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九八七年，我爹从全县首富变成了全县首负，欠了一**债不说，

还把我抵押给了他的死对头当媳妇。我拎着两斤猪头肉上门那天，人家连门都没让我进。

谁能想到三个月后，那个曾经拒我于千里之外的周老板，

会蹲在猪圈旁边一边给猪接生一边求我嫁给他。一我叫林招娣，一九八七年夏天刚满二十岁，

人生前二十年最大的烦恼就是我爹为什么非要把名字取得这么难听。招娣招娣，招个弟弟来。

结果我娘一口气生了三个闺女，我爹气得差点把老林家的祖坟刨了，说风水不好。

后来他倒是不惦记儿子了，因为他发现了比生儿子更来劲的事儿——做生意。

说起来我爹林满仓也算个人物。改革开放头几年，别人还在供销社门口排着队扯布呢，

他倒好，借了八百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开了个裁缝铺。裁缝铺开了仨月，

他觉得来钱慢，又倒腾服装。服装倒腾了半年，他觉得格局小了，又搞了个建材门市。

就这么倒腾来倒腾去，到了八五年，我爹居然成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不对，

应该说十万元户。那时候县报社的记者扛着相机来我家拍照，

我爹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站在新买的“幸福250”摩托车旁边，笑得满嘴牙都露出来了。

照片登在报纸上，标题写的是《敢问路在何方——记我县个体户林满仓的致富之路》。

我爹把那张报纸裱起来挂在堂屋正中间，逢人就拉着人家看，连来收电费的大爷都没放过。

大爷看了半天，说：“满仓啊，你这照片拍得不太像你，脸咋这么长？

”我爹说：“那是报纸拉伸了。”大爷说：“我看是你笑得太使劲了。

”总之那两年是我林家的高光时刻。我爹走路带风，口袋里揣着两包烟，

左边兜里是红塔山自己抽，右边兜里是阿诗玛专门用来散给别人。我妈劝他省着点，

他脖子一梗：“你懂什么，这叫社交！”社交的结果就是我爹认识了一帮做生意的朋友，

其中走得最近的一个叫周德厚。周德厚比我爹大几岁，最早是跑运输的，后来搞了个车队，

再后来开了全县第一家私营的建材厂。说起来我爹的建材门市还从他那儿拿过货，

俩人算是生意伙伴，后来又成了酒肉朋友。周德厚这个人跟我爹不一样。

我爹属于那种把“我有钱”三个字写在脸上的人，周德厚恰恰相反，穿得普普通通，

说话慢声细语，笑起来像个种地的老农民。但就是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周德厚，

在八六年的时候干了一件大事——他把县里倒闭的砖瓦厂盘了下来，改成了预制板厂。

所有人都说他疯了，县砖瓦厂都干黄了，你一个个体户能翻出什么花来？我爹也劝他，

说老周你稳妥点，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周德厚笑了笑，说：“满仓，你不懂。

”就这四个字，把我爹给得罪了。我爹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受不了别人说他“不懂”。

他回到家气得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把那只老母鸡撵得满院飞，

最后拍着大腿说：“周德厚看不起我！他凭啥看不起我？我林满仓比他穷的时候？

他跑运输那会儿连轮胎都换不起，还是我借给他的钱！”我妈在屋里纳鞋底，

头都没抬：“人家没说错啊，你确实不懂。预制板那玩意儿你懂吗？水泥标号你分得清吗？

”“我怎么不懂！水泥标号不就是越高越好吗！”我妈懒得理他。但我爹是个较真的人。

第二天他就跑去周德厚的预制板厂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沉默了好几天。然后又跑了一趟，

回来之后开始翻书——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裁缝出身的万元户，

开始研究建筑材料的书了。他研究了一个月，得出的结论是：周德厚这个预制板厂，

确实能挣钱。于是我爹做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决定——他也要开预制板厂。

而且他不只是在县里开，他要开到市里去。他觉得县城的市场就这么大，

周德厚已经占了先机，他要跟周德厚打擂台，就得去更大的地方。“我不跟他争，

我直接降维打击。”我爹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降维打击”这个词，翻来覆去地用了好几天。

