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的生日，我母亲的产房第一章血型疑云暖暖三岁生日宴的喧嚣，

终于在晚上八点半彻底散去。彩带像褪色的彩虹蜷缩在墙角，蛋糕托盘上残留着腻人的奶油，

空气里混杂着糖果、油炸食品和孩子们汗津津的味道。**在厨房冰凉的瓷砖上，

听着水流冲刷碗碟的哗哗声——是我妈张淑芬在收拾。客厅里，

陈默正用湿巾一点一点擦着暖暖糊满蛋糕的小脸，孩子困得东倒西歪，

却还咯咯笑着去抓爸爸的手。多么圆满的一天。我机械地把剩菜封上保鲜膜，放进冰箱。

指尖触到冷藏室的内壁，寒意顺着指甲盖钻进来。最后收拾的是暖暖那个粉色米老鼠书包。

我把散落在地上的蜡笔捡回去，摸到一份折起来的纸张。粉色的，

印着歪歪扭扭的卡通小动物。是幼儿园上周发的体检报告，我忘了看。随手翻开。

身高96厘米，体重14公斤，都在正常范围。视力良好，牙齿无龋齿。

我的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滑过那些打印的字符，直到最后一行。血型：O型我眨了眨眼，

觉得灯光有些眩目。又看了一遍。没错，是印刷清晰的两个字母：O型。

大脑空白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初中生物课的知识像生锈的齿轮，

艰涩地转动起来：血型遗传，A型和A型，子女可能的血型是A型或O型……不，不对。

我猛地摇头，A型血的基因型可能是AA或AO，如果父母都是AA，孩子只能是A型。

如果一方是AO，另一方是AA，孩子可能是A型，但绝不可能是O型。

只有父母双方都是AO时，孩子才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是O型。我和陈默呢？记忆迅速倒带。

婚检，对，四年前的婚检。我们并肩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长椅上，抽血，一周后取报告。

两张薄薄的纸，白纸黑字。林薇：A型陈默：A型报告还收在书房抽屉最底层，

和结婚证放在一起。我绝不会记错。一股冰冷的麻意从尾椎骨窜起，迅速蔓延到四肢。

我捏着那张粉色的纸，纸张边缘微微嵌入掌心。“薇薇？”陈默的声音传来，

“站着发什么呆？累坏了？”我倏地转过身，把报告下意识地往身后藏。动作太突兀，

他抱着暖暖，愣了一下。“没、没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干，“暖暖的体检报告，长得挺快。

”他笑了，凑过来想看看。我侧身避开：“都是数据，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给暖暖洗澡去，

一身奶油。”他也没坚持，抱着女儿往浴室走。暖暖趴在他肩上，

软软地喊：“妈妈一起洗……”“妈妈一会儿来。”我挤出一个笑容。直到浴室门关上，

传来水声和父女俩的嬉笑，我才松开紧攥的手。报告纸被我捏得皱巴巴，边缘汗湿了。

那行“O型”的字样，像一只嘲讽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可能吗？医院搞错了？

幼儿园第一次集体体检，流程混乱，贴错标签、弄混样本，太常见了。

我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可是，心底深处，一个细微却冰冷的声音在问：如果是真的呢？

那一夜，陈默睡得很沉。我睁着眼，

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被城市灯光染成暗橘色的微光。身边男人的呼吸均匀绵长，

是我们结婚七年来熟悉的频率。我悄悄起身，赤脚走进书房，反锁了门。打开台灯，

暖黄的光晕照亮书桌一角。我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手指有些颤抖，翻找出那个米色的文件袋。

