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看见死人最后的愿望。不是脑子里的幻觉，是真真切切悬在眼前的字。

像手机里没删的外卖订单，带着发冷的微光边框。活了三十年，我只正经完成过一单。

我爸走那天，病房里的消毒水味还没散，眼前就飘着三个银字：「抱抱我」。

现在我柜台前挂着两单。一个银的，清清楚楚：「修好1978年的海鸥相机」。

另一个是刺目的红，我这辈子头回见：「杀死我」。我选了修相机。

毕竟我是个拧螺丝的维修工，不是索命的。可我没料到，这两个订单，根儿上是同一个人。

我叫张明。在老城区开了家维修店。招牌是「明明维修」，红漆掉得只剩个模糊的「明」字。

是我爸当年用毛笔写的，木牌边缘都裂了。店不大，也就十平米。进门左手是柜台，

上面总摆着半杯凉白开。还有个铁盒子，装着螺丝、焊锡丝这些零碎，盖子锈了，

得用手抠才能打开。右手边堆着待修的旧电器。收音机、电风扇、老款电视机，

堆得快到天花板。落了层薄灰，风一吹就飘，呛得人咳嗽。我能看见死人的遗愿。

这事儿从记事起就有。小时候跟我妈去菜市场。看见卖鱼的老头蹲在地上喘气，

手里还攥着秤杆。眼前就飘着「给孙子买块糖」，银闪闪的字，晃得我眼睛疼。

我拽着我妈的衣角说，妈，那爷爷要糖。我妈以为我馋了，骂我不懂事，还拍了我后背一下。

后来那老头当天下午就没了，是脑溢血。倒在鱼摊后面，手里还攥着皱巴巴的一毛钱。

我妈带我去看医生。市里的大医院都跑遍了。医生拿着手电筒照我眼睛，

问我能看见什么颜色。我说银色，还有字。医生说我是幻想症，开了一塑料袋药片。

吃了半年，眼前的字没少，倒把我吃得没精神，上课总趴在桌上睡觉。我爸没说什么。

就蹲在门槛上抽烟，烟**扔了一地。最后他踩灭烟蒂，说：「看不见就看不见，

看见了也别跟人说。」「省得被人当怪物。」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事儿藏心里了。

我爸也是个修东西的。以前在国营机床厂上班，后来厂黄了，就开了这家店。他手巧，

什么旧玩意儿到他手里都能活过来。尤其是相机——他有台海鸥DF-1，1978年的款。

黑机身，铜镜头，擦得锃亮。平时都锁在木盒子里，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给我和我妈拍照。

我爸走那年是冬天。下着雪，雪粒子砸在窗户上，沙沙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呼吸越来越弱，像漏了气的风箱。我妈趴在床边哭，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的脸慢慢白下去。然后那行银字就飘出来了：「抱抱我」。我没顾上我妈拉我。

扑过去抱住我爸，他身上还有点温度，可已经没力气回应我了。我抱了很久，直到护士来劝，

说别冻着了。才发现那行字没了，像被风吹散了似的。那是我第一次完成「订单」。

后来我妈也走了。走得很突然，是心梗。那天我刚修好一台收音机，正给她演示怎么调频。

她笑着笑着，突然就倒在椅子上了。她没给我留什么话，就留了行字：「好好活着」。

这行字一直挂在我眼前，没消失过。我知道，我没完成。我守着这家店，守了五年。

老城区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都搬去新区了，留下的都是老人。电器坏了，他们舍不得扔，

就拿来修。给的钱也不多，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时候是半袋红薯。我都收着，

放在柜台下面的纸箱子里。生意差得很。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个客人。

我就坐在柜台后擦我爸留下的那台收音机。黑色的壳子，上面印着「红灯牌」。

调台的时候滋滋响，只能收到一个本地台。每天下午播评书，我就跟着听，听到天黑。

今天又是没客人的一天。我擦完收音机，正准备煮包泡面。门口的风铃响了。

那风铃是我妈以前挂的，塑料花的，风一吹就叮当响，有点吵。但我没舍得摘。我抬头，

看见个女人站在门口。她穿件白裙子，洗得有点发白，领口皱巴巴的。脸色特别白，

像纸一样，嘴唇没血色。她手里攥着个相机，黑沉沉的。是海鸥DF-1，

跟我爸那台一模一样。她站在门口没进来。犹豫了一会儿，脚在门槛上蹭了蹭，

才慢慢走到柜台前。把相机轻轻放在桌上，动作特别轻，像怕碰坏了什么宝贝。「师傅，

这个……能修吗？」她声音很轻，有点发颤。手指还在相机带上绕来绕去，指甲盖泛白。

我拿起相机。机身有点凉，沉甸甸的，压手。我打开底盖，看了看。快门卡死了，

过片轴也转不动。镜头里还有霉斑，一圈圈的，像长了青苔。一看就是放了很多年没动过。

「能修。」我放下相机，指了指柜台后面的零件盒。「但得等几天，零件不好找。」

「这种老款的海鸥，现在没几个人修了。」她点点头。头低着，我看不见她的眼睛。

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多少钱都行，我……我着急要。」「一周后来取吧。」

我把相机放到柜台里面，垫了张软布。「不用先给钱，修好了再说。」她没说话。

转身就走了。风铃又响了，叮叮当当作响。我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很慢，肩膀有点垮，