我妈说：“你连维度是啥意思都搞不明白，你打击谁啊你。”我爹不听。

他把建材门市盘了出去，又把家里的存款全部取出来，还找银行贷了一大笔款，

又借遍了亲戚朋友，凑了将近三十万，跑到市郊租了一块地，

轰轰烈烈地办起了他的“满仓预制构件厂”。我那时候在县里的棉纺厂当女工，

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钱。我爹走之前拍着我的肩膀说：“招娣，等着，等爹这个厂子干起来，

你就是市里人的闺女了！”我当时觉得我爹真了不起，一个裁缝出身的人敢去市里开工厂，

多有魄力。我甚至还跟厂里的**妹吹牛，说我爹很快就要成为市里的企业家了。

结果现实给了我爹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不是一记，是一套组合拳。首先，

我爹根本不懂预制板的生产工艺。他雇了一个从国营厂退休的老师傅当技术指导，

但老师傅只会干活不会管理，生产出来的预制板质量时好时坏，第一批货就被工地退了回来。

其次，我爹不会算账。他不是不会算加减乘除，是不懂成本核算。

他以为只要把板子做出来就能挣钱，

完全没算人工、水电、设备折旧、运输损耗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干了三个月，

账面上看着挺热闹，一算利润，倒亏了两万多。第三，

也是最要命的——周德厚的预制板厂也往市里铺货了。周德厚这个人，表面上不声不响，

实际上精得跟猴一样。他听说我爹在市里开了厂，什么都没说，

只是在县里的厂子加了两条生产线，然后把价格往下压了一截。他的厂子规模大、成本低，

压价之后我爹那边就彻底没了竞争力。我爹急得满嘴燎泡，又开始借钱。

他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把我妈的金镯子金耳环卖了，又找我二姨夫借了三万块，

全部填进了厂子里。填进去之后连个响都没听着，就没了。到了八七年春天，

我爹的预制板厂终于撑不下去了。他欠了一**债：欠银行贷款十二万，

欠供应商材料款八万多，欠工人工资两万多，还欠了一堆亲戚朋友的借款，

加起来少说也有二十五六万。那个年代，二十五六万是什么概念？我在棉纺厂上班，

一个月挣四十八块，一年不吃不喝攒五百七十六块，我要攒四百多年才能还清这笔债。

我爹一夜之间从全县首富变成了全县首负。不，说全县首负可能不准确，

因为那个“负”字后面还得加个“翁”字——负翁。他灰溜溜地从市里回到县城，

摩托车卖了，中山装也**了，整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蹲在堂屋里抽烟。

那张裱起来的报纸还在墙上挂着，但每次他看到都要发一会儿呆，然后叹一口气。

我妈倒是比他淡定。我娘是农村出来的妇女，吃苦耐劳是刻在骨子里的。

她把家里的院子收拾出来，养了二十多只鸡，又在后院开了块菜地，说大不了重新过日子。

“以前啥也没有的时候不也过来了吗？”我妈一边喂鸡一边说，“你就当这两年做了个梦。

”我爹蹲在门槛上，闷声说：“那债咋办？”“债慢慢还。人家银行又不是没给你宽限期。

”“银行的还好说，关键是亲戚朋友的。你二姐夫那三万块，人家儿子要结婚等着用呢。

”我妈手里的鸡食盆子顿了顿，没说话。那段时间我爹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那个走路带风、说话嗓门比喇叭还大的林满仓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见人就低头的男人。他甚至开始躲着人走，生怕碰见债主。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他是个要面子的人，现在面子碎了一地，捡都捡不起来。