婚检报告、结婚证、一些重要的合同。抽出那两张微微泛黄的纸。没错。林薇，A型。陈默，

A型。日期是七年前。鲜红的公章盖在上面。我打开电脑，

在搜索框里输入“血型遗传规律”、“A型血父母生出O型血孩子”。页面弹出无数条信息，

医学论坛、科普文章、甚至还有律师网站关于亲子鉴定的咨询。我一条条看下去，

越看心越沉。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极低。就像走在大街上被雷劈中的概率。

窗外的天色渐渐泛出鱼肚白。我关掉电脑，把报告塞回抽屉。回到卧室，陈默翻了个身，

无意识地嘟囔了一句，手臂搭在我刚才躺的位置。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熟睡的脸。这张脸，

我看了一千多个日夜，抚摸过无数次，愤怒时争吵过，亲密时亲吻过。此刻，

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竟显得有些陌生。第二章阁楼上的灰尘怀疑一旦生根，

便如藤蔓般疯狂滋长。我变得异常沉默，同时又异常敏锐。我开始观察，

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精密仪器，记录着这个家里一切细微的异常。陈默接电话时，

会不会刻意避开我？他和暖暖玩耍时，眼神里有没有超越父爱的、更复杂的东西？

我妈张淑芬，她看暖暖的目光，是姥姥的慈爱，还是……一种更深沉、更隐秘的眷恋？

我趁陈默洗澡时，快速翻看他的手机。通话记录正常，微信聊天大多是工作群和哥们儿群，

支付记录也寻常。太正常了，正常得像精心擦拭过的玻璃，反而让我不安。

我开始留意我妈的举动。她五十三岁了，身材保持得不错，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

可她抱暖暖的力气总是很大，一抱很久，有时会看着孩子的小脸出神。我随口问：“妈，

您说暖暖长得像谁？”她怔了一下，眼神有些飘忽：“眼睛像你，鼻子……鼻子像陈默吧。

小孩子，一天一个样。”她的手指轻轻拂过暖暖的鼻梁，动作轻柔得过分。那个周末，

机会来了。陈默公司团建，带家属，他要带暖暖去郊区的亲子乐园玩一天。

我妈说老年大学有活动，上午就出了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空旷，寂静，

心跳声在耳膜里鼓噪。我搬来了梯子。阁楼的入口在走廊尽头，平时用一块活动的木板盖着，

很少打开。灰尘簌簌落下，在从气窗透进来的光柱里飞舞。我捂着口鼻爬上去。阁楼低矮，

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我童年的玩具箱，我爸留下的钓鱼竿，一捆捆旧杂志，

还有几个大纸箱。我凭着直觉，打开了角落里一个看起来最旧、灰尘最厚的纸箱。

里面是我妈的东西。几件款式过时但料子很好的旧衣服，一本织了一半的婴儿毛衣，

织针还插在上面，毛线是柔和的鹅黄色。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

在箱子最底层，我的手触到一个硬壳的本子。抽出来，是一本病历册。深蓝色的封面，

印着“市妇幼保健院”的字样。已经有些磨损了。我翻开第一页。姓名：张淑芬。

门诊号：20180315047。就诊日期：2018年3月15日。主诉：停经62天，

要求检查。既往史：G**1（孕3产1）。体格检查：子宫增大如孕9周。

辅助检查：尿HCG（+），B超提示宫内早孕，可见胎心搏动。

诊断：宫内早孕（约9周）。

3周行绒毛穿刺染色体检查；2.建立围产期保健手册；3.男方需同时就诊进行遗传咨询。

9周。2018年3月15日。我握着病历的手开始发抖。飞快地心算。往前推九周，

大约是1月初。2018年1月……那时我在干什么？记忆猛地被撕裂。

2018年1月10日，我怀孕8周，第一次做B超。看到屏幕上那个小小的、跳动的光点，

我和陈默在诊室里抱头痛哭。我妈当时也在，她红着眼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真好，

薇薇，我要当姥姥了。”而她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怀孕了。和我几乎同时。

我几乎是扑过去，颤抖着手继续往后翻。一页页的产检记录。血压、宫高、腹围、胎心。

一切正常。她的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在孕18周那页，

