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四月，广州春交会的展厅里，林国栋觉得自己像条误入珠宝店的土狗。

他身上那套藏青色西装，是临行前妻子用厂里发的劳动布改的，领口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下的皮鞋倒是真皮，却是父亲二十年前的老物件，走起路来咯吱作响。他坐在“华东第三纺织厂”的展位后头，看着人流从眼前涌过，涌向那些挂着彩灯、摆着沙发的“中外合资”展台。

他的展位只有一张褪色的木桌，两块砖头垫着条腿。桌上铺着红绒布，布上整齐摆着三叠布料样品：府绸、卡其、劳动布。每叠样品旁都立着个手写的纸牌，用钢笔写着规格和价格——中英文对照，英文是他一笔一划查字典描出来的。

“林科长，都三天了，连个问价的都没有。”副手小王趴在桌上，下巴抵着胳膊，“咱们这位置也太偏了，墙角旮旯的，谁看得见啊。”

林国栋没说话，只是摩挲着桌上那个军绿色水壶。壶身掉漆的地方露出铝皮，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他拧开壶盖，喝了一口浓茶——茶叶是厂里发的劳保茶，苦得人舌头发麻，但提神。

“再等等。”他说，声音不高，“下午还有一波外商。”

话音刚落，展厅那头传来一阵骚动。七八个外国人簇拥着个穿银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朝这边走来。那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走路的步子不急不缓，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小王一下子坐直了：“英国人！林科长，你看那个翻译，胸牌上写着‘英商霍克公司’！”

林国栋的手在水壶上顿了顿。

那群人在离他们展位还有五六米的地方停下了。银灰色西装的男人——后来林国栋知道他就是詹姆斯·霍克——朝这边扫了一眼，目光掠过那块手写的“华东第三纺织厂”牌子，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他对身边的翻译说了句什么。

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香港人，头发抹得油亮，快步走过来，用带着粤语腔的普通话说：“先生，霍克先生问你们有没有府绸，要能做衬衫的。”

林国栋站起来，尽量挺直腰板：“有，我们有府绸。”

他转身从桌下拿出三卷样品布，动作小心得像在捧瓷器：“这是40支的，这是60支的，这是80支的，都是纯棉——”

翻译打断他：“色牢度多少？缩水率多少？有没有通过BS测试？”

一连三个问题，像三记闷棍。

林国栋深吸一口气，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装订好的文件：“这是我们的测试报告，我们按国家标准做的——”

“国标没用。”翻译摆手，连文件都没接，“霍克先生要的是英国标准，BS2576，懂吗？你们内地工厂，能做得出符合英标的布料？”

这话说得不响，但周围几个展位的人都听见了。有人探出头来看热闹，眼神里有同情，更多的却是那种“又来了个不懂行的”的讥诮。

霍克这时候走了过来。

他的目光在林国栋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落在那些布料样品上。他伸出手，用两根手指捻起一块府绸的布角，对着光看了看，又用手指搓了搓。

“经纬密度不够。”他用英语说，声音平稳，没什么情绪，“手感太硬，这是浆上多了。洗三次就会变形。”

翻译赶紧把话翻过来，还添油加醋：“霍克先生说你们这布料不行，工艺太落后。”

林国栋的英语水平，听BBC广播学了四年，日常对话结结巴巴，但专业词汇倒记得牢。他听懂了霍克的话，也听出了那话里的不屑。

“霍克先生，”他努力让自己的发音标准些，“我们有改进工艺，可以按客户要求调整上浆比例——”

霍克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说了。

他对翻译说了句什么，翻译点点头，转过来对林国栋说：“霍克先生说，他去年在江苏一家纺织厂订了十万英镑的货，结果洗一次就褪色，整批退货。他说……”翻译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些，显然是故意让周围人都听见，“他说中国布料，十年内都做不到英标水平，让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说完，霍克转身要走。

林国栋突然开口，这次用的是英语，虽然磕绊，但每个词都咬得清楚：“霍克先生，请等等。”

霍克回头，金丝眼镜后的眼睛眯了一下。

林国栋从帆布袋最底层，又拿出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比刚才那沓厚得多，封面是用牛皮纸自己装订的，上面用钢笔写着：BS2576标准对照测试报告。

“这是……”他咽了口唾沫，“这是我们按照英国标准，自己做的测试。虽然设备不全，但主要指标都测了。”

霍克盯着那份文件看了三秒钟，没接。

“自己做的测试？”他用英语问，语气里的嘲讽像针，“用什么设备？在哪里做的？有国际认可的实验室盖章吗？”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林国栋的手握紧了水壶。铝制的壶身被他的手心焐得发热。

“在我们厂的实验室做的。”他说，声音低了些，“设备是老了些，但计量局去年刚校准过。”

