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内的空气近乎凝固，每一次快门声都像是一记记冰冷的锤击，敲打在寂静之上。我，

江辰，身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高定西装，平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我的对面，原告席上，

坐着两个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我的亲生父母，江国胜和刘梅。

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大概是连夜买来的廉价新衣，脸上挂着精心排练过的悲戚与憔悴。

刘梅的眼眶红肿，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发皱的手帕，时不时地低头啜泣，肩膀微微耸动，

将一个被不孝子伤透了心的母亲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国胜则是一副颓唐木讷的样子，

眼神躲闪，佝偻着背，仿佛承受着千斤重担。镁光灯在我脸上疯狂闪烁，

试图捕捉到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但我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我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悲伤，

甚至没有一丝波澜。我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

冷眼看着这场由血缘关系搭台、由金钱欲望导演的年度荒诞大戏。“肃静！”法槌落下，

喧嚣瞬间被斩断。对方的律师，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

他推了推金丝眼镜，用一种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开始了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他先是对着审判席深鞠一躬，然后转向旁听席，

仿佛在对全世界宣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一场简单的赡养费纠纷，

而是为了叩问一个冰冷的现实——当一个人飞黄腾达、坐拥亿万财富之后，

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心安理得地抛弃生养自己的年迈父母？”他伸出手，

指向江国胜和刘梅，声音里充满了悲悯。“我的当事人，江国舍先生和刘梅女士，一生勤恳，

朴实善良。三十年前，因为家庭极度贫困，食不果腹，他们万般无奈之下，

做出了一个令他们心碎至今的决定——将他们年仅三岁的儿子，也就是今天的被告，

江辰先生，送往乡下的亲戚家寄养。他们以为，这样至少能让孩子有一口饱饭吃。

这不是抛弃，尊敬的审判长，这是在那个绝望年代里，一对父母所能做出的最悲壮的牺牲！

”我放在膝上的手，指节微微收紧。悲壮的牺牲？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

真是对我三十年的人生最大的侮辱。律师的声音还在继续，像一把钝刀，

一下一下地切割着空气。“三十年来，我的当事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儿子。

他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孩子接回来。然而，命运弄人，

等他们终于攒够了钱，却因为种种原因与孩子失去了联系。他们找过，他们问过，

他们在无数个深夜里因为思念和悔恨而哭泣。而今天，他们的儿子，江辰先生，

已经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企业家，身价千亿。可是，

他又是如何对待自己这对风烛残年、穷困潦倒的父母的呢？”律师的语调陡然拔高，

充满了控诉的意味。“他视他们为空气！他将他们拒之门外！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身份！

我的当事人，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没有稳定的收入，疾病缠身，居住在破旧的出租屋里。

而他们的儿子，住着上万平米的豪宅，出入有豪车接送，一顿饭的花销，

就足够他们一年的生活费！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我们认为，江辰先生作为我当事人的独子，理应承担起这份法律和道德上的双重责任。因此，

我们向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江辰先生，

一次性支付原告江国胜、刘梅二老赡养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五亿元！

”五亿。这个数字被他用尽全力地吼出来，在法庭里激起了一阵清晰可闻的抽气声。

旁听席上的记者们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奋笔疾书，快门声再次密集地响起。

我看着对面那两位老人。听到五亿这个数字时，刘梅的哭声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

她的眼中瞬间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贪婪和激动，虽然稍纵即逝，却被我捕捉得清清楚楚。

江国胜则把头埋得更低了，仿佛这个数字让他感到无地自容。我的律师，

国内顶尖的律所合伙人李薇，从始至终都保持着职业的冷静。她在我身边低声说：“江总，

意料之中，狮子大开口，试图用舆论和道德绑架来影响判决。”我微微点头，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两个人的脸。我的记忆，像一部老旧的黑白电影，开始不受控制地回放。

那不是一个温暖的怀抱，而是一个冰冷的冬夜。我被裹在一床破旧的薄被里，

放在外婆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外。我记得那晚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记得我哭了很久，哭到嗓子都哑了，直到外婆打开门，看到雪地里几乎要冻僵的我，

发出一声惊呼。被子里，塞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此子不祥，恐克全家，

勿寻。下面没有落款，只有一个用红墨水按下的、模糊的指印。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悲壮的牺牲”。不是因为贫穷，

而是因为一个走街串串的算命先生说我命硬，会克他们未来的“贵子”。于是，

我就像一件不祥的垃圾，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丢弃了。法官看向我，声音威严：“被告，

