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门被从外面反锁了。

窗户也被我爸用木条钉死，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透气。我彻底成了一个囚犯，囚禁在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家中。

手机被砸碎，电脑也被收走，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他们做得滴水不漏，仿佛早就演练过无数遍。

我爸每天会按时送来三餐，放在门口，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我妈则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大概是觉得没脸见我，或者，她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死活。

我没有绝食，也没有哭闹。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激烈的情绪都只是在消耗我自己的体力和意志。我要活下去，我要逃出去。

我开始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处境。

他们把我关起来，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钱。清华的五十万奖学金，还有省市各级单位的奖励，加起来是一笔巨款。他们要等这笔钱全部到账，然后逼我交出来。

这意味着，在钱到手之前，我暂时是安全的。

但之后呢？

拿到钱，给陈安做完手术，他们真的会放我走吗？

我爸那句“养你这么大，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

今天，指的仅仅是钱吗？

还是……别的什么？

那个叫陈安的弟弟，他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如果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器官呢？

一个可怕的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我和他是双胞胎。我们的血型，我们的组织配型，很有可能是完全匹配的。

我是他最完美的……器官捐献者。

这个猜测让我浑身冰冷，连牙齿都在打颤。我不能再坐以待毙，我必须自救。

我开始仔细检查我的“牢房”。房间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书桌，衣柜，床。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每一件东西的位置。

我把希望寄托在窗户上。我爸钉的木条很结实，但我发现其中一根的钉子有些松动。也许是钉的时候太仓促，没有完全钉进去。

我找到了机会。

我用床单撕成布条，搓成绳子，一头绑在床脚，一头绑在我的小腿上，以防我失足坠落。然后，我用我唯一能找到的“工具”——一把金属尺子，开始一点一点地撬那颗松动的钉子。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以免被他们发现。金属尺子和钉子摩擦，发出细微的“咯吱”声，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的心跳得飞快，每一次敲击都像在敲打我自己的神经。

时间一天天过去。

期间，班主任张老师来过一次。我隔着门板，听到他在外面焦急地敲门。

“陈念妈妈，开开门啊！我是张老师！陈念到底怎么了？清华和北大的招生老师都来学校了，指名要见他！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了啊！”

我妈用一种疲惫而又沙哑的声音回答他：“张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念念他……他病了，病的很重，见不了人。学校的事，我们帮他决定就行了，就去清华吧。”

“病了？什么病这么严重？要不要送医院？”张老师显然不信。

“不……不用了，就是……就是压力太大了，有点精神衰弱，医生说要静养。”我妈的谎言漏洞百出。

我多想大声呼救，告诉张老师我被关起来了。但我不能。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求救而做出更极端的事情。我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颗摇摇欲可的钉子上。

张老师最终还是被我妈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门外恢复了死寂。

**在门板上，听着自己沉重的心跳。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耗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又过了两天，深夜，我终于撬松了那根木条。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掰开一个足够我钻出去的缝隙，冷风瞬间灌了进来，让我精神一振。

我的房间在二楼，下面是草坪。这个高度跳下去，如果运气好，最多只是扭伤脚。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正准备翻出去，楼下突然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家门口。

车上下来两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身形高大，面无表情。他们径直走到我家门口，敲了敲门。

我爸很快就开了门，他点头哈腰地把那两个人迎了进去，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李先生，王先生，这么晚还让你们跑一趟，真是辛苦了。”

“废话少说。”其中一个被称为“李先生”的男人声音很冷，“东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爸连忙从里屋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去，“这是第一笔，五十万，是清华大学给的奖学金，今天刚到账。”

李先生接过信封，掂了掂，然后递给旁边的人。

“不够。”他说，“陈总说了，手术要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专家。总共需要三百万。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你们什么时候能凑齐？”

“这……”我爸的脸色有些为难，“剩下的钱，省里市里的奖励还没下来，可能……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等？”李先生冷笑一声，“陈安少爷的病等得起吗？陈总已经没有耐心了。他说了，如果一周之内钱还凑不齐，就只能启动备用方案了。”

“备用方案？”我爸的声音有些发抖。

“对。”李先生的目光，不经意地朝我房间的窗户瞥了一眼，那一眼，像是在看一件待宰的牲口，“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健康的儿子吗？他的心脏，跟陈安少爷，可是完美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