霍克笑了。不是那种开心的笑，而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笑。

他对助理——一个棕头发的年轻人——说了句什么。助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便携式放大镜，递给霍克。霍克接过，随意地从林国栋的样品布里抽出一块，用放大镜仔细看布面。

半晌，他直起身，把放大镜还给助理。

“棉结太多。”他用英语对助理说，但声音足够林国栋听见，“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每平方英寸至少十五个棉结。这种布料做衬衫，穿一个月领口就会起球。”

他转向林国栋，这次用的是中文，虽然生硬，但能听懂：“先生，做生意要诚实。你们的产品达不到要求，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说完，他把那块布料放回桌上，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指，好像刚才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动作，让林国栋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小王“噌”地站起来：“你怎么说话呢！我们科长为了这批样品，在车间盯了三天三夜——”

“小王！”林国栋喝住他。

霍克已经转身走了。那七八个人簇拥着他，朝展厅另一头的“中外合资”展区走去。翻译临走前还回头看了林国栋一眼，眼神里全是“早就告诉你了”的意味。

人群散去。

林国栋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份厚厚的测试报告。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得发皱。

“科长……”小王的声音带了哭腔，“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林国栋没说话。他慢慢坐回椅子上，拧开水壶，仰头喝了一大口茶。茶水很烫，烫得他喉咙发疼，但他觉得这样才好——疼，才能压住心里那股更难受的东西。

他低头看着桌上的布料。

这些布，是他一个个环节盯下来的。从棉花进厂，到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纱，再到织布、烧毛、退浆、漂白、丝光、染色、定型……每一道工序，他都跟老师傅们反复琢磨过。厂里那几台五十年代的老机器，能做出这样的成品，已经拼尽了全力。

可是在霍克眼里，这些努力，这些汗水，这些熬了无数个夜才勉强达标的产品——

一文不值。

不，不是不值。是连被认真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十年内都做不到英标水平。”

那句话像根刺，扎在林国栋的耳朵里，拔不出来。

窗外，广州四月的阳光很好，斜斜地照进展厅，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块块光斑。远处传来合资展台播放的流行音乐，是邓丽君的《甜蜜蜜》，软绵绵的调子，和展厅里此起彼伏的外语交谈声混在一起，织成一张网，把林国栋和他的破展台隔绝在外。

他重新拿起那份BS标准对照报告。

报告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遇到不懂的专业术语，就骑车去市图书馆查纺织工业词典，查到闭馆才走。那些夜晚，他坐在图书馆昏黄的灯光下，看着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心里想的是厂里三百多号工人，想的是已经三个月没发全的工资，想的是厂长送他上火车时说的那句：“国栋，这单要是成了，咱们厂……就能活下去了。”

活下去。

多简单的三个字。

可有时候，活下去，需要的不只是力气，还有尊严。

林国栋合上报告，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帆布袋里。

“小王，”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出奇，“BS标准的全文，你带了吗？”

小王一愣：“带了，在招待所。”

“回去拿。”林国栋站起来，开始收拾桌上的样品布，“今天晚上，我们重新看一遍标准。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据，都看。”

“科长？”小王不解，“看那个有什么用？人家根本就不信咱们自己测的数据——”

“他们不信，是因为我们没做到位。”林国栋打断他，手里动作不停，“霍克说的那几个问题——棉结、经纬密度、手感——都是真的。我们的产品，确实还有差距。”

他把最后一块布叠好，抬起头，看向霍克消失的方向。

“但有差距，不等于做不到。”

窗外，一只麻雀飞过来，落在窗台上，歪着头朝展厅里张望。它的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好像在好奇这些两脚兽在忙活什么。

林国栋看着那只麻雀，忽然想起离家前夜，七岁的女儿抱着他的腿问：“爸爸，广州远吗？比县城还远吗？”

“远。”他摸着女儿的头。

“那你能给我带个洋娃娃回来吗？要穿裙子的那种。”

他当时笑着答应：“好，等爸爸做成大生意，就给你买。”

现在想来，那个承诺，太轻了。

他把水壶装进布袋，背在肩上。布袋很沉，里面除了样品和文件，还装着妻子塞进去的十个煮鸡蛋，都用红纸染过，说是“出门见红，大吉大利”。

鸡蛋已经吃了三个，还剩七个。红纸的颜色褪了些，染得布袋内衬一块块的粉红，像干涸的血迹。

“走吧。”他对小王说，“回去看标准。”

两人走出展厅时，夕阳正西下。广州的天空被染成橘红色，云朵一层层的，像纺织厂里堆叠的布匹。远处珠江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沉闷，像一声叹息。

林国栋回头看了一眼广交会的大门。那扇门很气派，大理石的柱子，玻璃的旋转门，进进出出的人穿着光鲜，谈笑风生。

他握紧了布袋的带子。

明天，他还会再来。

带着更充分的准备，带着更扎实的东西。

霍克不是说十年吗？

他要证明，不用十年。

也许，连十天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