空白处有一行很小的铅笔字：“今日感觉胎动，如小鱼游过。”日期是2018年5月初。

那时，我怀孕大约22周，胎动已经很频繁了。我们曾一起躺在床上，

陈默把手放在我肚皮上，感受孩子的踢打。我妈有时会坐在床边，笑着说：“这么调皮，

肯定是个小子。”她的手偶尔也会轻轻放在我肚子上，眼神温柔，又似乎有些恍惚。

我当时以为，那是姥姥对外孙的期待。翻到最后一页。

月16日分娩日期：2018年11月17日上午09:23分娩方式：顺产新生儿：女，

3250克，Apgar评分10分。产妇产后情况：良好。2018年11月17日。

我的呼吸停止了。大脑嗡嗡作响。暖暖的预产期是2019年1月15日。

但她“提前”出生了——2018年11月20日，孕35周+6天，

因“胎膜早破”急诊剖宫产。当时医生说，早产儿，但很健康。

我记得2018年11月17日，是个周六。我妈说要去邻市参加中学同学聚会，要住两晚。

陈默开车送她去的车站。她回来时是11月19日晚上，脸色很不好，说是聚会累着了，

还染了风寒，怕传染给我这个孕妇，戴着口罩，匆匆进了自己房间。现在我知道了。

她不是去聚会。她是去生孩子。在市妇幼保健院，顺产下一个3250克的女婴。那么，

11月20日，“我的”生产呢？我疯了一样在纸箱里翻找。病历册下面，

压着几张零散的报告纸。最上面一张，是《死亡医学证明》的复印件。

系：母亲）陈默（关系：丈夫）日期：2018年11月20日纸张从我无力的手中飘落，

像一片枯叶，悄无声息地落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我瘫坐在那里，背靠着冰冷的旧皮箱，

浑身冰冷，血液似乎都凝固了。原来是这样。我的孩子，那个在我肚子里踢腾了八个月，

听着我心跳声入睡的孩子，在2018年11月20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死了。死的时候，

2150克，连个名字都没有。而我，因为剖宫产麻药和术后镇痛泵的作用，昏睡在病床上，

对此一无所知。在我昏睡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丈夫，签下了放弃她、处理她的文件。

然后，他们把另一个孩子——我妈和陈默生的、三天前出生的健康女婴，抱到了我身边。

告诉我：“薇薇，你看，这是你的女儿，六斤三两，很健康。”告诉我：“她叫暖暖，

温暖的暖。”我捂住嘴，压抑住喉咙里即将冲出的呜咽。阁楼的气窗透进惨白的光，

灰尘在光里无声地翻滚。世界在我眼前旋转、坍塌，碎成一片片沾满灰尘的、锋利的玻璃碴。

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开门声，和我妈轻快的哼歌声。我猛地惊醒，用尽全身力气，

把病历、死亡证明塞回纸箱，盖好盖子，退回原处。爬下梯子时，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我扶着墙，回到自己房间的浴室，反锁上门。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如鬼，眼睛深陷，

头发上沾着蛛网和灰尘。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一遍遍冲洗着脸，搓得皮肤生疼，

好像这样才能洗掉刚才看到的一切，洗掉那粘附在灵魂上的、肮脏的真相。

第三章医院档案室的真相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我需要看到官方的、无可辩驳的记录。

一周后，我独自去了市妇幼保健院。挂号，看诊，然后以“怀疑当年孩子抱错，

需要核实信息以便处理后续事宜”为由，请求调阅2018年11月相关的生产档案。

接待我的档案室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面相严肃的大姐。她推了推老花镜，审视了我很久，

大概是我的憔悴和眼底深重的绝望说服了她。她叹了口气：“等着。”她进了里间。

我坐在冰冷的金属椅子上，看着墙上张贴的规章制度，每一个字都模糊不清。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像钝刀割肉。终于，她抱着几大本厚重的硬壳登记册出来了。

“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拍照，不能带走。”“谢谢。”我的声音嘶哑。我翻开第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