这里，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一生。

不，不是毁了自己的一生。是替别人背了锅，还把自己的女人送进了别人怀里。

“翠湖山庄到了，有下车的乘客请准备。”

报站声把我拉回现实。翠湖山庄，李明达全家福里的别墅区。鬼使神差地，我下了车。

小区门口气派非凡，大理石柱子，喷泉，保安亭里站着穿制服的年轻人。我这样的穿着，这样的帆布包，一看就不是这里的住户。

但我还是走了过去。

“请问找谁？”保安拦住我，眼神警惕。

“我……我找李明达。”我说。

保安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衬衫和破旧的帆布包上停留了几秒：“李总？您有预约吗？”

“没有。我是他朋友。”

“朋友？”保安显然不信，“李总的朋友我都认识，没见过您。您贵姓？”

“我姓苏。”

保安回到亭子里，打了个电话。我隐约听到他说：“……门口有个人，说姓苏，找李总……穿着不像……好的，明白。”

他放下电话，走出来，脸色比刚才更冷：“李总说不认识姓苏的，请您离开。”

不认识。

三个字，像三记耳光。

我站在豪华小区门口，像个小丑。保安的手已经按在警棍上，随时准备驱逐我这个“可疑人物”。

转身离开时，我看到小区里开出来一辆车。白色奔驰，车牌号尾数668。

车窗半开着，我看到了后座上小女孩的侧脸——婷婷，李明达的女儿。她趴着车窗，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然后看到了我。

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秒。

她眨了眨大眼睛，然后转头对车里说了什么。车窗迅速升了上去，奔驰加速驶离，消失在夜色中。

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继续走，漫无目的。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情侣手牵手走过，家庭提着购物袋说笑，学生背着书包追逐。

每个人都有去处，只有我没有。

我想起爸妈。李明达说我家的房子拆迁了，爸妈呢？他们现在住在哪里？

我走进一家还开着门的便利店，想用公用电话。但发现，我连爸妈的电话号码都不记得了。七年，监狱里只能接电话，不能打。每个月爸妈会打一次电话过来，但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他们的新号码。

“老板，能查一下苏建国家的电话吗？”我问柜台后的中年男人。

他头也不抬：“不晓得，我们这不查这个。”

“那有电话本吗？”

“现在谁还用电话本？都用手机了。”他瞥了我一眼，“你外地来的？”

我没回答，买了瓶水，走出便利店。

夜越来越深，气温越来越低。我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冻得发抖。我需要找个地方过夜。

走过一条巷子时，我看到一家小旅馆，招牌灯坏了一半，“安旅”变成了“女台”。门口贴着价格：单人间80，钟点房50。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一万块钱，推开玻璃门。

前台是个烫着卷发的大妈，正在看电视剧。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和保安一样警惕。

“住店？”

“嗯，单人间。”

“身份证。”

我掏出刚出狱时监狱归还的身份证。大妈接过去，在机器上刷了一下，然后脸色变了。

她盯着屏幕，又盯着我，眼神复杂。

“你……刚从里面出来？”她压低声音。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前科人员，身份证一刷，系统里会有记录。

“今天刚出来。”我如实说。

大妈犹豫了一下，把身份证还给我：“不好意思，没房间了。”

“可是招牌上写着有空房。”

“就是没了，你走吧。”她的声音变冷，低头继续看电视剧，不再理我。

我站在前台，看着她。她也用眼角余光瞥我，手放在柜台下面，可能握着什么防身的东西。

我转身离开。

第二家旅馆，同样的情节。第三家，连门都没让我进，门口的保安直接挥手赶人。

“去去去，这里不住你这种人。”

“我这种人？”我看着他。

“劳改犯，别以为我不知道。”保安四十多岁，膀大腰圆，“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做生意。”

我站在深夜的街头，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出狱不是重生，是另一种徒刑的开始。这个社会已经给我贴上了标签——劳改犯，危险分子，不受欢迎的人。

最后，我在一个二十四小时自助银行里过了第一夜。蜷缩在角落里，听着ATM机不时发出的“请取回您的银行卡”的提示音，数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凌晨四点，我被冻醒了。站起来活动僵硬的身体时，从玻璃反光里看到自己的脸——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三十二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岁。

这就是我。坐了七年牢，一无所有，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苏哲。

但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要找到爸妈。我要问清楚房子拆迁的事。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还有李明达，林薇薇。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