但真正让我爹崩溃的，是周德厚。二事情是这样的。我爹欠了那么多债，

其中有一笔是欠县建材公司的。建材公司的经理跟我爹是老熟人，本来也没催得太紧，

但架不住我爹一直还不上，人家也要交账，就把我爹告了。法院一介入，

我爹的资产就被查封了。其实也没啥资产可封的了——房子抵押了，摩托车卖了，

家里除了那台破缝纫机和二十多只鸡，就剩几件家具。法院的人来了一趟，看了看情况，

摇摇头走了，说回头再议。但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县城就这么大，

屁大点事半个钟头就能传遍全城。很快所有人都知道林满仓破产了，欠了一**债，

连法院都上门了。债主们坐不住了，纷纷上门讨债。一开始还客气，

说满仓啊你看那个钱啥时候能还？后来就变成了林满仓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再后来就开始砸东西了——我家的玻璃被人砸了两回，

院门上被人用红漆写了“欠债还钱”四个大字。我妈吓得不敢出门，我妹林招弟——对，

我二妹叫招弟，我爹起名的执念可见一斑——当时才十五岁，吓得天天哭。三妹林来弟更小，

才十二岁，倒是胆子大，拎着烧火棍站在院门口跟人对骂。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了班就从县里骑自行车往家赶，生怕出什么事。就在这个时候，

周德厚来了。那天傍晚，我刚到家门口，就看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院门外。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能开桑塔纳的没几个人，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院子里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双手插在口袋里，

正抬头看我家堂屋墙上那张报纸。听到动静，他转过身来，冲我笑了笑。这就是周德厚。

他笑起来的样子确实很和善，眼角全是皱纹，像个老农民。

但我现在看到他就来气——要不是他把价格压得那么狠，我爹的厂子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你是招娣吧？长这么大了。”周德厚说。我没给他好脸：“周叔，你来我家干啥？

”“找你爹聊聊。”我爹从堂屋里出来，看见周德厚，脸色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有恨，有怒，

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大概是羞耻。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被曾经的兄弟、如今的对手看见这副模样，换谁都不好受。“你来干啥？

”我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周德厚没急着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了一根给我爹。

我爹犹豫了一下，接了。两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谁都不说话。

我妈在厨房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抽完一根烟，周德厚开口了：“满仓，

你那笔债，我帮你还了。”我爹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你说啥？”“我说你那笔债，

我帮你还了。银行的、建材公司的、工人的工资，还有你二姐夫那三万块，我都还了。

”周德厚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说今天菜市场猪肉涨价了一样。我爹愣了半天，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憋出一句：“你凭什么替我还债？我不要你的施舍！”“不是施舍。

”周德厚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从屋里探出头来的我妈和我两个妹妹，“我有条件。

”我爹警觉地看着他：“啥条件？”周德厚沉默了几秒钟，

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石化了的话。“让招娣嫁给我儿子。”如果当时有一根针掉在地上，

我一定能听见。不，别说针了，就是一只蚂蚁打了个喷嚏我都能听见。院子里安静得可怕。

我妈手里的锅铲掉在了地上，“哐啷”一声，像炸雷一样响。我爹先反应过来，

他的脸从白变红，又从红变紫，最后变成了猪肝色。他指着周德厚的鼻子，

手指头都在哆嗦：“周德厚！你……你趁火打劫！你欺人太甚！

我林满仓就是穷死、饿死、从这院墙上跳下去，也不会拿我闺女去抵债！”我心想：爹，

咱家院墙才一米二高，你跳下去最多崴个脚。周德厚依然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反应。

他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爹：“你先别急，回去看看再说。我不是趁火打劫，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做亲家。”说完他就走了，开着那辆桑塔纳扬长而去。

我爹拿着那个信封，站在院子里站了足足十分钟，然后转身回了堂屋，“啪”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家堂屋的灯亮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爹从堂屋出来的时候，眼睛红得像兔子，

头发乱得像个鸡窝。他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我心里大概有数了。

那个信封里装的肯定不只是周德厚的“条件”，应该还有别的——可能是债权的**文件，

也可能是银行出具的结清证明。周德厚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他不会空口白话地来谈条件。