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陈述，你有什么需要回应的吗？”李薇站了起来，

声音清脆而有力：“尊敬的审判长，我们对原告律师陈述的所谓‘事实’，持有严重异议。

我的当事人，江辰先生，承认与两位原告存在血缘关系。但是，

原告所谓的‘寄养’、‘无奈牺牲’以及‘多年寻找’，均与事实严重不符。

两位原告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遗弃。对于他们提出的五亿元天价赡养费，

我们认为，这并非是寻求赡养，而是彻头彻尾的、毫无廉耻的敲诈勒索。”“反对！

我反对被告律师使用‘敲诈勒索’这种侮辱性词汇！”对方律师立刻跳了起来。法庭内，

唇枪舌剑的交锋正式拉开帷幕。首先被传唤上庭作证的，是刘梅。她颤颤巍巍地走上证人席，

在法警的帮助下坐下。她先是朝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慈爱”与“悲痛”，

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误入歧途的孩子。“孩子……阿辰……”她刚一开口，

眼泪就掉了下来，“妈知道你恨我们……是妈对不起你……可是当年，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她开始声泪俱下地讲述那个被她和律师精心编织出来的故事。

“那时候你爸在工地上干活，被人骗了，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欠了一**债。

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了。我抱着你，饿得头晕眼花。我看着你饿得直哭，

我的心……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一样啊！”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把你送到你外婆家，是想让你活命啊！我们想着，等我们缓过来了，马上就把你接回来。

谁知道……谁知道后来我们去找，你外婆却说你们已经搬走了，

不知去向……我们找了你好多年……真的找了好多年啊……”她的表演是如此逼真，

以至于旁听席上已经有了一些同情的窃窃私语。有些记者甚至露出了感动的神情。

多么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或许我也会信了。李薇等到她哭声稍歇，

才不疾不徐地站起来，开始了她的提问。“刘梅女士，你刚才说，你们是因为家里极度贫困，

才将江辰先生送走。是吗？”“是……是的……”刘梅用手帕擦着眼泪。“那么请问，

具体是什么时间？”刘梅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会问得这么具体，

眼神有些慌乱地瞟向自己的律师。

“大概……大概是三十年前的冬天……我不记得具体哪一天了……”“好的，

三十年前的冬天。”李薇点点头，拿出一份文件，“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在江辰先生被您‘送’走之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第二年春天，您的第二个儿子，江浩，

就出生了。对吗？”刘梅的脸色瞬间白了一下。“是……是的……”“这就奇怪了。

”李薇的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一根针，“按照您的说法，

当时家里已经到了‘一粒米都没有’的地步，你们甚至养不活一个三岁的孩子。那么，

你们又是如何有信心、有能力去迎接一个新生儿的到来呢？难道刚出生的婴儿就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穿衣，不需要花钱吗？”“我……我们……”刘梅语无伦次，眼神慌张地看向江国胜，

“我们是后来……后来情况才好转的……”“情况好转得这么快吗？”李薇步步紧逼，

“一个月前还食不果腹，一个月后就敢生养第二个孩子了？还是说，

你们之所以觉得养不起江辰先生，只是因为，你们想把所有的资源，

都留给即将出生的、你们更期待的那个儿子？”“你胡说！”刘梅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

尖叫起来，“我们没有！我们对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疼爱的！我们只是……只是当时太难了！

”“是吗？”李薇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那你又如何解释，在江辰先生被送走之后，

你们从未去公安机关报过失踪，也从未在任何公开渠道发布过寻人启事？

你们所谓的‘寻找’，就是在茶余饭后跟邻居打听一下吗？这听起来，

可不像是思子心切的父母，更像是……在确认一件丢掉的垃圾，有没有被人发现。

”“你……你血口喷人！”刘梅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开始撒泼，“法官大人，她欺负我！

她一个伶牙俐齿的律师，欺负我一个没读过书的老太婆！天理何在啊！我自己的儿子，

找人来欺负自己的亲妈啊！”她开始在证人席上嚎啕大哭，拍着桌子，语无伦次地咒骂着。

法官敲响法槌，警告她控制情绪。接下来上庭的是江国胜。他比刘梅要胆怯得多。

全程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对于李薇的提问，

他只会用“是”、“不是”、“我记不清了”来回答。他就像一个提线木偶，

被刘梅和他们的律师操控着。李薇问他：“江国胜先生，你爱江辰先生吗？”他浑身一颤，

过了好几秒，才含糊地“嗯”了一声。“那在你过去的三十年里，你为他做过什么？

你给他买过一件衣服吗？你给他交过一分钱学费吗？在他外婆重病需要手术费的时候，

你伸出过援手吗？”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打向他。江国胜的头埋得更深了，