像扛着什么重东西。走两步，还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店招牌。我低头准备继续擦收音机。

眼角突然瞥见一行银字。飘在相机上方，清清楚楚：「修好1978年的海鸥相机」。

我叹了口气。又是死人的订单。这些年，来修东西的死人不少。有修旧怀表的老太太，

说表是老伴送的定情物。有修录音机的小伙子，说里面有他妈妈最后录的歌。我一般都修，

修好了，字就没了，也算积点德。可下一秒，我浑身一僵。血液好像突然冻住了。

另一行字飘了出来。不是银色，是血红色。像刚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还发着冷光。

字是：「杀死我」。我从来没见过红色的遗愿。银字是念想，红字是什么？是恨吗？

是绝望吗？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我撞翻了，「哐当」一声，在空店里特别响。我冲出店门，

冬天的风特别冷，吹得我脸疼。街上空荡荡的，只有风吹着电线杆上的广告纸，哗啦啦响。

刚才那个女人，没影了。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我站在街边，手还在抖。指尖冰凉，

连带着心里也发寒。我慢慢缓过来，走回店里。把翻倒的椅子扶起来，

凳腿在地上刮出一道印子。柜台前，那两行字还挂着。一个银，一个红，在灯光下晃来晃去，

晃得我心烦。我选了修相机。我是个维修工，只会拧螺丝、焊线路。杀人的事，我做不来。

也不敢做。我把相机拆开。零件摊了一桌子，小螺丝滚得到处都是。我找了块磁铁，

把螺丝吸起来，按大小摆好。里面锈得厉害，弹簧都断了，得用砂纸一点点磨。我修到半夜。

台灯的灯泡是25瓦的，光很暗。我只能凑得很近看，鼻尖都快碰到相机了。

砂纸磨到锈迹时，指尖被划了道小口。血珠渗出来，滴在相机的黑机身上，像个小红点。

我找了张创可贴贴上，继续修。快门终于修好了。按下去能弹回来，声音脆生生的。

可过片轴少了个小齿轮。我翻遍了店里的零件盒，铁盒子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

没办法，只能给老王打电话。老王以前跟我爸一起在厂里上班，现在开了个零件铺。

什么老零件都有，别人找不到的，他那儿大概率能有。电话响了半天，老王才接。

声音迷迷糊糊的，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明明啊？大半夜的，什么事？」「王叔，

你那有海鸥DF-1的过片轴齿轮吗？」我声音有点急，怕他说没有。老王顿了一下，笑了。

笑声里带着点无奈：「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心眼。」「修那老古董干啥？

现在谁还用胶片机啊？早该扔了。」「客人等着用。」我攥着手机，指节有点发白。「王叔，

你要是有，先给我拿一个。」「钱我以后给你，或者我用东西跟你换。」老王叹了口气。

「行了行了，明天早上我给你送过去。」「顺便给你带罐豆瓣酱，我老伴刚做的，

你妈以前最爱吃这个。」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嗯了一声，说了声谢谢，

挂了电话。我煮了包泡面。调料包找了半天，只剩半包辣油。我把辣油都放进去，

用开水冲开。吃了两口，没什么味道。嘴里发苦，心里也发苦。我抬头看那两行字。

红色的「杀死我」还在，特别刺眼。像根针，扎得我眼睛疼。为什么是红色？

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两个遗愿？是她死前，又恨又有念想吗？我想不明白。越想，心里越乱。

第二天早上，老王来了。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零件和豆瓣酱。

豆瓣酱的罐子是玻璃的，上面贴着张红纸，写着「老王记」。他进来就四处看。

眼睛扫过堆在墙角的旧电器，摇了摇头：「你这店，还是老样子。」「就是更破了，

墙皮都掉了。」我接过零件，放在柜台上。「王叔，坐会儿？我给你倒杯水。」「不了，

我还得去进货。」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糙，带着老茧。「你也别总守着这店，

出去走走。」「你妈要是看见你这样，该心疼了。」老王走了。我把豆瓣酱放在柜台最里面，

不敢看。那是我妈的味道，一闻到就难受。像她还在的时候，站在厨房门口，喊我吃饭。

我把齿轮装上。过片轴终于能转了，一圈圈的，很顺滑。我找了卷过期的胶卷，

是我爸以前剩下的。装进去，对着门口拍了一张。快门声「咔嚓」一下。很清脆，

像我爸以前修完相机测试时的声音。那时候我总在旁边看，吵着要学，他就把我抱在腿上，

教我怎么按快门。我把胶卷取出来。自己洗照片——我爸以前教过我，店里有个小暗房，

就在后面。暗房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药水的味道很冲，呛得我直咳嗽。我蹲在地上，

看着照片慢慢显影。一开始是模糊的黑影，慢慢清晰起来。照片上是我的店门，

红漆招牌歪歪扭扭的。可门口站着个白影，模模糊糊的，像昨天那个女人。她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好像在看着我。我心里一紧。手一抖，照片掉进了药水里。我赶紧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