果然，我妈悄悄告诉我，周德厚不仅帮林家还了债，还额外拿出五千块钱作为彩礼。五千块。

在那个年代，五千块是一笔巨款。我棉纺厂的**妹结婚，彩礼最多的也就八百块。

周德厚出手就是五千，这不是在给彩礼，这是在买人。“你爹昨晚一夜没睡。”我妈小声说，

眼眶红红的，“他觉得自己没本事，对不起你。”我沉默了一会儿，问：“债真的全还清了？

”我妈点点头：“周德厚把所有的借条都收来了，当着银行的人面撕的。

你二姐夫那三万块也还了，昨天下午就打到他账上了。”我又问：“那我嫁的是他哪个儿子？

”我妈愣了一下，说：“他好像就一个儿子，叫周什么来着……周……周瑾？”周瑾。

我知道这个人。准确地说，全县城都知道这个人。周德厚的独子，二十二岁，

去年刚从省城的中专毕业，学的是畜牧兽医。回来之后没跟着他爹做生意，

而是在城郊办了一个养猪场。对，你没看错，全县首富的儿子，在养猪。

这件事当年在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周瑾脑子有病，放着好好的富二代不当，

跑去跟猪打交道。也有人说这是周德厚的高明之处——预制板厂早晚有饱和的时候，

但人总要吃肉吧？养猪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

周瑾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怪。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县城的新华书店，

他蹲在角落里看一本《猪病防治》，旁边放着一篮子猪崽——对，

他进书店还带着一篮子猪崽，说是刚买回来的良种猪，怕放车上闷死了。

书店的人让他把猪崽放外面，他死活不肯，最后被赶了出去。第二次是在街上，

他骑着一辆破三轮车，车上装着满满一车猪饲料，嘴里还叼着一个馒头，三轮车的链子掉了，

他蹲在路边修链子，满手都是油污和猪饲料的渣子。说实话，

这两次见面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不是瞧不起养猪的，

但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邋遢、古怪、不可理喻。现在要让我嫁给他？

我觉得老天爷在跟我开玩笑。三我爹最终还是答应了周德厚的条件。

不是因为他贪那五千块彩礼，而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了。债虽然还清了，但他的名声已经臭了。

在县城，一个破产的人就像一只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他连出门买个酱油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更关键的是，法院的案子虽然撤了，

但他的房子还在抵押状态，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妈的鸡养得再好，

也不能睡在鸡窝里吧？我爹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是他这辈子跟我说话最小心翼翼的一次，

连大气都不敢出，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招娣，爹对不起你。”他说，

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爹没用，把家败光了不算，还要搭上你。你要是实在不愿意，

爹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行了行了，”我打断他，“别豁了，

你再豁咱家就连鸡都没得养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但我爹听出来了，

我的眼眶是红的。我不是不委屈，但我更清楚一件事——在这个家里，

我已经是最大的孩子了。我两个妹妹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如果我爹彻底垮了，

这个家就完了。嫁人就嫁人吧。周瑾再邋遢再古怪，总归是周德厚的儿子，吃穿应该不愁。

再说了，嫁过去之后我过我的日子，他养他的猪，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妈帮我把嫁妆收拾了一下——两床新棉被、一对枕巾、一个搪瓷盆、一面镜子。

这些东西在以前我爹风光的时候根本拿不出手，但现在已经是倾其所有了。

我妈还偷偷塞给我一个手绢包着的纸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三十六块钱，

全是一块两块的小票子。“别让你爹知道。”我妈小声说，“这是我卖鸡蛋攒的。

你到了婆家手里不能没钱，花一分要一分，那日子不好过。”我把钱揣进口袋，

鼻子酸了一下。出嫁那天，我爹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

鞭炮很短，噼里啪啦响了没几声就没了，像是连鞭炮都觉得这婚事办得寒酸。

我拎着两斤猪头肉——这是我妈让我带的，说第一次上门不能空手，

咱家虽然穷但礼数不能少——坐上了周家来接我的车。不是什么好车，是一辆半新的面包车，

车身上还印着“周氏预制构件厂”几个字。车里有一股水泥灰的味道，混合着猪饲料的酸味。

我坐在副驾驶上，抱着我的搪瓷盆和手绢包，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家，

然觉得这场景像极了我爹以前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家的闺女被卖到地主家当丫鬟。

不同的是，故事里的丫鬟还能哭两声，我却连哭都哭不出来。因为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卖身，

这是还债。车子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周家。周家住的地方不在县城中心，

在城东的一片自建房里。房子倒是不小，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外墙贴了白瓷砖，

看起来比我家的房子气派多了。但院子里堆满了预制板厂的杂物——钢筋、水泥袋、旧轮胎，

乱七八糟的，像个废品收购站。周德厚和他老婆在门口等着。他老婆姓刘，我叫她刘姨，

是个胖墩墩的女人，说话嗓门比我爹还大，但人看起来挺和善。她上来就拉着我的手，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哎呀，这就是招娣吧？长得真俊！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我心里嘀咕：你们啥时候有我照片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德厚早就在打我家主意了。

他跟我爹做生意的那些年，没少来我家吃饭，早就见过我。他对我印象不错，

觉得这姑娘干活利索、说话爽快，是个过日子的人。至于他为什么非要跟我爹做亲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林满仓这个人虽然不着调，但心眼不坏。他闺女错不了。

”这话后来是我婆婆——也就是刘姨——告诉我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还加了一句：“我们家老周啊，看人准得很。他说你行，你就一定行。

”我心想：他看我准不准我不知道，但他看我爹肯定不准。我爹要真是个行的人，

也不至于把家败成这样。我在周家门口站了半天，也没见周瑾出来接我。

刘姨看出了我的疑惑，干笑了一声说：“那个……周瑾在猪场呢，今天有几头母猪要下崽，

他走不开。你别介意啊，这孩子就是这样，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但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结婚当天新郎不在家，这说出去谁信啊？刘姨把我领进堂屋，

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周瑾的事。从她的话里，

我大概拼凑出了周瑾这个人。周瑾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初中毕业那年，他妈想让他考高中然后上大学，但他自己偷偷报了省农校的畜牧兽医专业。

周德厚知道后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说搞农业有前途。从农校毕业后，

周瑾被分到了县畜牧站，端上了铁饭碗。但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说要自己办养猪场。

周德厚二话没说，给了他一笔钱，在城郊租了一块地，帮他建了猪场。“这孩子跟他爹一样，

主意正得很。”刘姨叹了口气，“认准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他心眼好，

就是不会跟人打交道。你别嫌他闷，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不知道咋跟人说话。

”我端着茶杯，心里想：一个不知道咋跟人说话的人，我嫁给他干嘛？我俩以后过日子，

全靠眼神交流吗？但这话我没说出来。我在周家等了一整天，直到天快黑了，周瑾才回来。

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竹筐，筐里装着几只刚出生的小猪崽。

他穿着一件沾满泥巴和猪粪的工作服，脚上是一双解放鞋，

鞋面上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不敢想那是什么。他走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堂屋门口。

四目相对，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小声说了句：“来了？”我说：“嗯，来了。

”他说：“今天母猪下崽，走不开。”我说：“知道。”他说：“那……吃饭吧。

”然后他就进了屋，把竹筐放在厨房门口，洗了手，坐到饭桌前。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没有红烛，没有交杯酒，没有任何浪漫的东西。只有一个满身猪粪味的男人坐在我对面，

闷头扒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刘姨在旁边急得直使眼色，

但他好像完全看不见。吃完饭，他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回猪场了，晚上要守着，

有几头母猪今晚可能还要生。”然后就走了。对，他走了。新婚之夜，新郎回猪场了。

我一个人坐在周家的堂屋里，抱着我的搪瓷盆，觉得自己大概是全中国最惨的新娘子。

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生气。因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吃饭的时候，虽然一直低着头，

但他把我面前的菜往我这边推了两次。第一次推的是那盘红烧肉，第二次推的是那盘炒鸡蛋。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知道我可能不好意思夹菜。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四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无聊。周瑾几乎不在家。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